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3283900000047

第47章 秘密与信仰(1)

——对“文革”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夏可君

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

信仰之为信仰,就是有着秘密,有着对秘密的责任,有着对他者秘密的尊重!

但是,秘密的悖论在于:秘密一定是要分享的,只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你对我所说的秘密承担责任——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个秘密,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否则你就不值得信任了。这个知道秘密的人也会如此重复,把这个秘密传递给另外一个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如此反复,秘密就不断被传递开来。但如此这般,秘密还是秘密吗?但如果一个秘密不被分享,只是知道者自己带进坟墓的话,那也根本就不是秘密了,既然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他的这个秘密。如何既知道分享了秘密,又没有泄密?并且没有以秘密来换取和交换什么利益?这些问题成为思考生命伦理的根本前提,如果以秘密来施行迫害,来交换生命,这即是恶的开始。

秘密,秘密的分享和对秘密的责任,构成了生命伦理最为核心的关系,构成了伦理的最初发生,甚至,也构成了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共同体或者共通体就是对秘密分享的团体,与之相应,告密则是背叛,就如同犹大的命运,是被抛弃,被诅咒。

秘密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

对于宗教信仰,这是以秘密的方式守护秘密,信仰一直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秘密关系,上帝知道一切秘密,与之接近的人也就在分享他的绝对秘密。而且这共享要秘密地进行,每一个宗教组织都有其秘密的行规,不可被外人知晓,因此最为体现秘密的是宗教信仰。但同时,真正的宗教也要求绝对地尊重秘密,既然每一个生命都有着上帝赐予的秘密,尊重他的秘密就是尊重他身上的上帝的心意或者礼物!

但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

诗歌,或者说文学,是以秘密的方式来暴露秘密——文学的写作是一个秘密,我们不可能知道文学的法则,但是文学确实在暴露我们命运的秘密,让我们与故事人物一起分享他的命运。如同诗歌写作,在“文革”中是最能暴露一个人内心秘密和情感心意的,也成为最为需要解密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聂绀弩的诗歌既没有保护他自己,也牵扯进更多亲密而且能够理解他诗歌秘密的朋友。越是亲近诗人,越是理解文学和诗歌,就越是具有进行秘密交换的条件,也越是可能成为解密者,即成为潜在的告密者!因此,我们就会理解,黄苗子越是有才气,也就越是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牵连者,不管他是黄苗子还是其他聂绀弩的朋友们,已经处于这个告密和背叛的境况之中。一个总体败坏的文化,如何能有庇护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也一直没有找到揭开这个文字套索的方式,文人们就一直在无谓的牺牲和伤害之中煎熬!

经济行为呢?经济则是秘密地交换秘密,尽管我们知道商业运作规则,但是获利的方式依然是一个秘密,秘密一直在交换,但是秘密本身却不可见。如同说市场是无形的手,哪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却还是一个谜。在“文革”中,为了个体生命的存活,为了家人的存活,以秘密作为交换就成为最好的手段,尽管在最终的博弈中,自己和家人都成为秘密交换的牺牲品!秘密一直在要求一个献祭牺牲的逻辑:不仅仅是心灵的煎熬,而且就是身体的牺牲。“文革”是一个以秘密的交换来召唤生命献祭的时代,被迫害与主动伤害都在牺牲的交换逻辑中滋养着暴力:秘密的交换并没有转变出最小的暴力,反而扩大了暴力,这是生命的经济在秘密的暴力中无法解决的悖论。

政治,当然更加与秘密相关了,政治是拥有秘密的权力,政治就在于对秘密的少数拥有与严密控制,分有政治秘密的人也就分享了权利。表面看起来,“文革”似乎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既然所有人都在告密,到了最后,不就一切都暴露出来了?可奇怪的是,越是告密,秘密越是在增加!似乎秘密在政治斗争中自身繁殖着!这是因为,既然秘密可以换来存活的权力,或者说知道更多的秘密可以充分保护政权的权威和权力,那就需要知道更多的秘密,需要更多的人来泄密,直到把不是秘密的也当做秘密!

比如简单私密的日常生活,比如最为公开的酒桌上的牢骚话,比如远远超越作家本人意图的诗歌等文学文本,比如内心转瞬之间的念头,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瞬间意念,等等,都成为政治要监控的对象!政治的成本之高,也迫使生命政治最终走向迫害和谋杀,只有谋杀一个人才可能减少秘密的繁殖,如同对种族的大清洗和灭绝。秘密,在某个特殊时代,成为谋杀生命或者身体的催化剂。这是生命政治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和身体如此紧密地关联起来,“文革”的暴力语言和身体的暴力行为的亲密关系,一直有待于更加深入地思考。

当然,科学一直以发现秘密为进步的标志,但是也假定了自然的秘密一直是还有待发现的。启蒙理性要照亮一切,揭示一切,在秘密的逻辑上,也走向了自身的悖论。

“文革”期间对一切的揭发也是有着所谓科学主义的幌子的。当然,如同窃听技术的出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更加处于没有秘密的时代,我们的电话、手机、网络账号等等,无一不可以通过技术来解码,哪里还有个人的私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何可能?在“文革”时代,尽管多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揭发秘密,生命政治的真相体现尤为彻底,而且把每一个人的内心意念都当做解剖的对象,还是指向身体的,只是技术更加原始一些。

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一切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黏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这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黏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本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加大,深入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