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集电视连续剧《严凤英》，以其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结构剧作，艺术地再现严凤英坎坷的一生，是恰当的。全剧不仅为严凤英立了传，而且也为黄梅戏立了传。因为成功地描写了开创黄梅戏事业的杰出艺术家严凤英的艺术生涯及其悲剧命运，实际上也就成功地再现了由民间说唱发展起来的黄梅戏的历史。称此剧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来谋篇布局，是因为它直面人生，既控诉了旧社会恶势力对民间文化和民间艺人的摧残，又讴歌了新社会对地方戏曲及戏曲艺术家的扶持和培养，同时还揭露了十年浩劫及其极左思潮对民间文化和人民艺术家的迫害。是新社会发展了黄梅戏，是共产党造就了严凤英；但也正是以党的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毁灭了黄梅戏，害死了严凤英。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历史、对文化的深沉反思吗？！
电视剧《严凤英》的不足，也正在于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还“严峻”得不那么彻底。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严凤英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一段生活的描写上：其一，在处理严凤英与小梁师傅、关师傅的关系上，似乎有意“为尊者讳”了。但实际上，严与梁、关的关系，既有感情的因素，也有艺术的因素。真实地展示这种关系，无疑是揭示严凤英个人性格形成、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方面。将这样重要的方面“讳”去，不能不影响到作为电视人物传记片的《严凤英》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其二，严凤英作为在民间文化里浸泡和成长起来的戏曲艺术家，不可能不受到民间文化对她的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的影响。
但在屏幕上，民间文化对她的积极影响，如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对恶势力的反抗精神等，都表现得较为充分；而民间文化对她的消极影响，却似乎被忽视了。其三，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在这一阶段生活中，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那股实际上对每一个现实的中国公民都存在着影响的“左”的思潮，对严凤英的文化心理乃至思维方式的影响，似乎也被忽视了。上述几条，恐怕都为导致严凤英在“文革”中的悲剧结局，多少埋下了一种不可忽视的“伏笔”。严凤英的悲剧当然绝非个人悲剧，而是历史悲剧，但屏幕上要塑造好作为真人、活人的严凤英的悲剧形象，除了深刻揭示铸成这一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外，真实展现导致这一悲剧的个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因素，也是艺术理应观照并完成的任务。《严凤英》在这方面的美中不足，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优秀之作本应蕴涵的更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对人性的反思
侧重于人性反思的电视剧以其特有的影像表达方式建构了以“人”为核心的意义结构，完成了自己的人道关怀。“文革”时期，人作为阶级的符号排斥了个人性和个性的复杂性。
“‘五四’运动萌发的‘人的文学’意识，在历史河川中分为三条渠道流动着，它就是文学中的人性、人道的意识，阶级的意识与民族的意识。这三种意识并不对立排斥而是互补相通的，可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复杂历史背景，以及随后出现的‘左’的思想影响，文学中的阶级意识日趋斥拒人性和人道精神。尤其‘文革’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遮蔽一切，‘人的文学’已经成为不得逾越的禁区。直到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人的文学’意识，十年浩劫的非人性与反人道，激荡起巨大的把人当做人的浪潮。”打破“文革”十年荒谬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文学进入大解放大开放的时代。“人学”在一代人反思历史、总结百年历史教训中，着眼点却是重建知识分子精神的家园，再造“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因此，它充溢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又不乏一股子饱含知识分子痛苦的历史的苍凉之思。“新时期文学狂飚天落式的大踏步走向人，以大写的人为中心，为了认识人发现人，不断向人的广度和深度开拓。”开始了从“民族性国民性和人自身的认识和发现，反躬自问，自省与自审善与恶、良与劣的人性复杂多重的特点，从政治反思转向了文化的反思”。
1984年富敏导演的根据程乃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穷街》，是一部有特色的电视剧。
在这里，小说中女性作家那种擅长细腻传情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女性导演的充分发挥。全剧镜头流畅，表演真切，给人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在繁华的今日之上海，居然还有“穷街”！而且，“富街”的某些上海人，至今还瞧不起“穷街”的苏北籍人！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够人深思一阵子。于是，面对“富街”某些人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穷街”人穷志不短，要为“穷街”争气，与之一分高下。这便是从小说到电视剧的《穷街》的立意所在。男主角张老师生于“穷街”，当年读书受到歧视、奚落，于是发愤读书，考上重点中学，后升入复旦大学，毕业后请调回到“穷街”中学教书，要终生服务于“穷街”子弟，为“穷街”争气。他用以激励、教育学生的理想和意识，归结起来，也正是这种“为‘穷街’争气”。
女主角文老师大学毕业分配来“穷街”中学教书，先是以她生长于斯的“富街”意识去俯视“穷街”，感到投错了“庙门”，因而不安心工作；后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对“穷街”由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由不满到同情再到热爱，终于也“升腾”到张老师的思想层次，自觉投身到“为‘穷街’争气”的行列中去。显然，编导的审美理想是附丽于对“为‘穷街’争气”的意识的褒扬之上的。这里丝毫没有贬低这种“为‘穷街’争气”的意识所具有的积极内涵的价值之意；而是认为，既然历史已经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引起了世界瞩目，那么，仅仅站在“为‘穷街’争气”的思想层次上观照现实生活，仅仅停留在以“为‘穷街’争气”的强烈意识去铸造和建构“穷街”子弟的精神格局，能适应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满足创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需要吗？应当说，“穷街”之“穷”，不独经济和物质，更在观念和文明。
