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估“红色经典”改编
历史上炒作出来的经典，也偶尔有最终约定俗成的。如明代的书商茅坤为牟利刊刻《唐宋八大家文钞》，令水平不高、影响不大的曾巩也成了大家，但这个大家，毕竟难得后人称许。
尽管如此，他也终于因是八大家之一，上了字典辞书。所谓的“红色经典”改编，也终于因为批评界的参与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话语事件。“经典”一词之语义泛化，乃至可以无标准地滥用，本身就是评价系统失范和学术失语的表现。出现制片商说什么是经典什么就是经典，说什么是“红色经典”什么就是“红色经典”的现象，譬如说把《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优秀作品也列入“红色经典”就引起人们的不解。鲁迅痛斥过商定文豪的怪现状，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今天竟被某些“赵公元帅”的信徒炒作成了电视剧市场的制作规律。
这场“红色经典”改编，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值得言说的，当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事情背后。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思想密码一类的东西需要破解，差不多主要都属于娱乐记者打拼的课题，不必太多专家学者劳神费力。所谓事情的背后，一是指事态的前因后果，一是指问题关涉的意义。
“红色”是革命战争题材，“经典”是精神范式。改编“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利用这题材，笑里藏刀地改变这精神范式，是问题的关键。红色经典中的精神范式，简言之就是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革命尤其是革命的战争实践已经过去，但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不能轻言过时，其包含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激情风格，都乃是中华民族需要继承发扬的基本传统和基本价值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其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种革命情操和英雄主义的形成，既是我党在战争年代教育广大民众的结果，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解构这种革命情操和英雄主义是在消解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别林斯基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本民族的感性的本能的世界观。同样，一个民族的影视艺术也应该成为本民族的感性的本能的世界观。譬如日本的动画片就流淌着武士道精神，韩剧流淌着高丽民族认同并消融整合过的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儒家伦理精神。众所周知，我们的传统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古代文化传统；一是近代呈现为各种方式的中西交融的传统；一是现代的以新文化为标志，以共产党为领导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中的“红色经典”——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倍加敬重。亵渎经典就是在亵渎我们的民族尊严和文化尊严。
第二节 “红色经典”的改编之道
把经典名著搬上荧屏，对于普及经典名著、提升荧屏节目的文化品位和观众的审美情趣，都不失为明智之举。这里的关键，是遵从什么样的名著改编之道。一部中国文艺史雄辩地证明：秦汉有文章，晋代有书法，唐宋有诗词，元朝有散曲和杂剧，明清有小说……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彪领那个时代文艺潮流的主要文艺形式。而这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又必须吸纳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最高级的审美思维成果。电视剧以其覆盖面之广、受众之多，实际上已经在当今文化建设中起到其他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是否已吸纳了当今中华民族最高级的审美思维成果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不容乐观的严肃课题。改编经典名著，汲取文学、电影的审美思维营养，这理应成为电视剧创作提升思想品位、丰富文化意蕴、锻造美学品格的有效途径之一。问题在于：流行的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宗旨不在于此，而在于借“红色经典”的声誉牟取暴利——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一味消极媚俗，背弃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或在英雄人物身上添加多角情爱纠葛，将“红色”变为“桃色”，或在反派人物身上杜撰出善良的人性，令“黑色”转为“绿色”……因其如此，探讨改编之道，实有必要。
一、改编之道：单向思维是改编的误区
被改编的那批红色经典原著，产生在那个年代，比如《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红灯记》等，基本上都存在着一个从属于政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要求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而这批改编后的作品，基本上又都存在着一个从属于市场的问题，因为这是今天某些改编者遵从的“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潜规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的行为实践。这种单向思维是背离全面的辩证思维的。它势必导致从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走向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其结果，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之所以需要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乃是为了坚守精神的家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宗旨。
面对改编，大概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忠实原著；一种是没有说出来却做得有声有色的从属市场。忠实原著的提法，如果指的是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价值取向和美学风格特质，自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仔细研究起来便不难发现，百分之百地忠实原著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人们所言的忠实原著，说穿了不过是忠实于改编者对原著的理解罢了。一是因为改编者和原著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他们受制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同；二是因为改编者遵从视听思维，而原著者遵从的是文学思维（即便是电影思维和电视剧思维亦同中有异），两种不同的思维不可能完全重合。
