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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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发展时期的中国电视剧(1982-1989)(17)

这两部戏曲电视剧首次进入“飞天奖”评选的视野,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认为,此前1979年浙江电视台推出的《桃子风波》和上海电视台摄制的《孟丽君》可以视为戏曲电视剧作为独立艺术出现的标志。处在探索时期的戏曲电视剧创作,大都深深地烙上了早期戏曲电视剧的特征:既带有浓厚的舞台剧的色彩,又有电视技巧和镜头的初步运用,但“它们所体现的主要是戏曲的审美品格和意蕴”。

之后,《狱卒平冤》是根据同名楚剧移植改编的。该剧描写寒门书生杨青龙和小家碧玉王玉环,被人冤枉陷害入狱,身陷牢笼,江夏县衙监房狱卒吴明和靳氏知道实情后,打抱不平,冒死替受害人申冤告状的故事。在传统剧目和古典名著的整理和改编方面,《狱卒平冤》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其创作基础是传统剧目《九人头》。《九人头》描写江夏县令草菅人命,错判一奸情案件而使九条人命行将丧生,被刚刚上任的巡抚隔屋偷听,弄清真相,才惩治了凶手,平了冤狱。改编者把原作中引诱妇女的凶手尹大钟改造为一个身居公门且有良知的捕役吴明。吴明发现杨春有冤,对老爷讲了实话而被贬为狱卒,后私访真凶,铤而走险,利用官场矛盾,使得案情真相大白。改编者把吴明这个小人物作为为人平冤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赋予了正义和良知,摆脱了传统公案戏中仰赖大人物平反昭雪的俗套,既具有一定的民主气息,又揭露了官场的腐朽黑暗。

《南唐遗事》表现李煜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缺陷。李煜是集失败的帝王与成功的词人于一身的南唐后主,编剧郭启宏把作为词人的李煜和作为政客的赵匡胤两种人生作出对比,知识人格与政治人格的反衬鲜明,带给人深刻的启迪。按照传统的写作思路,会陷入一种“恋色亡国”的窠臼。但作者重点描写了李煜与周玉英之间的纯真爱情以及李煜对艺术的真诚热爱,突出了李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情感,淡化了他作为皇帝未能励精图治的过错,使李煜的性格显得颇为丰满。“南唐遗事千古流,几多好词几多愁。”《南唐遗事》真挚感人地再现了那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李煜幽禁汴梁、别愁离恨尽遣笔端以及彻悟之后毅然择死的经历。

京剧《膏药章》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夕,以卖狗皮膏药为生的小人物膏药章被指与东街小寡妇有染,莫名其妙地卷入一桩人命案。后来他才知道,被牵扯进命案是为了救一个革命党人的命,死囚牢中,膏药章与前来探视的小寡妇定下终身。革命终于胜利,膏药章的命保住了,但小寡妇却意外地牺牲了,革命的果实也被投机者窃取了,觉醒过来的膏药章却被排斥在了革命的门外。由朱世慧主演的膏药章,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文丑表演手法,为膏药章设计的念白通俗、幽默、滑稽,与其身份和性格十分吻合,使这个既精明能干又迂腐窝囊,既心地善良又胆小怕事的江湖医生形象,活脱脱地展示在观众眼前,让观众在含着辛酸的泪水的笑声中受到启迪。

上述戏曲电视剧都把工夫花在内容的改编和现代性的提升上。至于戏曲电视剧的本体自觉意识,还不甚明显。因此,专家学者将其作为戏曲电视剧发展的第一种类型,其特征主要在于戏曲审美品格与电视化的传播方式的结合。

