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文化专制主义下的电视剧的“从属论”、“工具论”角色主要内容
★《纪要》与“黑八论”
★“从属论”与“工具论”
“文化大革命”作为“十年浩劫”已成为历史，但正如文艺理论家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所言，对历史上这黑暗丑恶的一页，“不能无视，不能回避，不能不像法医一样面对公案，不能不像外科大夫那样解剖痈疽”。所谓“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为什么要“革”文化的“命”？这得从文化大革命的“发轫之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说起。
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20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这个《纪要》初稿与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相呼应，将极左文艺路线推向极致。《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也反映了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随着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和《纪要》的正式下发，文化艺术界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文艺界所谓“黑线”，即林彪“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在《纪要》中的表述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其具体表现形态就是“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全民文艺”论等“黑八论”。中央广播事业局作为最重要的媒体和喉舌，当时还面临着“双重任务”：一要对外播出北京电视台对文化大革命的广播电视宣传；二要揭批系统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加上北京电视台要求编播人员“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不播毒草”，对“文化大革命”前制作的节目“一律不播”的禁令，使得该台在1967年1月6日曾一度暂停播出。1967年12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实现军事管制，直到1973年1月。在此期间，初创时期成长起来的大批编播技术人员和电视剧创作人员受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不少艺术家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创作团体被解散，人员被下放，中国电视剧事业遭到没顶之灾。
实际上，文艺界极左文艺路线的端倪早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时已经显现出来。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场又一场文艺运动演变为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主导文艺的主旋律。到“两个批示”出台，整个文艺界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而“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左倾路线推向了极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在毛泽东看来，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于形势的错误判断，将“左”的思潮推向极端，并进而使整个文艺演变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
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阴谋文艺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否定建国十七年文艺的成就。
认为“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把十七年文艺定性为“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产生的文艺；认为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不多；认为十七年文艺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他们挥舞“黑线论”的大棒，“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天下无好人，冤狱遍国中”。
其次，这种极左阴谋文艺还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论断，在创作方法上，采取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将这种“党八股”奉为一切艺术创作的圭臬。
第三，否定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认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鼓吹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新的电视剧创作陷入停顿的状态。
由于林彪“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甚嚣尘上，早期直播电视剧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就被否定得一干二净。“文化大革命”时期，电视剧创作几乎一片空白。仅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分别于1967年和1973年录制了《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和《杏花塘边》，上海电视台1975年录制了《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等极少量的剧目。
《考场上的反修斗争》是一部配合形势的应景之作。是对《纪要》蹩脚的形象阐释。
在《纪要》中，林彪“四人帮”就提出“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就是《纪要》的“传声筒”。这部根据新闻报道改写的电视剧，其故事情节是：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某大学参加一次考试，就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师生之间发生了有争议的评价。在探讨如何正确评价正义的反***战争中，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了文艺界的修正主义。显然，艺术创作一旦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很容易沦落为政治的奴仆。早在1859年，马克思在针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的创作不从生活历史的真实出发，而从主观观念出发，就曾经指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也针对《济金根》致信拉萨尔，同样向他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缺少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只追求抽象的“时代精神”，以致变成某种政治话语的单纯的传声筒，甚至恶性发展到口号式，标语式的文艺。这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电视剧创作的主要特点。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拍摄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反映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故事。这两部电视剧也带有浓重的时代政治色彩，也是“工具论”的产物。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而“四人帮”却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1974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邓小平采取的一系列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
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及时利用艺术的形式肯定上山下乡，宣传极左思潮，其用心昭然若揭。
显然，这些电视剧再次充当了政治诠释的“从属论”、“工具论”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几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电视剧都尝试离开演播室环境，采取录制的方式制作。早在1966年，北京电视台就开始使用电视录像设备，这为电视剧艺术创作提供了更能发挥电视特长的技术手段。1972年，中美关系的松动还为中国彩色电视机的运用、试制提供了契机，但这些技术的进步并未带给电视剧发展的生机。十年“文化大革命”，电视剧几乎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拙劣的政治阴谋的高压下，艺术是不能健康生长的，电视剧也不例外。
思考题：
1.谈谈《纪要》的内容和对艺术创作的危害。
2.以《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为例，谈谈你对“从属论”、“工具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