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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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关于摩罗近来的变化

张文举

我是摩罗的朋友,我们曾经相识,有过友好的交往,他帮助过我,我不敢忘记。

对他的印象:一、善良,天生的;二、在精神和心理上曾承受过不少;三、有才华。这些都有他的书为证。虽然他自称“摩罗”,但他绝非尼采意义上的强者或超人,甚至相反。他的书我买过一本,他送过三本,他的一些文章即使到如今,也是我十分欣赏和喜欢的。

但是摩罗变了,变得很厉害,很奇怪,让人莫名其妙。如果贴一个标签,大约是民粹主义加部分意义上的新左派。这个变化大约是从去年甚至前年开始的,以今年最为显著。最近有一连串的文章:《猖獗五百年的西方霸权将成为地方性霸权》、《告别五四,回归康梁》、《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百年来是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华夏秀才的文化转型》、《宋鸿兵〈货币战争〉与中国国胆》、《读刘仰〈中国没有榜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太平洋战略》、《乾隆回英王信的是非曲直》、《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从胡适到李银河的微妙变化》,等等;此前最典型的有:《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

所有这些文字,最核心的意思大约有:1.鲁迅、胡适等五四前辈所从事的“国民性批判”工作是自虐行为,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误导,跟着人家瞎起哄。2.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是对全世界的抢劫和掠夺,而基督教在这中间起了开路者的作用,基督教编撰了“欧洲优越论”的神话,极具排他性。3.敏感的敌人意识,比如西方人在近代到中国来,皆为了抢劫,所谓“西盗”,不分殖民主义分子、冒险家、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反正一锅煮,统统都是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势力;再比如,论到近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他喜欢用“围剿”一词概括,等等。4.对知识分子、对文化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5.对底层,有着牵及心魂的系念,有意无意代表“穷人”说话,对对穷人“不”友善的言语过分敏感。

我认为,国民性是真实的存在,不管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我们所具有的国民性成分,但我们确实有,而且很突出。当年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人等,留有大量文字,谈到中国人的特点,其中有缺点,也有优点。浏览这些由不同的人留下的文字,你会发现无论缺点还是优点,总有那么一些是共同的、重合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确实有其“特点”,这特点即所谓国民性。所谓反思国民性,主要是说我们“有”,并且其中许多是很不好的,亟须改进;而且这个“有”,不是说其他民族就没有,只是说我们“有”得比较普遍,所谓“特点”是也,所以才叫“国民性”。五四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热心于反省“国民性”,他们接继的正是此前西人的话题。就我阅读所及,结合自己49多年在中国社会切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我不认为这些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观察,在基本的方面是存有偏见或者是自虐的,更不认为他们的心态是阴暗的或者是不健全的。

我倒是觉得他们的观察是非常之准确,往往一针见血;在心态上,也是光明和正面为主,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变得好起来。其实国民性不光中国人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有,他们也有自己的国民性批判,不是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的书吗?

关于国民性,我认为讳疾忌医不是好办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容否认,且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怎样去改变这国民性?现如今,我也知道了,造成国民性的主要原因,不在文化,在制度,是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榨干了民族肌体的健康血液,造成了人性的萎缩和变异。

说到西方,说到传教士,说到基督教,我以为摩罗的知识不够全面和准确,判断缺乏精到细致的分析,先入为主的偏见太甚,所以结论只能是跟着感觉走的“意见”而已,不具有认真对待的价值。比如谈到丁韪良,摩罗发诛心之论,讲到一个什么“太平洋战略”。据我所知,丁氏本人有一本书,叫《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我阅读的印象,并不如摩罗所说。他75年的生命历程,在中国度过66年(1850—1916),他对中国是友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希望中国能快速融入现代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据有一席之地。为此,他做过不少事情。他1916年在北京去世,死后与妻子合葬在西直门。摩罗还讲到,“基督是一个征服神”,果真是这样吗?我以为,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与资本主义商业贸易要分开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更要分开。如果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我的这个说法应当能接受。要讲良心,请仔细考察一下近代以来到中国来的成千上万的传教士,看看他们对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才好发言。讲“征服”也可以,关键看征服的是什么,是“人心”?是“人”?是“国家”?

至于爱国主义等话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知识奠基的问题,绝不能笼而统之地谈论。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等,曾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言说传统,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和法学,还涉及哲学和信仰神学,必须认真地去梳理和了解。记得是前年秋天,当我一口气读完林达介绍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四本书之后,深深为这一文明传统中所蕴涵的高度智慧所震撼,它绝不比现代科学体现的智慧低多少!两千五百年里,一代又一代哲人殚精竭虑,探讨和设计的这样一整套防范人性之恶、揄扬人性之善、保障人的权利的制度,需要怎样的心智呢?如果承认人性之恶,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将是这一制度潜在的敌人,如何有效地防范、疏导和卫护,这绝不是一人、两人的普通心智所能完成的。再比如,要谈爱国,得首先搞清楚,这国是谁的?爱国不是无条件的,王夫之区别“亡国”与“亡天下”,良有以也。对于被强盗和流氓绑架了的国家,如果要去爱它,我可得仔细思量一下怎么去爱,我不能跟着别人瞎起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听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

关于敌人意识,我以为这是弱者的一种不易超越的心结。我只能寄希望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希望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能更多地用光明的心态看待别人和别国;同时能更多反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切实寻求改变之途。

我本来自于底层,我想自己是基本了解底层的。我从来都不以为底层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不论穷人富人,同样有好有歹。以缺陷说,在穷人中间,我多少次见证过人性的狭隘、偏执、仇恨和心态的畸形;这其实就像在富人中间见证到浅薄、无聊、自私、傲慢、无知、沾沾自喜一样。人性是相同的,并不分阶级和阶层。耶稣三年传道中,既有大量各式穷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从不避富者和贵者,他多次高高兴兴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坐席吃酒,向他们谈天国的福音,他平等地看待一切人。总之,我们切切不可以出身论高低,我们不应美化贫穷,就像我们不应鄙弃贫穷一样;对于富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从现实讲,人性成长的土壤很重要,能富有一点、尊贵一点,总比贫穷和卑贱要好些,人性发育起来也会顺利许多。据我这个年龄上的经验,我非常希望能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一批真正的贵族和绅士,社会和文明都需要精英,我们则太缺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阶层!

发端和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毋庸置疑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高消费、高能耗,过分的物质主义,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掠夺,等等。这些已远非西方的问题,早就成了全球问题,它们需要我们以十二分的认真去对待。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绝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甚至鄙弃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的理由,尤其不能成为护短扬己自我辩护的理由。西方现代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科学使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民主使人从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科学和民主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信仰背景和思想背景,对于基督教以及其他,似应先行了解再下断语不迟。海德格尔晚年在谈话中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他的上帝指的不是西方(基督教)以外的。摩罗提到晏阳初,说他是中国近代第一号圣人,但须知,晏是基督徒。这一点是偶然的吗?还有一点,格外值得强调,西方现代文明绝不仅止物质主义一端,其精神文化所达至的高度,为每一个心态平正通达的人所衷心肯定。

最后,必须表明,在思考和解决人类当今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时,绝不应该拒绝投注目光到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资源,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谨慎、深入地向所有文明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学习,以寻求应对之策。

(作者系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