随着实践的深入,以《九斤姑娘》、《朱熹与丽娘》作为标志性作品,戏曲电视剧的电视化程度逐步加深。

在戏曲电视剧《九斤姑娘》中,编导者对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九斤姑娘、石老二和石宝宝等)都在舞台剧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故事的走向和意蕴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其体现了编导者的现代意识,这一方面体现为九斤姑娘作为一个劳动妇女不但充满了聪明才智而且对生活和自己的命运都充满了自信;另一方面表现为石老二能克服门第偏见而以才取人。二是按照电视艺术的要求,从作品的内容到演员的表演,都赋予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尤其是在叙事方式上,它基本上是按照屏幕语言的要求而进行表现的。比如在表现石宝宝从杭州读书回来路遇长大成人的九斤姑娘时,二人四目相对,顿时萌发了恋情。为了解释这突发的恋情的感情依据,画面上出现了几个闪回,一是儿时的石宝宝在书房里背不出书而焦急,小九斤原是在屋外偷偷听讲的,此时便同石宝宝打手势,使石宝宝渡过了难关。二是石宝宝在河边玩皮球,不小心球落到水里,长工不会水无法打捞皮球,恰在这时,聪明的小九斤从桥上用绳子放下洗菜的竹篮,将皮球捞起,使石宝宝转忧为喜。这些闪回的画面交代了九斤与石宝宝儿时的亲密关系,而这种青梅竹马的友情则成为他们后来相爱的感情基础。这些显然都是电视艺术的表现方法。”

《朱熹与丽娘》围绕南宋大儒、理学宗师朱熹与“节妇”胡丽娘的爱情纠葛展开。朱熹大谈其“灭人欲、存天理”之说,然而就在其不惑之年却被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给迷惑了。这位姑娘就是被朱熹誉为“妇德楷模”、“贞烈可风”的节妇胡丽娘。她不甘当封建礼教的殉葬品,找朱熹寻隙复仇,以她的美色和才艺来引诱朱熹。忠于自己所创立的理学的朱熹,虽再三克制,但不知不觉地燃起了青春之火,胡丽娘也逐渐转恨为爱,二人共浴爱河。可这段甜蜜的爱情却被朱熹所极力倡导并维护的“天理”给葬送了,致使朱夫子饮恨终生。对于这个故事,导演胡莲翠觉得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一般性的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批判上,而把主题定位在揭示作为封建知识分子正统代表的朱熹内在的生命冲动上,对他心灵深处“天理”和“人欲”之间的斗争,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该剧写出了理学倡导者本身不可泯灭的人欲,并让其“人欲”来摧毁自己倡导的理学。该剧不囿于历史事实,而是将朱熹这个历史人物当做符号,刻画出一个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挣脱理学束缚而正视人生价值和珍惜人的本能欲望的哲学家、教育家形象,赋予鲜明的现代意识,从而发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熹形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胡丽娘来“成全”。因此,不仅要使胡丽娘形象充满灵动感,闪烁人性的光辉,同时,对她复仇的心理和“冤家反做了有情人”的复杂心态作出合理的艺术阐释,形象表现其在与朱熹的师生相处中,逐渐产生爱的渴望,从而转恨为爱的情感历程。这样才能反衬出人情人性的力量,对“天理”作出大胆的否定。

不仅内容要出新,编导还重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出新。在样式上,力求保留戏曲的本质因素——唱腔,借鉴歌剧的一些手法,如无伴奏合唱、无字歌等,尽量保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同时,又根据电视剧的美学原则,在剧本结构上打破“三一律”,改用电视剧的叙述方式,使情节自然流动。人物的造型、语言、表演、服饰等,基本上要遵循电视剧的拍摄要求,强调节奏明快流畅,表演真实自然,使之既有民族风格,又有现代意识,将写意的戏曲和写实的电视艺术融为一体。全剧将抒情和叙事协调起来,做到虚实结合,并朝着生活的实际形态靠拢。

在拍摄中,编导以故事片的手法和快节奏来改变戏曲的慢节奏,以黄梅戏音乐为素材,适当吸收高腔和民歌的音调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另外,还削减唱段,剧中叙事部分用语言和画面,抒情部分用唱腔,以适应当代观众的心理节奏和审美趣味。由于黄梅戏语言有地方性,会与广大观众产生语言隔阂形成欣赏上的障碍,因此,为了贴近观众,也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将黄梅戏的安庆地方官话改为用普通话道白。为了使全剧风格和形式统一,导演要求演员淡化戏曲程式化和夸张的表演,力求生活化和真实性。在场景的选择上,采取内外景结合的办法,将黄山和武夷山的奇伟景色,随剧情需要融进剧中,借今日之河山,还八百年前之“真实”。

