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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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传播与国家认同(2)

第二,报纸作为仪式共享的传播媒介,实际是扮演了类似晨间祈祷的代用品。“这个仪式在整个时历中不断地以每隔一天或半天就重复一次。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historically clocked)、想象的共同体的形象呢?”(安德森,2005:32)

第三,印刷革命颠覆了宗教的权威,才从根本上造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安德森(2005:40)论述道:“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众……并且同时对他们进行政治或宗教目的的动员。不可避免地,除了教会之外还有其他受到如此强烈冲击而摇摇欲坠者。相同的震撼创造了欧洲第一个重要的,既非王朝也非城邦国家的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和清教徒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of the Puritans)。”

在Craig Calhoun(1997)建构的10项基础条件之外,笔者从传播的视角看,还有一类重要的基础条件,那就是象征性符码条件,对于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类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个是英雄(heroes)甚至是领袖人物(leaders),其作用往往是凝聚全民族的人心的象征性符号,同时也可能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引领者的作用,如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的华盛顿;对于传播而言,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那就是史诗(epic)或者说是故事(story)、传奇(legend),这往往构成传播的内容,这些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基因,能使“想象的共同体”变得生动而具体。当然,从某种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广义的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而言,其作用巨大,完全可以单独作为一项基础条件列出。这样的话,我们把所有的条件进行归类整理后,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更全面的“想象的共同体”在逻辑论证上的支撑结构。

第三节 传播与国家认同危机案例研究

在当今世界,有近200个主权国家,其中只有十几个能够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遵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实现民族与国家边界的重合。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内,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也可能会出现移民族群与本土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全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国家认同上出现诸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等各种各样的危机,这些危机导致和影响了国家的生存、发展,有的还能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或者引发暴力冲突和内战。以下将从传播的视角对几个典型的国家案例进行分析。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

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突出表现主要是魁北克问题。魁北克问题的历史由来已久,魁北克省在历史上两次出现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联邦的问题进行公民投票,尽管最终都没有成功,然而,魁北克谋求独立的思潮与社会运动一直存在,一度还非常高涨和激进,加拿大的国家统一也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也应运而生,不断完善,并成为立国之本。那么,这种强调各自族群和文化独立共存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否就是建构加拿大国家认同的有效良方?加拿大的案例能带来什么启示呢?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魁北克所在的地理区域,最早到来的欧洲人是进行皮毛贸易的法国人。1608年,他们在此建立毛皮贸易商站。后来法国人开始大量涌入此地,繁衍生息。他们保持了原有的风俗习惯、法语和天主教信仰,到18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新法兰西”殖民地。但是,由于有以北美13块殖民地为基地的英国殖民势力的渗入,因此引发了英法对“新法兰西”的军事争夺,经过七年战争(1756-1763),法国战败,于是“新法兰西”殖民地割让给英国,就此而成为英国统治下的魁北克。之后,从1763至1867年,英国殖民者通过“同化”或“安抚”、分治或合并的“钟摆政策”来统治这块土地,但都未从根本上消除英法族裔之间的矛盾冲突。以魁北克法裔人的政治分离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魁北克问题,因此成为加拿大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难题。

从加拿大1867年立国之后至今的100多年中,魁北克问题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随着魁北克经济的发展,法裔社会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增强,到了1960年,让·勒萨热(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使得魁北克经历了一场“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魁北克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社会变革,如提高了法语的地位和魁北克法裔文化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其过于强调魁北克的独特性,致使魁北克民族主义力量滋长势头过猛,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还成立了恐怖组织,如魁北克解放阵线和魁北克解放军,公开主张以暴力形式实现魁北克独立。这场推进魁北克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平静革命”,结果催生了不断壮大的民族主义,最后发展成为独立运动或分离运动。1970年魁北克发生十月危机,魁北克解放阵线绑架了1名英国官员和1名省政府阁员,举国震惊,对此,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总理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采取紧急手段,进行戒严,控制了事态的恶化。

