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国家传播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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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国家传播战略的制定和实施(1)

本章要点

国家传播战略制定的传播全球化背景

国家传播战略的制定

国家传播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

第一节 国家传播战略制定的传播全球化背景

一、全球化与国际新闻流通

(一)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目前在学术界,全球化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有学者把“全球化”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直接表现即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其主导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向全球范围的渗透和扩张。发达国家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政治价值和生活方式,试图以文化殖民的形式达到文化同一与文化控制。当代文化冲突正逐渐超越生活习俗、惯例规则这些表层现象的差异,把冲突和对立的焦点集中在以经济利益、文化安全、人的生存权等的斗争上。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互动中,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反渗透、冲突与交融、对抗与对话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

伴随着经济力量的整合与控制而来的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扩张,西方发达国家企图用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造和同化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以实现控制非西方国家政治命运的根本目的。

全球化已经是当前世界不可避免的现实,但关于全球化是福是祸的争论远没有结束。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

(二)国际新闻流通网络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传媒产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传播方式。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卫星通讯、光纤电缆、微型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络等技术延伸了人的信息交流能力和手段,也使得国际新闻流通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快捷、海量。这其中,全球卫星通信网的形成,奠定了传播全球化的早期基础结构,其中最早的全球性通信卫星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通信卫星系统,另一个是国际海事卫星系统。

国际通信卫星系统(Intelsat),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它是成立于1965年的第一个全球商用通信卫星系统。自1965年发射第一颗商用国际通信卫星l号至2001年,Intelsat已先后推出了9代系列卫星,卫星数量超过60颗,同时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多座地面接收站,从而构成了真正的全球通信网络。随着卫星的升级换代,星上转发器数量和通信容量不断增加,卫星通信业务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卫星传输互联网业务量与日俱增,视频业务的比重也明显加大。目前该系统承担了大部分国际性通信业务和全球性电视、广播业务。

国际海事卫星系统(Inmarsat),即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原名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该系统最初由美国建立。美国于1976年先后向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发射了三颗海事通信卫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海事卫星通信站,主要服务于美国海军。1979年7月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成立,并于1982年建立了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开始提供海事商用卫星通信服务。目前,Inmarsat是一个提供全球范围内卫星移动通信服务的政府间合作机构。

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区域性通信卫星系统,包括欧洲通信卫星系统(Eutelsat)、阿拉伯卫星系统(Arabsat)、泛美卫星系统(Pan Am Sat)、亚洲卫星系统(Asia Sat)等。

以上这几家,主要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卫星机构已经成为传播全球化的骨干网络,构成了全球电信通讯、卫星电视和电台广播、有线电视广播和无线互联网的基础网络。这其中,直播卫星的出现意义重大。

通讯卫星与直播卫星的任务不尽相同。通讯卫星在为广播电视系统服务时,主要进行节目的传送。受众不能直接接收到通讯卫星传送的节目讯号,必须通过地面的广播电视网对通讯卫星发射的信号接收处理放大,加以转播,才能实现面向受众的广播。直播卫星的主要任务是,直接面向广大受众发射广播电视节目,受众自己安装小型接收设备就能直接接收到广播电视信号,不需要地面的广播电视网接收调制后转播。直播卫星更快捷地为受众提供节目与数据服务,并加快了广播电视的覆盖速度。通讯卫星与直播卫星使得各种信息辐射和传播超越了国家地区的界限,打破了一切自然阻隔,比任何传统的传播手段更经济方便、影响范围更大。

正是由于传播技术的革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动时期。图文传真、数字化生产、报刊电子版等技术使传统的报刊又焕发了勃勃生机。卫星传输、数码音频(DAR)等技术使广播再度复兴。卫星电视、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和交互电视等技术使电视成为最具大众化的强势媒体。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扩张,被认为是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将电视、传真、电话、电脑等家庭及社会上所应用的信息系统融为一体,快捷地传送、接收和处理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信号,形成覆盖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高速化的、多媒体的信息传输、接收和处理系统。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全球化的信息革命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一批超大型的跨国媒体企业的诞生,推动了全球新闻的流通,改变了国际新闻传播的面貌。

