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引进剧还给内地影视艺术创作带来了一股娱乐之风。“娱乐片”一度成为影视艺术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关注的核心是艺术的社会功能实现的问题。一部艺术作品如果缺乏引起观众兴趣的审美元素，那么就难以实现“寓教于乐”。类似于《霍元甲》这类从我国香港引进的电视剧，在引起观众欣赏兴趣的娱乐元素的开发上，为内地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从1979年4月第一部电视剧译制片《我们的过去》开始，中央台和地方台陆续译制了一批境外电视剧，如《加里森敢死队》、《巧入敌后》、《居里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娜拉》、《大西洋底来的人》、《达尔文》、《老古玩店》、《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敌后金达莱》、《海蒂》、《血疑》、《女奴》等。这对于提高我国电视剧的质量和推动电视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复苏阶段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一道独特风景。
思考题：
1.以《凡人小事》、《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例，简述短篇电视剧的反思和改革主题。
2.谈谈你对我国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的成败得失的认识。
3.简述引进剧对内地电视剧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五章】“走自己的路”：电视剧本体意识的觉醒
主要内容
★“走自己的路”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电视剧观念的演变
★长篇电视剧的文体自觉对电视剧发展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走自己的路”的含义
“走自己的路”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提出的“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意义引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国第10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针：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当时张香山局长所做的报告题目就是《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电视剧要“自己走路”，不仅意味着电视剧艺术要摆脱电影、戏剧的两根拐杖，还要充分显示声画电子传播艺术的优势，开创一条电视剧自己的发展道路。
“走自己的路”意味着电视剧本体意识的觉醒。如何“把文艺事业搞活”，这其中就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要落实“双百”方针，使文艺从“文化大革命”死气沉沉的局面中苏醒过来；第二层意思是要把创作搞活。从外部原因看，电视剧之所以要“自己走路”，是因为电影的“断奶”；从内部动因看，是呼唤“电视剧本体意识的觉醒”。
所谓“电视剧本体意识的觉醒”，是指对电视剧作为一门独立艺术样式的本体特征和审美规律的充分认识，最为根本的，是从美学的高度认识这种艺术的独特性，即从外在形式到表现内容建立相关的电视剧理论体系。对于遭受十年动乱的电视剧艺术而言，显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方面，在已有的电视剧史著中，大多认为中国电视剧在其初创阶段是一片空白。其实，在此之前，就有欧冠云的《电视剧是怎样的？》，周峰的《漫谈“电视剧”》，小予的《广播电视剧团所见》，霍大寿的《荧光屏上的艺术——访北京电视台、中央广播剧团》，孙企英的《电视剧〈火种〉导演札记》，石梁的《改编〈相亲记〉杂感》，木木的《电视剧能否采用象征性的景？》和1964年发表的《电视剧浅议》等早期的电视剧理论探索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在与电影、舞台剧、广播剧和话剧等姊妹艺术的比较中寻求电视剧本体理论认识的突破，并试图建立起电视剧独立的艺术品格。尽管早期电视剧的理论阐述涉及到了电视剧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他们得出的不同结论对我们今天认识电视剧的美学特征仍然富有启发性。
但是，诸多文章还主要限定在具体创作问题的探讨，偏重于对创作中电视技术的认识和把握，偏重于电视剧语言的发掘，还不足以形成理论研究的大气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刚刚露出一点苗头的理论研究很快也就湮灭在时代的风雨中了。
第二节 电视剧观念的转变
在描述中国电视剧本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历史研究的规范，探究关于电视剧观念的嬗变。
在中国电视剧复苏时期，参与电视剧创作的主力军依然是历尽浩劫的初创时期的电视剧工作者。从世界各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道路来看，所走过的道路基本相同，即最初都是在演播厅里制作直播电视剧。西方一些发达的电视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明了便携式磁带摄像机和录音机，这种技术上带给电视剧艺术的发展是革命性的。由于摄像机从笨重座机的固定点上解放出来，可以像电影摄影机那样轻便灵活，使电视剧创作不再受空间的限制。电视剧可以从演播厅里走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实景中，甚至比电影更自由，于是产生了新的电视剧作品。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观念的进步也是明显的。电视剧艺术家认识到，再也不能通过机械地组合舞台与银幕的表现手段来寻求电视剧艺术的发展。这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观念的嬗变在我国则推迟了十多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剧异军突起、蔚为大观。
中国电视剧在复苏阶段很快就告别了直播的艺术传播方式。1978年，复苏阶段的第一部电视剧《三亲家》全部在实景里录制。1979年，中央台还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摄录设备，为电视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于复苏时期创作的电视剧都是短篇电视剧，这种在西方被称作“电视电影”的电视剧形式使得人们很难清晰地将电视剧与电影的艺术属性区别开来。当时，电影界展开了关于“电影艺术特性”的讨论。1979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白景晟写了一篇题为《丢掉戏剧拐杖》的文章，文章从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的角度分析了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提出电影应该丢掉戏剧的拐杖。作为对白景晟观点的一种呼应，1980年5月，张骏祥在《电影文化》第2期上撰文，发表他在一次导演总结会议上的发言，题为《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