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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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的翻译与出版(1)

顾彬

很高兴能结识这儿的老师和同学,我希望能在此作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首先感谢贵校给我精心安排了这样好的机会,使我能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3月份,我有机会去美国参加一个翻译会议,在那里用英文做了一个报告。

今天,我想再用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存在不少问题,但一般来说,不搞翻译的人是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追求经典的人,就是说,我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我对文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翻译家和作家。我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德语国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大家总认为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其实也不尽然。在德国波恩大学,我基本上没有机会给那里的学生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在那儿,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在20多岁的时候,我迷上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其次是宋代散文,所以我还从事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另外,我刚刚在德国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史》。过去三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诗歌,因为我始终对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纯属个人的见解,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对的地方,那么欢迎随时更正和补充。我希望能形成一种争论的氛围,不太乐意别人一味地附和我的观点。

接下来,我想从三方面展开话题:首先谈一谈人们对汉语的一些误解,然后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出版和翻译情况,最后讲一下语言的重要性。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可是,我公开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德国大学很晚才对教授从事翻译工作予以认可。在今天,你们会发现德国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位教授做翻译,原因很简单——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有种“怨恨”的情绪。不只是因为翻译的地位比较受人轻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总是占用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比方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么,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多久呢?半个小时!最多三刻钟!为什么这样短?这与我的翻译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得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天大约要花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中国的当代作家。可一般来说,中国的作家们并不了解我这样的状况,反而认为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要想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语言水准。

我能够创造自己的词汇。有时,在没有其他出入的情况下,我会用这些创造的词汇翻译中国的诗歌。可是,一旦我在翻译中用了这样的词汇,那么就不能再次使用了,不然人家会以为我是在抄袭欧阳江河(1956-)和王家新(1957-)的诗歌。

过去20多年里,在众多德国机构的邀请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来到德国,与当地的读者见面。不少著名的作家,比如王蒙、张洁等人,还能在德国呆上一年半载。有时,德国机构会给语言水准一般的作家召开翻译会,请我帮忙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优美的德文。但是,如果他们的语言本身有问题的话,我能顺水推舟地译成差的德文吗?

当然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德文版作品有时要好于中文原作。我听说,美国人对翻译工作是不重视的。如果要申请大学职位,最好不要告诉委员会曾从事过翻译,不然很有可能失掉工作的机会。

通常来说,一名翻译者仅凭一本辞典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甚至包括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位作家的思想总是会有其来源的。比如北岛(1949-),他的诗歌与30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现在,他还在重申自己受到了老一辈诗人的影响。那么,若是想成功地翻译北岛的作品,怎可以不事先了解一下30年代朦胧诗的发展呢?再如杨炼(1955-),他受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海德格尔的“挖掘”(Ausgraben)的概念。可是,如果对海德格尔缺乏了解的话,你能读懂杨炼吗?

总之,一名优秀的翻译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通晓多种语言。在欧美汉学界,很少有人读过我本人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一直忙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而这的确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在翻译的时候,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必须为此跟周围人交流一下,不然就没法继续进行。至今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与德国的同仁们交流杨炼诗歌的情景。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存在着质疑。

不过,幸运的是,我现在得到了德国翻译界和德国作家的认可。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我的译作,从而使得我的翻译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同时也令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从事这项事业。去年,德国最大的出版社要求我再出一本译作,因为原先的两本诗集已经卖光了。本来我想把给杨炼的译作再版一下,但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于是便重新译了一遍。讲这些无非是想表明,我对自己的翻译始终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位翻译家的呢?很晚。1985年,波恩大学聘请我教授汉语。这所大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专业,注重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翻译家。因此,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波恩大学逐步开展翻译工作,后来,由于这一工作得到了德国作家和翻译家的认可,我也就渐渐公开了自己的翻译身份。现在我非常迷恋这项工作,原因很简单——这对提高德文水平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要知道,德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系统,不少教授之所以无法在德国立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德文不够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借着翻译的机会,我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文。