全剧清新淡雅,充满诗情画意。在镜头的运动和组合上,全剧进一步电视化,将电视剧的时空同戏曲的时空融会为一体,以深化表现力,增加运动感;运用一些必要的空镜头和画外音,重组时空,增添意境,加深内涵。音乐上,不局限于戏曲的“三大件”,改用管弦乐和电声乐器伴奏,以满足青年观众的现代审美情趣。在戏曲与电视联姻方面,为戏曲电视剧的发展,《朱熹与丽娘》努力寻求着新的发展道路。

有学者将这类电视化程度加深的戏曲电视剧概括为三点创新:其一,是通过实景(或搭景)拍摄而实现了由戏曲的时空向电视剧时空的转变;其二,是在表演中(唱腔除外)很大程度上抛开了戏曲的程式和虚拟的动作,而采用生活化的动作;其三,是从作品的整体风格上看,它不再遵循戏曲的写意性原则,而实现了写意和写实的结合,其中写实的成分往往还要超过写意的比重,从而给人一种生活的逼真感。

《遥指杏花村》在戏曲电视剧电视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导演胡连翠摆脱了电视对于戏曲艺术的被动记录形态,既不满足于“舞台纪录片”,也不满足于“戏曲艺术片”,而是以一种被她称之为“戏曲电视音乐剧”的样式把戏曲和电视的结合推向一个新阶段。她基本上是按照电视的法则来表现戏曲美的,汲取和强化剧种的唱腔音乐,删简和淡化已与时代有距离或只适合舞台展示的表演程式,力图让比较写意的戏曲舞台时空尽可能自然地转化为比较写实的电视荧屏时空。严格说来,这已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品类,而不是原先的戏曲了,因此,如果按照戏曲的固有标准来衡评它,是不公平的;但它又恰恰抓住了戏曲的灵魂——唱腔音乐,因此人们仍能从中欣赏戏曲的主要美色。胡连翠在《遥指杏花村》中以新的艺术追求奠定了黄梅戏音乐电视剧的地位。该剧系许成章根据祁述权的小说《一个年轻寡妇的罗曼史》改编。在改革开放时代,故事的主人公红杏、金大汉和张为泉,作为伴随着创建小煤窑而出现的乡镇企业的煤矿工人,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但在创造着由那些闪光的乌金所体现的劳动价值,也在创造着一个个由新的自我所体现的人的价值。红杏是剧中最有光彩的形象。

作为一部现代题材的黄梅戏音乐电视剧,该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从艺术构成的角度看,此剧实际上只用了戏曲的唱腔,而其他方面,如情节、结构、节奏和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等等,则都遵循着电视艺术的写实特点和要求。也就是说,它在戏曲电视剧中走的是强化电视艺术的路子”。

总的来看,戏曲电视剧在传播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方面,功莫大焉。作为现代化传媒的电视与传统的戏曲艺术结缘,产生戏曲电视剧这种新的艺术样式,理应以有利于强化、发挥戏曲艺术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形成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审美优势为准绳,而不是相反。否则,不仅不能帮助当代戏曲艺术走出困境,反而会加剧这种困境。须知,随着当代大众审美趣味的变迁,尤其是年轻观众审美趣味的现代化,戏曲电视剧面临的文化处境越来越艰难。

思考题:

1.名著改编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2.名著改编中应如何忠实于原著?怎样“古为今用”?

3.谈谈你对纪实性电视剧的内涵及其美学追求的认识。

4.以《有这样一个民警》为例,谈谈你对纪实性电视剧“双重品格的真实”的理解。

5.简述戏曲电视剧对传统戏曲形式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