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镜像与她者:加拿大媒介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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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加拿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4)

二、独立的职场女性

伴随着女性走向政治社会舞台,职场女性也频频出现在纪录片中,而且相对于传统的家庭主妇形象,她们更为纪录片青睐。这些纪录片向观众分享她们夹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困惑、艰难经历和奋斗精神。比如:导演凯瑟琳·莎伦(Kathleen Shannon)在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纪录系列片《职场母亲》(Working Mothers)中,刻画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职场母亲。在安娜-克莱尔·波瑞尔(Anne-Claire Poirier)的系列片《作为女人》(En tant que femmes,1972~1975)中,镜头聚焦在法裔加拿大女性的身上,关注夹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职场母亲们所身处的困境,以及她们情感上的孤立。事实上,波瑞尔的电影中总是以挑战传统意识的方式,出现强烈的女性觉醒式的思想过程。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女人,不管她是家庭主妇、工人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不管她是在接受社会救济,是处在劳动家庭还是中产家庭中,都被一种孤立感困扰。这种孤立感总使她缺乏安全感。”她的另一部纪录片《孕妇》(De mère en fille,1968)探索了准妈妈们所经历的感情和焦虑,描述在工作和孩子两者之间难以抉择的痛苦。纪录片《罗伊》(Les filles du Roy)描绘了传统女佣——魁北克女性传统角色的历史,引发人们认识她们的工作价值以及她们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在玛丽露·玛乐(Marilú Mall)的纪录片《前往美国》(Chère Amérique,1989)中,有两个蒙特利尔女人,年轻的一位,在生儿育女和追求音乐生涯的矛盾中挣扎;年长的一位,则牺牲了对孩子的爱去美国谋生。导演(Loretta Sarah Todd)的纪录片《历史之手》(Hands of History,1994)中向四位杰出的当地原住民女性艺术家致敬。杰出女性艺术工作者凯瑟琳·莎伦充满斗争、坚持和最后取得成功的生命旅程被纪录在导演格里·罗杰斯(Gerry Rogers)的《凯瑟琳·莎伦:关于电影、女性主义和其他梦想》(Kathleen Shannon:On Film,Feminism,and Other Dreams)的影片中。作为女性电影先驱,凯瑟琳·莎伦是加拿大电影局D影音工作室的创立者,致力于给女性工作者创造电影制作机会,自由讲述她们的世界,表达她们的愤怒、怜悯、幽默和对传统的反抗。在D影音工作室成立的22年间,工作室制作了丰厚的、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获得了100多项国际大奖。

在加拿大,从事跨性别领域工作的女性形象也得到了充分重视。

除了在上文所说的影片中展现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杰出女性,还有不少跨越传统界限的女性得到生动刻画。比佛莉·雪佛(Beverly Shaffer)在半小时纪录短片《我想成为工程师》(I want to Be an Engineer,1983)中,展现了三位女工程师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非传统类”工作,这三位工程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们对工作的热情为高中女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时也激励着在科技等传统男性领域工作的女性。

三、女性坚强、乐观和奋斗精神

女性身上的坚强、乐观和生活的艺术在女性纪录片影像语言中被深度发掘。

无论是《非爱情故事:关于色情》还是众多反映移民生活的影片,这些纪录片都从女性视角关注边缘女性,关注女性所处的困境,展现她们的奋斗精神。除了这些边缘女性,普通女性在面临挫折时的乐观和坚强态度也在纪录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9岁的女孩娜蒂亚(Nadia)是位让人喜爱又敬佩的女孩。在比佛·莉雪佛(Beverly Shaffer)1977年执导的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我会有办法的》(I'll Find a Way)中,娜蒂亚与观众分享她的感情、生活和个人想法。她认为自己很普通,但是她却具有非同一般的乐观和勇气。她终日只能在轮椅上度过,脸上却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当她被一所普通学校录取后,她知道会遭到同学的戏弄,却没有选择退却,而是积极“寻找办法处理”各种状况。她艰难地学会使用拐杖,这样她可以独立地走路。她以一种坦诚的方式告诉大家她并不需要同情。许多孩子能做的事情她也可以做,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影片向这位小女孩展示的勇敢和乐观致敬。她的笑容和小小身躯蕴含的韧性也感动了无数观众。这位不平凡女孩代表着具有积极人生态度的女性形象。

在同样赢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他让我感到像在跳舞》中,来自西班牙的舞蹈家苏珊娜每年冬天来到加拿大国立芭蕾舞学校。充满活力的不老神话苏珊娜引导学生感悟弗拉门科舞蹈中表达的生与死,天与地之间的斗争,体会流浪吉普赛人的激情、西班牙犹太人的歌曲和摩尔人的独特方式,领略这门激情与控制的古老艺术。

以上形象填补了传统银幕上缺失的元素。正如克莱恩自己所说,电影制作是“给失语的人发言的机会,给被错误呈现或无形的人表现的机会”。

综上可知,加拿大主流商业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几乎仍沿袭着老套、刻板的印象。女性在电影中的位置非常渺小,被放置在缺席、沉默、边缘的位置。这种形象反复出现,暗示并且强化女性是缺失者,非独立主体的观念,她们需要男性来达到完整。

这种僵化并不断重复的女性形象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真实形象的扭曲,并对女性观众造成负面的影响。借鉴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冈(Jacques Lacan,1901~1981)的“镜像理论”(the mirror stage),女性主义学者(Luce Irigaray)认为:人从镜中——再现形象——看到的不是真实存在。但是如果只停留在镜子的这一面,只会看到镜子表面被投射的再现形象,而同时被此形象固定,无法区分存在与再现的不同。因而银幕主流女性形象难免成为现实中许多女性的参照,她们无意识地牺牲独立性,依照男性的眼光自我设计和定位。

随着社会意识的增强,在部分主流商业片和文艺片中,女性地位有意识地得到拔升,具有独立的情感和支配能力,可惜具有这种元素的影片还只是少数。

对女性形象从情感上把握得最为细腻的是女性电影。女性电影以女性为主角,呈现出更具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轻轻松松地颠覆传统形象;有的在传统和个人价值中挣扎;有的独立、坚强、努力奋斗,积极寻找自身价值;有的退缩,以自毁的方式对抗。情感方面,有的青春年少,怀有浪漫爱情梦想,但在现实面前最终破灭;有的在孤独、迷茫中寻找自我,甚至借助极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过去男性注视下的女性自语不同,这些女性带有哲理性的内心独白,呈现出女性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充满困惑的自我身份认定过程。通过这种在叙事结构上的架构,电影中女性形象拥有不依附男性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充分自主的,因此摆脱了主流商业电影中被符码化的模式。

无论展示何种形象,叙事结构中大多存在着女性个体和男性社会规范之间的对抗,反映出她们内心萌芽的女性独立意识和迫切希望确立自我社会身份的愿望。虽然女性电影的题材和表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反映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教育对社会女性意识的明显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