在我国，将小说改编为电影长期以来尊奉着忠实原著的神圣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理论界曾开展过几次关于电影改编理论的学术讨论。基本观点就是忠实原著，就是要求电影艺术家只消、也只能把原小说中用文学语言塑造并通过读者阅读想象把握的文学形象，运用电影手段翻译、图解为直接诉诸观众的视听感官的银幕形象。与这种改编观念对应的评价改编是否成功的标准，则是从文学的立场来衡量电影是否成为小说的成功翻译。这次对将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影改编成电视剧的批评中，也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电视剧改编没有忠实原著。这种批评自有其道理，但并不深刻周全。其实，相对于被反映的生活之“源”来说，原著的改编都是“流”，而且原著未必就是一流，改编未必就是二流。因为即便是经典，其存在的方式也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历史的行进和人类认识的深化，其具体作品中确实已被验证的受制于产生条件的那些僵化的形式和内容，是可以被改编乃至被解构的。这是在忠实于原著的灵魂和精神的前提下的一种再创造。
如前所述，说改编应忠实于改编者对原著的正确理解，这才是准确的。否则，离经叛道，颠覆原著的精神价值取向和美学风格特质，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编就怎么编，那又何苦找本小说或电影来当蓝本？要忠实原著的什么？又怎样忠实？这才是建设性的问题。所谓原著是当时对所表现的生活和人性的发现，它们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搔着了当年那代人的痒处”，从而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也就是说，有影响的原著的成功之道，才是改编必须忠实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忠实地学习原著何以成功之道，而不能僵化地模拟原著这个“器”。更何况，当时并不觉得是经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一定都很高的某些所谓“红色经典”小说，其“器”一般都存在简单肤浅的通病，内容受制于创作思维的局限，艺术手法审美化程度不高，但就是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因盖在于他们反映的是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红色经典”。由于时代的飞速发展、文化心理的巨大变化，就是今天的改编者虔诚地忠实翻译原著，就算排除了文体的障碍，也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效应。同时，真正的问题是改编者为什么非要成为它的成功的翻译呢？厚厚的数十万字的小说变成荧屏上几十小时的视听语言，将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变成数十小时的电视剧，要忠实原著又怎么个忠实法呢？所以百分之一百地忠实原著的说法，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自然，“红色经典”的改编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就是上文提到的其特殊的意识形态性。
几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对原著构不成红色经典改编这样的政治性影响，就是明证。“红色经典”的改编不能、也不可能教条地、机械地忠实于原著，教条地、机械地忠实于原著不但改编不成，而且也就不用改编了。改编必须注入改编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原著的新的正确的理解，必须完成由原著的文学或电影思维到电视剧思维的成功转换。问题的症结在于：改编“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存在的普遍倾向是媚俗。这种倾向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思维方式上好走极端，从过去曾把文艺简单化地从属于当前的直接的政治，变成又把电视剧简单地直接从属于市场，几乎是用利润的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来把握世界，从而出现了误读原著、误导观众的严重问题。这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是此非彼的单向思维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因为制片商们以为媚俗就能娱乐观众，就能取得良好的市场回报和巨额利润，于是就借名著之名行发财之实，为趋时而背弃了时代精神，这非但不能“搔到这一代人的痒处”，而且亵渎了“红色经典”，消解了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人类历史已反复证明：有两种文化会消解掉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专制文化，八亿人民八个戏，电影唯余“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另一种便是一味媚俗、娱乐至死的文化，它可以令一个民族只知道笑而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笑。娱乐搞笑的氛围，降低人的智力和情商，消解人对理想和意义的追求。面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违背了艺术规律的改编也就违背了成功之道。实践证明，他们心中的上帝——市场，也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奖赏。
单向思维的缺陷在于画地为牢，在于自以为是地背离了主客互动才能在交流对话中达到“时中”的辩证思想。为了少犯错误，必须大力提倡全面的辩证的审美思维，将小说和电影改编成电视剧，应该忠实于电视剧特有的审美创造规律。
二、改编之道：改编者应当忠实于电视剧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
那么电视剧特有的审美创造规律是什么呢？
先说其文体特征。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电视剧是一种视听艺术。小说的基本结构原则是时间，而电视剧的基本结构原则是空间。小说通常采用假定的空间，通过情节的时间顺序来形成它的叙述，并通过时间的演变来造成读者心理上的空间幻觉，而电视剧通常采用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调度、画面的蒙太奇来形成它的叙述，并通过空间的演进来造成观众心理上的时间幻觉。
因此，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已是一件不同的东西，还是乔治·布鲁斯东说得对：“说某部电影比某本小说好或者坏，这就等于说瑞特的《约翰生蜡厂大楼》比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好或者坏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归根结底各自都是独立的，都有着各自的独特本性。”他说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同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亦然。电影与电视剧在文体上是一类，但也同中有异。制作材料、观赏环境、视听与屏幕以及长度上的重大差别，形成了电影简洁宏大如诗，电视剧细腻入微如词的不同体态，表现为镜头习惯（电影高大全、电视剧中近特）、台词风格（电影简约、电视剧繁密）等众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