1976年11月,魁北克人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决定分两步实现“主权—联系”方案。1980年,魁北克省约86%的选民参加全民公投,投票结果以59.6%的多数否决了魁北克政府同联邦政府就分离问题谈判的主张。1994年9月魁北克人党再次选举获胜,雅克·帕里佐出任省总理,导致魁北克分离运动再度走向高潮。1995年,魁北克再次进行全民公投,结果是反对分离的联邦主义者以50.6%对49.4%的微弱多数战胜分离主义者,避免了加拿大的国家分裂。

全面审视魁北克问题,必须看到:尽管魁北克分离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非常急进,但是他们采取的毕竟还是民主的形式,并未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其兴起和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在魁北克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钟摆式”的运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魁北克选民对于加拿大联邦的国家认同与魁北克认同这两个认同之间的“拉锯式”的力量博弈。在民主体制下,在这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传播,哪一种认同在选民中的传播影响力大,也就决定了选民的投票数量。在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公投期间,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总理都到魁北克去演讲,去组织活动,说服选民。在公投期间,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都是在两种政治取向上进行角力和较量,惊心动魄。最终,两次较量中,加拿大的国家认同还是取得了优势。

以上简要回顾和分析了魁北克问题的来龙去脉,只是大致勾画了加拿大国家认同危机中的一个最危险的问题。事实上,不光是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的其他少数族裔、西部地区主义对于加拿大联邦政府都有各自的利益、主张和认同。作为一个地广人稀的移民国家,加拿大从1971年开始,在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总理特鲁多的主导下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以试图重新建构国家认同,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主义、族裔认同对加拿大联邦国家认同的威胁和瓦解。

那么,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呢?根据加拿大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Parliament)的官方文件解释,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从四个层面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实(as a sociological fact),作为一种意识形态(as ideology),作为一种政策(as policy),作为一种过程(as process)。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是指多样的种族和少数族裔可以充分展现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多元文化主义还是指与加拿大的文化多样性相关的相对一致性的思想和理念;在政策层面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指在联邦、省、市范围内对文化多样性的正式主动的、结构性的管理;作为一种过程,多元文化主义是指不同的种族和少数族裔从中央获取支持以完成一定目标和成就。”廖卫民(2006:7)曾在《加拿大印象》一书中解释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即意味着多种文化可以平等共存,不失各自的独立性,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万花筒。”

从传播的视角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确实是一个解决其自身国家认同危机的良方。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内,传播是加拿大内部形成融合、理解和认同的基本条件,加拿大有非常发达的传播基础结构和良好的公民教育体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对传播国家认同具有可行性。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的要义是互相尊重各自文化平等共处的现状,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有规则地在更高层面形成新的国家认同,例如:对于欧洲殖民地到来之前的加拿大本土文化(如印第安文化)的尊重、继承、保护和弘扬;对于加拿大民族融合创造的新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比如,对融合了加拿大北方风情、欧洲传统技法具有加拿大本土文化特色的七人画派的大力宣扬,就突破了法裔和英裔的狭隘性;再如,加拿大本土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也能超越狭隘的单一文化认同例如,在廖卫民(2006)《加拿大印象》一书中提到的一篇《冰球衫》的小说,就是反映法裔、英裔不同的族群认同在加拿大孩子共同喜欢的冰球运动上造成的内心冲突问题,这篇被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是典型的加拿大文化作品,孩子们思考后,就会在这种文化熏陶下逐步形成他们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

事实上,加拿大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就具有加拿大本地的历史传统特质,即以盎格鲁忠诚主义的文化遗产为主流底蕴,保留与英国文化的血脉联系,并以英、法双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基础,包容其他各种文化,并大量吸纳和接近美国文化,从而形成加拿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中,就包含了一种宽容性,具备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消化能力,通过政府实际控制移民配额的有力手段,选择性地吸取对加拿大本国有益的(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或教育背景)移民逐步融入加拿大社会,从移民第二代开始形成本土化的加拿大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