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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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3)

冯友兰先生是相当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他接受了西方最好的哲学教育,又接受了中国最典雅的教育(但由于受到他那个时代对宗教的一般看法的影响,他的缺憾便是对宗教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他对哲学做了这样的定义,他说,“哲学是反思的思想,它不提供积极的知识,但是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是说,哲学这种反思的思想只以思想观念为对象,以逻辑的宇宙为对象,所以它不会停下来说这是物理学,那是化学,这是经济学,那是法学;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没有给我们指明一个确定的知识,所以它不提供positive knowledge,不提供积极的知识;自然法学讲的是自然理性所体现的自然法则,也没有说明什么具体的知识,只是强调它的“正义”精神,而实证法学讲的却是人定的具体法条(legality),所以实证法学也被称为positivelaw。虽然不是“积极的知识”,但它却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李慎之先生在被“钦定”为右派后,看了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马上就可以解脱,境界马上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哲学来说——你也可以说是宗教,像“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或者“Judaism”(犹太教),宇宙观、人生观和知识论都具有统一性,既是寻根究底的,也是安身立命的。

佛教有个办法,把这种统一性解释得很好,关于这“三论”的统一用三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即“不净观”。我们可以从“缘起性空”的宇宙论来设计一个例子:如果你想追求一个迷人的异性朋友,但却没有追求到,这对你形成了“求不得”的“烦恼”。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这个迷人的异性一百年以前就是一团游离状态的生命大分子,要用显微镜看才能看到,仅仅因为某种“因缘”,诸如其父母相爱、结婚生育、抚养其成长等因素,才成为目前这个样子;而一百年之后,他或她不过是一堆尸骨,难道你一辈子就追求这样肮脏的东西吗?显然你是不会的。对于求不得的东西,对于佛教而言都是苦。从一个宇宙的观点来认识这一点,你就会反思“这是何苦呢?”有这样的认识,你就觉悟了,就成佛了。从知识论上讲,这是用“不净观”来终止那些使你烦恼的事物,就是“看得开”。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孟子说过“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过去他这样的命题被当做唯心主义来批判。其实,孟子首先说自己有两大特长:“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知言”是知识论的中国表达方式——所以冯先生的知识论就叫《新知言》。“养浩然之气”是人生论的说法,不过它是与宇宙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西方宗教说上帝既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也是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统一在一起的。中国人说宇宙论是“通天下一气耳”,“气”是宇宙的基本粒子,相当于现代西方宇宙物理学中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他的人生观则是“养浩然之气”,是说人觉悟到自己的生命构成要素就是宇宙的构成要素,也是把宇宙论与人生论统一在一起。不过,过去我们把这种哲学上的统一性叫做“天人合一”,照冯先生讲是“天地境界”。如果仅从知识论看,我首先要知道我在说什么,用我的言论表达我的思想时,就是“知言”,既然如此,我便不再是一个凡夫俗子,人云亦云,做到这样独立的思想并表达出来,我的精神面貌则为之一变,所以我才能“养浩然之气”。如果再加上“尽心知性以至于命”,我们便可以理解“万物皆备于我”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什么是“反身而诚”呢?什么叫“诚”呢?如果你不知道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宇宙论便不会理解“诚”。它是说,宇宙万物的演化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在那里,无终无息,生命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在六千年前设计出来,然后在末日加以审判的;而是只要宇宙在,天地在,生命就会延续下去,这叫做“不诚无物”,“至诚无息”。人能够在生命中理解这一点,用语言表达出来,贯彻于行动,那就是“修辞立其诚”,是“诚心诚意”地待人接物。这种与宇宙论相契合的人生论就是“诚心所至,金石为开”;金石不开,显然是违反宇宙演变逻辑的。宋朝大儒、宰相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说,他跟司马光五年,得了一个“诚”字。司马光又教他,求诚要从不说谎入手。刘安世说,他初以为这很容易,但自己一反省,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不符之处很多。用了七年工夫,才做到“不妄语”。他说:“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有余裕。”他又说,司马光对他说:“只是一个诚字,更扑不破。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天人无两个道理。”他还说:“温公(司马光)……因举左右手顾之笑曰:‘只为有这躯壳,故假思以通(疑当做克)之及其成功一也。’”(《元城道护录》,转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就是未诚而求诚,人也是宇宙间之物,应该本来是诚的,但只因有个躯壳,有些事是从躯壳发生的,这就是自私,就有个“己”,就要有“欲”。若能克去己私,就可以得到像刘安世所说的那种精神境界。

因为人有个躯壳,不免受其影响,所以人的思想和行动即使不是邪恶的,也难免太过或不及而有不恰当之处。所以我们要反身而诚,去自己的躯壳之“私”,以观照于宇宙生生不息的“公”,这就是“诚”所表达的宇宙人文精神。总之,一个人之所以叫人,是因为他理解了宇宙生养万物的道理,遵循这个宇宙规则与人文精神的“天演”法则,而不“伤天害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这种精神,帝王们并不是不懂,“武则天”这个名字表明她也是懂的,但他们往往不这样做,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所以孟子就用这种宇宙人文精神告诫帝王们:要行仁政王道,而不要伤天害理,不要行违反天地良心的“霸道”,如果一个人把老百姓当草芥,则民可将他视为“寇仇”。所以,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所以,孟子是在用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自己的人生观,又用自己的人生观来践行世界观。这就是他做“天爵”,做“养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大家都熟悉他的“大丈夫”的人生志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这样讲的理论依据就是“天赋性命”的宇宙观,一如西方“天赋人权”的宗教宇宙观。其实《中庸》也讲到这个问题。《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就是说,哲学家讲的那个宇宙人生的道理,表面上并看不见,但实质上却存在于宇宙万物的生命里面,是冥冥中的一种永恒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爱因斯坦所信奉的那种自然神性,中国人将之表述为“从无极而至太极之道”,在宇宙中凡存在物必有其存在的道理,关键在于我们要动脑筋认识这一点。如我们随便找一对夫妇,参照着宇宙的自然道理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他们也没有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把极小的道理推广到至大至高之理,即使是圣人也不是说无所不知。这都是从宇宙观、人生观和知识论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的精神是关乎天人的,“天地之道”可始于夫妇,在最平常的事情里面体会人生的崇高意义,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则可以把宇宙论、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统一归结为四个不同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好叫做宇宙境界)。当一个人达到天地境界,就如冯先生所说,他已经觉解到自己是宇宙中一分子。所以,李慎之先生才说:“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所体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里面,没有必要从外面去找,也不可能由“先知”把这个外在的宇宙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人伦日用,担水砍柴,都有宇宙人生的终极道理在里面。这就是“每况愈下”,越是简单、琐细的事物,越能帮助我们切身感受宇宙的勃勃生机和普遍道理。所谓“梅况高士,竹况幽人”,从喜欢自然界中梅花的人那里我们可以联想到赏花人品性的高雅;从喜欢竹子的人那里可以感觉到他性情的幽静。这些都是自然物启示出的中国人文精神。所以,中国哲学的精神揭示出来的道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养自己的浩然之气”,都可以“替天行道”,都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西方文化中那种“道成肉身”止于耶稣一人的情况相比,中国哲学既为中国人提供了西方哲学的那种知性精神,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西方宗教的那种信仰动力。所以说,“究天人之际”的知识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以及“天地境界”的人生哲学,都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哲学那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和谐互摄的精神。

谢谢诸位!

(演讲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艾尔文尼亚大学教授,德国波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