现在,我想谈谈第一个话题——对汉语的误解。最近,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德国翻译家彼得·乌尔班(Peter Urban,1941-)说,他在译介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Chekhov,1860-1904)作品的时候,所用的词汇都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这位俄国作家。但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契诃夫懂德文吗?我想,乌尔班的本意大概是想表达对原作的忠诚。但是,对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如果读一下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完全是从创造的角度开展翻译工作的。可以说,他创造性地译介了中国当代的作品,尽管他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就像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那句著名的口号——Make it new!葛浩文认为,《狼图腾》有不少地方是有问题的。比如里面的***主义倾向。作为犹太人,他当然不可能把具有这种倾向的内容译成英文,而且他也明白,这样的作品是不会在美国出版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这部作品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删除了。另外,葛浩文本人也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在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时候,对于那些水平较差的作品,他采用了概括和总结的译介方式。因此,他在美国出版的那些译著,其实融合了他本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和判断。我的一位学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他把《狼图腾》全部译成了德文,但在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原因就是德国人对其中的一些内容非常敏感,尤其是像“血”和“土地”(Blut und Boden)之类的字眼,因为这都是希特勒当年曾使用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找到编辑部,以英文版本为依据编译德文版本。于是,同样在取消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之后,才得以在德国出版这部著作。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最有名的小说就是以狼为主题的。姜戎(1946-)在上个世纪60年代读过杰克·伦敦的作品,可以说,他的《狼图腾》是中国式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德国人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对姜戎的话题并不陌生。德国人有个习惯——喜欢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味一下孩提时代读过的东西,由于许多人过去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写的。

大家都知道莫言(1956-),他一般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一部小说。比如《生死疲劳》,他说自己是在43天内创作完成的。德文版的《生死疲劳》一共990页。可是,一位德国作家能在三个月之内写出900多页的文字吗?如果是一位通俗作家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他是一位严肃作家,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在奥地利发表的小说,总共约100页,为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忙了整整三年,然后又花了三年时间修改,就是说,从2006年一直忙到现在,然后才出版。原因在于,我需要反复地检查其中是否存在问题。并且,如果一部小说问题太多的话,会给翻译者带来很多的困难。

要是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怪罪的将是翻译,而不是作者。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的一切错误似乎都应归咎于翻译者。

现在谈一下第二个问题——译本的问题。我们原本认为,一位作家在完成创作之后,将作品交给出版社就大功告成了。不管他写的是什么,出版社肯定会按照本来的面貌出版,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好的出版社是不会这样做的。直到现在,德国还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每逢书籍出版的时候,出版社会组织人逐字审查。一旦发现问题,便会邀请作家和翻译家共同商议该如何修改。这说明作家、翻译家和出版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另外,就目前看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成为与市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一位英国人在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发行的时候,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包装,精美的包装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市场,这样一来,作品封面的设计便成了关键问题。比如姜戎就认为,他的作品封面上应该有狼的图片,不然会影响书的销售。难道作家是有意要这样做的吗?不是的。但为了能顺利出版,作家将不得不听从出版社的建议。

另外,外国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依赖于翻译的水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原作,翻译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翻译水平不高的话,将会给作品的销售带来很多的困难。葛浩文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结果他成功了,因为他的英文很漂亮,并且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他的英文译作水准要比原作高出许多。正因如此,他现在成了德国出版界争抢的热门人物。当葛浩文在美国出版了某部中国当代小说之后,马上便会有德国出版社提出购买作品的版权,然后再请某位精通英文的翻译家将英文本转译成德文本。通常来说,葛浩文不做诗歌、散文和戏剧翻译。想出版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完全取决于出版社的要求。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德国,出版社都想卖出自己的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此,我不会提出批评。但是,在销售姜戎、余华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的时候,出版社会在海报上作这样的宣传:某本书的销量超过了《圣经》!某本书成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那么在德国,都是哪些人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呢?文学家?教授?都不是!在德国人眼里,中国当代小说大多属于通俗文学,它的读者基本是些对文学没有过高要求的人。但是,对德国读者来说,如何才能找到一本令自己感兴趣的书呢?

德国出版社自会有一套办法吸引众人的眼球,令人感到——这正是我想要的书!

在德国,人们通常把非常厚的书称做“火腿”。为什么呢?以前,我们的祖先靠一根火腿就能度过冬天。天天吃火腿,多好!同样,人们不一定非得天天读不同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