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镜像与她者:加拿大媒介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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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加拿大媒介与女性主义理论(2)

答案见仁见智,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二者是正相关的:从理论上来看,加拿大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从制度上来看,加拿大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促进多元发展的制度系统;从实践上来看,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社会经济,丰富的物质成果,都为加拿大女性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底气。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加拿大对女性的关注就像对移民的关注一样,并存并行,共同发展。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社区、团体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举办的活动不仅会受到社会的尊敬,而且还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妇女项目都可得到政府文化基金的补贴。

当然,受历史、思想和实践的制约,真正在媒介中实现女性平等,加拿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是男女最平等的挪威,其2007年的性别发展指数为0.962,性别权力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简称GEM,或译为“性别赋权尺度”,具体指标为:女性在国会中所占有的位置,女性立法人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女性专业和科技工作者,妇女与男性估计收入之比。这些参与的性别差距越小,性别权力指数就越大、越接近1。性别差距越大,性别权力指数就越低。为0.932,也与标志着性别平等的“1”有一定的差距,更别提排名更后的加拿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的媒介现实与现实世界,加拿大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地位,仍然有很大的扭曲,而这种扭曲,又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知觉方式”。

所以,即使我们对加拿大的媒介与女性的互利共生的成果非常肯定,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加拿大,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现实世界中和媒介中的女性地位仍然有待提高,对女性的刻板成见需要改变,这种改变,依赖于加拿大的理论界、制度制订机构和实践人员的努力,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头脑和与手具有完全相同的力量,不仅可以抓住世界,还能改变世界。

——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Colin Henry Wilson)

第一节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

纵观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都是追求女性的独立与平等,但在不同国家,女性主义理论有不同的特点,如法国女性主义更为看重女性个体经验,对于压迫女性个体存在的各种权力结构比较敏感,英国女性主义更为看重社会实践,更乐于讨论阶层、制度、底层这样的概念,它们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侧重点以及基本目标,有着鲜明的区别的。加拿大受其邻国美国、母国英国和人口最大的省魁北克人的祖先国法国的影响很深,只有结合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轨迹,才能更好地理解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

女性主义思想的先驱在法国。1673年,法国启蒙运动先驱、思想家浦兰·德·拉巴尔(Poulain de la Barre)在《论两性平等》中提出,妇女的从属地位是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两性应该平等。随后,在18世纪西方兴起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狄德罗(Didevot Denis)1772年发表《论妇女》,主张妇女应当享受法律权利。谢瓦利埃·德·若古(Chevalier de Jaucourt)认为,在婚姻家庭中,两性是不平等的。伏尔泰(Voltaire)也对社会对妇女的不公正态度进行了谴责。孟德什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中,也提到了妇女的美德及其对共和国的积极作用……相对于之前,这些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在当时社会中,思想家们一方面同情和怜悯妇女,希望妇女获得“天赋人权”,一方面又对妇女解放怀有恐惧态度,担心因妇女解放而侵害了男性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同情妇女的同时,又将妇女定义为有缺陷的男人,因为自身缺陷而无法与男人平起平坐。最有代表性的是卢梭(Jean Jaques Rousseau),他认为,女人生来就是为取悦男人、服从男人的。

法国大革命时,在进攻巴士底狱、进军凡尔赛中与男子肩并肩战斗的妇女没有分享到革命成果。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宣言》,但这个“人”,并不包括女性,因为按当时观点,只有那些被认为有理性的人才配称为人,妇女由于非理性,因而也就不是人。当时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奥琳波·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指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天赋的权利应当包括“自由、产业、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这种声明在当时没有得到男性的支持。1793年10月,法国政府下令封闭、解散各种妇女团体,禁止妇女参加公众活动,将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定为叛逆罪,奥琳波·德·古日则被送上断头台。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虽然相对于封建法典进步,但对女人来说,并无进步,里面充斥有歧视性条款,如:“夫应保护其妻,妻应顺从其夫”、“亲权由父单独行使”、已婚妇女为无订立契约能力的人、“未得夫的同意不得为赠与、转让、抵押以及取得行为”,将妇女当成私有财产,和别的财产一样,归男人所有。

而在英国,1791年,英国女人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人。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写下《女权辩护》,针对妇女的平等地受教育和受平等的教育问题展开自由的辩护,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抨击了把妇女保持在“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中的教育限制,把婚姻描绘为“合法的卖淫”,尤其反感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认为男人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是一体的和同一的,要获得社会平等,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革除君主专制。这些观念激起了广泛争议,它们不仅在当时的环境中是相当革命、极其前卫的,甚至令其同路人也大为震惊,即使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也称得上惊世骇俗。

而在美国,19世纪30年代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妇女的积极参与,但她们与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一样受到愚弄,社会废除了奴隶,但她们依然是男性的奴隶。已经在废奴运动中得到锻炼的美国妇女已经不再像原来一样服从这个“男性的决定”了。1848年,美国妇女在田纳西州的一个村庄里召开的首届女权大会,通过了《权利和意见宣言》,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受教育、平等继承财产,这场女权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这个阶段的妇女运动只要求平等具体权力,并未提到更高层面上的性别平等,也未触及到父权制文化的根本。

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形成第二次高潮。这时的“feminism”已远远超出了前期“女权主义(运动)”所指涉的政治运动的范畴,进入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文化加以批判的女性主义批评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多被称为“女性主义”时期。女性主义凭借这次运动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并且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此后,女性主义学者在诸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性别清算,如清算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描写,以及倡议女性写作、重写没有女性身影的历史、探讨人类社会进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等等。与此相关而诞生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各个支流学派,如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历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等。这种清算,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解释性的,探讨妇女为什么长久以来受到压迫;

二是价值性的,探讨依据什么基本价值认为妇女的受压迫是不对的;

三是诊断性的,探讨在不同的文化、社会现实中,对妇女压迫的形式、严重性如何;

四是策略性的,探讨针对这样的现状,如何寻求解放的途径。

在对这些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也继续往其他传统学科方向扩展。她们很快将目光投向由大众媒介传播的通俗文化上,尤其是大众媒介对于女性不平等的文化表现上。“它包括了分析和批判通俗文化与大众媒介如何以及为什么用一种不公平、不公正和利用性的方式,在性别不平等和压制的更加一般的框架内来对待妇女以及她们的表现。”如对广告中所流露的性别歧视,女性读者阅读罗曼史小说所产生的快感,女性观众对于肥皂剧的讨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零星散布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学界通常把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统称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随着大众传播学理论在全球学术领域的拓展,它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已渐成气候,从中也建立起众多相关的交叉学科。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研究大众媒介,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涉足传播领域,似乎也成为当今的一种新学术动向。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到现在的约30年间,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此时,西方学者以往所提出的大众媒介的女性主义批判,显然不能再涵盖我们现今的研究,因为它不再单纯地只是揭示,而走向了重在通过批判,理解传播与社会之间复杂完整的关系。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是从妇女运动发展到女性主义学科运动、到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再到大众媒介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新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现,使人感到妇女所面对的问题要远远复杂于女性主义思想所通常划分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取向,于是各个学派开始进一步分化。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了新的学派,激进女性主义之中也出现了更多的争论。除此之外,也相继出现了其他超越“三大家”的理论研究,如运用心理分析的后结构女性主义和倡导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由于受到母体学科体系的影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也相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承认内部矛盾斗争的不可避免性,鼓励不同思想的交锋,正是这一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源泉”。

作为一种融合了女性主义与大众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加拿大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遵循“传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我们也同样从这一模式入手来探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总的看来,目前在加拿大女性主义思想界,以下五种女性主义思想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