人穷志不穷，固然可敬可佩。但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以现代意识论“志”，这“志”应立在用马克思主义去探究已经解放了三十余年的上海何故至今仍存在“穷街”与“富街”的悬殊和差异，立在尽快缩短和消除这种差异并使“穷街”与“富街”、与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同步腾飞上。毋庸否认，歧视“穷街”的那种“富街”意识，在实质上也是“穷”的，也是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但战胜和取代它，不能仅仅靠与之斗“气”的“穷街”意识，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封闭的、狭隘的乡土意识和市民情趣，而非开放的、先进的现代意识。
其实，“穷街”之“穷”，最可怕处，正在于多年来那个封闭的、狭隘的、落后的环境里形成的僵化的“穷街”意识——一种阻碍人的现代化的文化积淀。这种积淀的核心，便是对那种“富街”意识强加给“穷街”的外力（如对苏北人的歧视之类）的认同，并程度不同、表现不一地内化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在醉心于唱流行歌曲的那个女学生的母亲那里，表现为安“贫”乐“道”，认定“穷街”里的自家“命该如此”，“出不了大学生，也供不起大学生”，能让女儿接班卖菜，其愿足矣；在学习勤奋但家务繁重的那位学生班长的母亲那里，表现为忍“辱”负“重”，带领失学的儿子拼命劳作，省吃俭用，去满足当大学生的女儿攀援“富家子弟”的虚荣心理，以至积劳成疾，毫无怨言。这两种表现，尽管形式不同，但实质却一样：自身的人格和价值的失落。前者将自身的人格和价值贬低到下层；后者将自身的人格和价值依附于别人，企望通过“富家子弟”来体现和提高自身的人格和价值。两者都是“穷街”环境造成的人的异化！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穷街》的内涵是发人深思的。但可惜的是，编导在对“穷街”的生活进行深层的审美观照时，注入其间的哲学意识尚未达到马克思所阐明的“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高度。换言之，即尚未超越“为‘穷街’争气”的封闭的、狭隘的乡土意识，而自觉地从为现代化宏伟大业准备“人”的条件的哲学层次上对“穷街”的历史和现状，对那里各色人等的文化心态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为了着意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久远大计，为了使剧中女大学生吞食安眠药自杀的悲剧不再重演、女中学生不再沉湎于流行歌曲以耗尽青春，男班长也不再为家庭生计而磨损思想的棱角，一句话，为了更有效地造就具有现代意识的一代新人，我们有理由渴求《穷街》的人性意识升腾到更高的哲学层次。
比较起来，电视剧《一个叫许淑娴的人》所融入的哲学意识，就较为开放、较为深沉了。
这位许老师育人的天地，是正在新旧交替的整个社会。她鼓励学生到大千世界去闯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她颇有点鲁迅当年所推崇的那种自觉意识：自己用肩顶住了闸门，放学生到广阔的天地去，“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因此，在许淑娴的意识影响下于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的学生，无论是已经走向社会的李丹柯，还是正在学校的曲军，恐怕都要比禁锢于“穷街”意识里培养的学生开放得多，“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的本领也要强得多！
《刘山子的喜怒哀乐》是一部描写普通工人的电视剧，也是一部坚持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好戏。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部电视剧的调子有些低沉。但该剧却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之美、深沉之美，因而让人反省自身，受到启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实尚有不尽完美、不如人意之处，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呼唤改革，才需要改革。更何况，现实中残存的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极左思想，是阻碍改革和发展健康人性的障碍。坚持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艺术家当然不能在这些障碍面前闭上眼睛。因此，轻率地指责触及这些障碍和时弊的作品为“调子低沉”，是有悖于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的。
《导演阐述》中指出：“刘山子是一个老实、憨厚、听话的普通工人，他有一副善良的心肠，他事事能从国家的利益、个人的责任、助人的心理来考虑问题，不然，他就上不了马盘岭。全剧的发展过程，就是写刘山子思想、人性、心态，以及性格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是有外界的、有自身的、有人为的、也有环境的复杂因素促成的。从而试图达到对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的一次解剖。”与其把刘山子当做一个普通巡道工来看，倒不如把他视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铸就的“人”来解剖。是的，他身上确有闪光的一面：服从国家利益，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这些固然是党的教育和新中国社会环境熏陶的结果，也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的继承。这一面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调子低沉”；相反，倒是高昂得很。但也毋庸讳言，他身上确也还有并不闪光的一面。从现代文化人类学主张的“完整的人”的意义上说，他失去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朝着“全面而自由的方向”发展的某些必备条件：先是孑身一人，独居山上，缺乏人与人之间起码的文化交流和情感交流，甚至失去了正常的人寻找和享受爱情的基本权利；后是失去了作为丈夫保障妻子的合法权益和作为父亲送儿子上学的权利。这是就外界应给予他而未给予他的方面来说。而对于他自身来说，可以说在一些重要方面是部分丧失甚至基本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的。他本来是社会的主人，却总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连和他亲如手足的王福顺和他的患难妻子春叶都抱怨他“窝囊”。
这些又固然是败坏了党的声誉的靠整人起家的文教书记李荣之类人物的封建家长作风和官僚主义，以及长期以来不关心人、不尊重人的“左”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恶果，但也同时可以追寻出主张“灭人欲”，旨在泯灭自我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一面当然是“低沉”的。但艺术家以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将这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低沉”的一面枭首示众，其目的在于引起疗救，激发人们的自省和警觉，从而自觉地调整和更新自己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以新的精神状态去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这是一种清醒地认识“低沉”基础上的奋起，比起那种“盲目的高调”，不知高明了多少倍！这样从文化哲学和人性深度意义的角度为《刘山子的喜怒哀乐》“正名”，倒不仅因为它的认识价值不应低估，还由于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