从全球范围来看,原有的国际传播体系逐渐由一个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化的传播格局所取代,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垄断集中与多极分化、信息霸权与多种声音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势,传播体制由政治控制开始转变为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控制,体制内的斗争也演变成了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斗争,争取受众成了国际新闻报道的新特点,国际新闻也开始了从宣传到报道的转变,而且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硬新闻”比重减少而“软新闻”比重加大,新闻内容出现了政治、经济和娱乐三元并举的局面。

二、全球新闻流动与信息霸权

“信息霸权”这一提法来自于传播学中的“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最初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90年代又被学术界重新讨论,增加了新的内涵。“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发达国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球进行渗透并施加影响有关。

简而言之,信息霸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西方国家把基于西方标准制作的国际新闻、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适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舆论传播及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二是指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比如网络控制权,妨碍、限制或压制他国对信息的自主运用,以谋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利益。

信息霸权巩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雄厚国力,在网络技术上已经捷足先登。以美国为代表或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对网络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科技的控制,试图在以后的竞争中继续立于制高点的位置。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网络技术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运用它们的高科技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行网络霸权和信息殖民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发达国家的媒介系统制造和传播了大量的信息,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却较少传播,即使报道也多为负面信息。在信息单向地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时,发达国家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输出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发达国家还凭借其经济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系统。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信息网络已经建立。一个崭新意义的世界信息市场正在逐渐成形。因此,在信息传播中,作为载体的大众媒介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以至于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媒体市场的高度商业化和寡头垄断,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统治了世界的娱乐和信息网络,西方的媒介企业成了全球媒体业的主宰,他们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国际性的新闻通讯社、报纸与杂志、广播和电视的频道和节目,以及音像、图书、广告和电影市场。

信息霸权概括起来,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网络技术推广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目前,互联网上的英语内容约占90%,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了传播于世界各地约90%的新闻。这些大众传媒以爆炸的方式倾销其新闻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政治意识和政治认知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在进行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美国借助其全球最庞大、先进的传媒体系,积极推进全球信息自由流通,输送美国的政治价值理念,拓展其商业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第二,实行权力话语控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话语霸权将独特的自我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普世经验,谋求“影响和引导”世界未来方向。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谋求影响和引导世界未来方向,媒体借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领先优势,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传播,其目的旨在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其特点则是把与特定历史经验相联系的特殊需要概括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全面推广。

第三,实行全球贸易的文化“配售”。西方发达国家将其政治价值、政治意识强行移植进发展中国家。以某种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并进入流通市场,成为社会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冷战”及以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又一新特点。无所不在的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不但拓宽了市场的有效范围,而且一些大跨国公司引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控制着一个由社会再生产所涉及的各种制度组成的庞大网络。

全球新闻的流动表面上是自由交换,实际上是西方媒体的信息霸权。一方面,西方媒体控制了全球新闻的消息源;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上主导全球新闻传播。比如,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在全球98个国家和地区的215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集团雇员达17000人,每天用23种文字播发新闻和其他信息约600万字,全世界有53000家各类机构接收路透社的新闻和信息。与此同时,在全球新闻和时事报道领域,新闻和时事频道在不断扩散,而国际新闻(外国消息类),特别是有关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断下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事件往往被边缘化,或者被娱乐化,有的甚至被妖魔化。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媒体通过新闻流通左右着国际公众舆论。

人类正在实现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飞跃。信息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开辟了新闻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使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向外扩散,从而导致各种民族文化处在不断交融和碰撞之中。防范信息霸权成为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一项特殊的历史使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信息技术欠发达的国家面对的形势很严峻。信息技术既是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能成为信息霸权的工具;在当前世界形势下,信息霸权和由此产生的“话语霸权”,不可避免地会将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传输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强大的文化冲击。在全球新闻流动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