书城社科创意与责任:中国电视的本土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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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潮流与趋势(11)

对2006年中国电视纪录大片创作的

观察与思考2005年底,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达到3.09%,为2005年中国电视屏幕成就了颇为恢宏有力的收势之笔。随后的2006年里,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又相继出现了《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大国崛起》等纪录大片,几乎每一部片子的播出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形成了一种久违的纪录大片热。在经历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为什么纪录片在2006年再一次开始引发社会关注?是节目形态的偶然还是媒体发展的必然?这种渐显的热是昙花一现还是持续发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媒介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这些大片相对于过去有哪些突破,又将对未来纪录片创作、对电视媒体、对广大受众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值得一番探究。

一、纪录大片现象出现的原因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视发展曾经历了一次纪录片热潮,《让历史告诉未来》、《话说长江》、《望长城》等诸多纪录片不但在当时创造了收视奇迹,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而且对以后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永远载入了中国电视发展的史册。然而,在上个世纪末《邓小平》、《香港沧桑》等纪录片出现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虽然纪录片的理论探索逐渐升温,但创作似乎日益边缘化和琐碎化,相比于其他热闹喧哗的电视形态显得有些失落和萧索。直至这两年却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的纪录大片,并又重新开始引发媒介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其深层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时代发展的呼唤

电视媒体跟时代是不能分离的,电视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品,或者一种日常生活的伴生物,它应该是某种责任。这几年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普遍提高,历史文化空前受到重视,在这种时代的大发展背景下,主题宏大、内容丰厚的纪录片呼之欲出也就是必然的。

2.电视本身结构调整的需要

中国电视自身的改革经历了从以节目为核心到以栏目为核心、以频道为核心的过程。此前,栏目化趋势遏制了电视大片创作的播出平台和生产空间,电视媒体激烈的竞争也使得电视媒体投入产出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在经过几年的探索发展之后,电视台,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各频道设置逐步到位,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媒体形象和品牌建设受到重视,加上电视纪录片人多年执著顽强的职业坚守和高端追求,当这种追求和电视媒体的要求相契合时,在资金到位和技术支持下,大片就产生了。

3.对娱乐风潮的拨乱反正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节目,能够拉动收视率、拉动观众参与的电视娱乐节目占据了中国电视的大部分空间。但是,在经过连续多年缺乏深层创新的发展之后,观众在这种强大的娱乐风潮中逐渐产生了审美疲劳和厌倦;同时,随着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电视观众也产生了新的诉求,需要看到让心灵震撼的、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有内容的节目产品,纪录大片的出现也是应和了观众的呼唤。

二、电视纪录大片创作的突破

这两年出现的电视纪录大片是在经历了纪录片创作的繁荣和沉寂的起伏,经历了娱乐风潮的冲击和整个电视观念的变化,经历了时代文化观念的变迁之后,经过创作者多年的积蓄和积累之后产生的,它必定带有这个时代的诸多特质,超越了以往纪录片并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具体到每部大片,进行分析,其创新、突破点各有不同。

1.《故宫》的三个亮点

故宫是静态的皇家建筑,在很多人的视野或者想象中,就是一个化石般的文物,但是《故宫》把这种静态的对象做了非常精致的动态化处理。比如,它不做简单的文物实体展现,而把文物后面的故事和文物本身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借着故事、借着事件让它动起来,活起来,为一个静态的文物赋予了生命,赋予了鲜活的历史。

二是宏大历史的细节处理。故宫是中华文化历史文明的缩影,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么宏大的主题,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视角和思考很容易导致大而空泛。怎样才能留住观众,让观众能够通过电视的方式去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充足而丰富的细节,类似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样,把大历史浓缩在一年当中,在这一年当中又选择若干个细节去呈现。对于电视来讲,这非常关键。

三是对过去故事的现在时态处理。传统的专题片在反映文化内容这种类型的题材时,惯于用过去事态的口气来描摹过去时态,总是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这仅是还原历史的一种方式。《故宫》之所以深受大家的欢迎,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所有的切入几乎都是从现代进行时开始的。

2.《再说长江》对中国电视纪录大片的贡献

第一是影像的突破。在23年前《话说长江》的基础上,《再说长江》第一次提供了真正由中国人拍摄的万里长江的最完整、最清晰,也是最准确的影像。它的影像不仅仅是完整的、全面的、全景的,而且是立体的:具有横向的地理跨越,从长江源头到长江之尾的全景图像;也具有从空中航拍到水下摄影的纵向跨越,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影像长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二是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和主题的正面表达。《再说长江》和其他的电视大片不同,它不是纯历史的观照而是对现实的扫描。在中国,记录现实就要张扬主流价值,时代颂歌、应景之作、命题作文不容易出彩。而《再说长江》用正面表达的方式来描摹长江,展示长江,张扬我们今天时代的主流价值观。难得的正话正说,说得非常有感染力,说得非常有分量。

第三是情感力量的凸显和表达。《再说长江》抓住了一种情感的力量,把一种时代的激情、民族的激情和每一个个体人的激情融在一起,创造了强大的感染力。比如三峡移民这个很难做的题目,创作者很巧妙地躲避开了很多敏感的国际话题或者政治话题,把发自内心的情感,对故乡,对家园,对家族,以及对一种地域文化的留恋,那种挥之不去、割舍不下的一种深情,和延伸出来的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激情交融在一起,张扬了一种情感的力量。

3.《大国崛起》的突出特质

第一是视角的突破、题材的宏大。一方面,若干年来,世界各国的电视人拍中国不在少数,但中国人拍世界还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反映国外,拍旅游风光、风土民情的轻松愉快的内容很多,却鲜有有分量、厚重的重大国际题材,《大国崛起》应该是个突破。其特殊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一种显现,也是中国电视发展到一种高度的显现,还是中国电视人的一种责任显现。

第二是思想的力量。12集的《大国崛起》播出之后超出预期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2006年岁末《大国崛起》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由此说明,12集的《大国崛起》,用思想的重量,击中了观众的思考,引发了民族的志向,激发了国人的豪情。在我们最近这些年的电视大片中,《大国崛起》以它思想的力量,卓然独立于中国电视荧屏。

第三是独立制作而又整体风格统一,形成了生产模板。《大国崛起》每一集的内容差异性很大,国家差异性大,历史、空间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大,但是都能够用一种方式去制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模本。这也显示了中国电视的一种成熟。

另外,在2005年、2006年的中国电视荧屏上,除了《故宫》,年中的《再说长江》和岁末的《大国崛起》,还有《新丝绸之路》和《圆明园》。《新丝绸之路》显然是对1979年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的重走和重拍,也是一个经典重拍的案例。《圆明园》除了艺术创作方面对传统纪录观念的挑战以外,最重要的信号是纪录片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线进行成功的尝试。在电影屏幕被国外进口大片和国内商业电影覆盖的时期,作为一部严肃的纪录片,《圆明园》在电影院线取得的微小成功投放,却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意义,证明好的纪录片在市场上照样可以有所作为!

三、纪录大片的影响和启示

第一,它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电视的文化生态。

在电视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三种格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精英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而在这三种价值取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大众文化的趣味,以娱乐节目为主导。相比较而言,主流文化的取向和精英文化的取向,在电视荧屏中的份额比较欠缺,特别是精英文化非常稀缺。这几部大片同时兼具这三种文化趋向,特别是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是很突出的。以大众文化的娱乐为主导的取向逐渐让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渗透进一些,多占有一些份额,从而会改变整体的电视文化生态,对文化生态的调整是有利的。

第二,它对中国电视自身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产品标本和有意义的探索。

一个大的企业如果没有新产品的研发,很快就会被挤出市场,最终一定会失败。同样,电视传媒领域,如果没有一个大制作、大片在做艺术和技术的探索,那么这个电视媒体就只能克隆而没有原创性,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会逐渐衰弱,甚至完全缺失。高明的电视媒体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拿出人力、物力、财力去做电视大片。这些电视大片可能暂时看不出效益或效益不明显,但是后续会具有一种示范效益。只有在大片中才有可能进行日常小片中无法探索的高技术和高艺术。而这种成功的探索或者失败的探索一定会对常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三,影响观众,引领观众的观赏旨趣和审美取向。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看电视不仅是为了获得娱乐,更希望获得思想和理性。中国电视观众被视为文化层次低的、审美趋俗的、简单的群体。这是对观众最不尊重的判断。其实电视观众到底要什么,就像餐馆和吃饭的客人一样,你不能怪罪说客人的口味是低俗的,首先要看你这个厨子是不是有足够的水平。高级的厨子会让一般的客人品出高级的厨艺,同样,电视人应该相信观众有判断力。大片可以培养很好的高级的观众,或者培养观众更高更好的一种观赏旨趣和收视口味。

第四,彰显大国的文化责任,提升文化影响力。

中国电视大片是当代中国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影像内容直接体现着当代中国的某种价值观。对内,可以彰显其主流文化价值,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对世界、对历史的基本态度;对外,可以更加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并以其高质量的产品改变中国电视在世界电视文化版图中的份额、形象和价值。以往,或许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旅游风光片、外宣片占据了过大的份额,而电视纪录大片的出现,将有效地改变中国电视对外输出的产品格局和样态,进而改变中国电视的文化版图。因此,电视大片的创作意味着一种文化责任,这就是,用今天的电视影像去表现深厚的人文历史内容,给电视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蕴,这是一个大国,同样也是电视大国扩张民族文化影响力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

电视纪录大片,经过一个生命周期,需要长度,需要积淀。从1997年到现在,沉寂了若干年后,在2005、2006年爆发出“热”的现象,应该看到这是多年的积淀,伴随着各种机遇的积累,最后走到这一步,这是一种必然。至于今后纪录大片会有怎样的景观,应该和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电视媒体发展以及纪录片自身探索密切相关。我相信纪录大片乃至整个纪录片创作会向前发展,毕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文化应该是丰富的、多元的。

(本文发表于《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