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镜像与她者:加拿大媒介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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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加拿大女性电影 广播与网络(2)

三、伊夫琳·兰芭特及其作品

伊夫琳·兰芭特(Evelyn Lambart)是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第一位女性漫画家,生于1914年加拿大的渥太华。她与传奇人物诺曼麦克拉伦长期合作,他们合作的影片《沉闷照顾、走开》(Begone Dull Care)在1951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纪录片/文化电影银奖。这是一部具有独创艺术的影片,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利用灰尘在影片中创造有趣的图案。

而伊夫琳·兰芭特独自制作的影片《不可能的地图》(The Impossible Map)讲述的是用葡萄柚将世界的形象如何在平面图上展示,并且讲述了在展示过程中所具有的困难。

她与人合作的另一部影片《家庭树》(Family Tree,1950)反映了有关北美欧洲人定居的情况,该片在1951年获加拿大电影节特别奖。60年代中期,她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将剪纸转到平版上,进行绘画和做动画。她用这种技术在电影上创造了令人难忘的动物形象,这些获奖影片有七部是向孩子讲述道德故事的,他们是:

1.《漂亮的羽毛》(Fine Feathers,1968)

2.《储藏》(The Hoarder,1969)

3.《失乐园》(Paradise Lost,1970)

4.《圣诞节的故事》(The Story of Christmas,1973)

5.《弗罗格先生求婚》(Mr.Frog Went A-Courting,1974)

6.《狮子和老鼠》(The Lion and the Mouse,1976)

7.《城镇老鼠和乡村老鼠》(The Town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

四、安妮·克莱尔·普瓦里埃及其作品

安妮·克莱尔·普瓦里埃(Anne|Claire Poirier)生于1932年的魁北克,是加拿大富有挑战性的著名女性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1988年她享有爱伯特·苔塞尔终身成就奖。2001年她获得总督表演艺术奖。她因于1968年制作故事片De mère en fille而开创了魁北克女性制片的先河。该影片是加拿大第一部由法裔加拿大女性执导的故事片,反映了女性在怀孕期间和做母亲时的个人政治观点。影片中,当女性产下两个孩子后,内心常常为孩子占据她的事业而惋惜,当她把事业放在重要位置时,她又为她的家庭生活而内疚。在普瓦里埃的第一部影片中,内疚成为女性事业的主题,照看孩子是女性解决家庭生活和事业矛盾的办法。这部影片审视了女性在依靠丈夫与女性赢得自由和独立时所面临的利弊得失。

安妮早期所执导的影片多是基于女性经历。

在1996年执导的电影《你喊让我走》中,普瓦里尔用自己的话外音在观众面前叙说自己女儿悲惨的故事:女儿吸毒、做妓女而后被谋杀,用话外音的方式来传递情感,以启发人们对吸毒这个社会问题的政治诉求和道德判断。

普瓦里埃的电影的独到之处在于——她把魁北克电影中传统的认识即话外音只作为对屏幕信息的评判和信息补充,改变为一种更深刻的情感植入工具,以引起观众更深刻的感情共鸣,达到更有效的思考和反省社会问题的目的。而这种情感植入方式正成为女性主义美学思想策略的一部分。这也是她女性电影的独到之处——感情中的政治价值。在普瓦里埃的电影《你喊让我走》中,女性话外音在影片中的出现正体现了女性话语权的掌握,女性身份在社会中的建立。

五、帕特里夏·罗泽玛及其作品

帕特里夏·罗泽玛(Patricia Rozema)是加拿大第一位获得国际知名度的女导演,生于195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荷兰移民家庭。她兼导演、作家、制片于一身,自编自导影片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

1987年她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是《我听到美人鱼在歌唱》(I'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行销世界40多个国家,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瑞典和美国夺得多项大奖。该片在加拿大获得了吉尼奖的最佳女主角和配角奖项。

1991年她执导了自己的第二部故事片《白色房间》(The White House),被美国《华盛顿邮报》描述为郊区哥特式的童话,是爱德华的剪刀从蓝色天鹅绒上剪下的一部富有戏剧性冲突情节的魔力之作。

1995年她执导的第三部故事片是《夜幕降临》(When Night is Falling),该片荣获1995年柏林电影节观众票选奖、1995年法国女性电影观众票选最佳剧情奖、意大利都灵女性影展奖等多项奖。

1999年她执导的《曼斯菲尔德公园》(Mansfield Park),是对简·奥斯汀小说的大胆改编,把剧情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位意志坚强的、聪明的年轻女性,她努力地创造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影片一直被称赞为描述社会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力作。

她的主要作品有:

1.《我听到美人鱼在歌唱》(I'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1987)

2.《白色房间》(The White House,1991)

3.《夜幕降临》(When Night is Falling,1995)

4.《曼斯菲尔德公园》(Mansfield Park,1999)

5.《这可能好》(This Might Be Good,2000)

第三节加拿大女性电影的个案分析

一、《返回上帝国》

《返回上帝国》(Back to God's Country,1919)是一部解构女性“他者”“他者”(the Other)一词是西方哲学进行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较早地出现于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她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书中写道:“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形象的电影,由纳尔·希普曼(Nell Shipman)执导。解构式电影在内容方面与主流电影有着极明显的叛离,即采取与主流政治立场相左的诉求,或是关注通常被主流电影疏忽或压抑的主题。本片属于后者,它颠覆了主流电影意识形态统摄下的女性“他者”形象,即作为男性主体的客体,扮演着父权制社会给予她们的规定性角色。

1.解构他者形象,建构女性的主体意识

在这部以加拿大北方为背景的冒险片里,女主人公用她的胆识、执著、刚毅,从恶棍手中救出了她的多病的丈夫,并且还把恶棍绳之以法。身兼编剧和主演的纳尔·希普曼相信女性的价值观比较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男性价值观优越,并且具有更为高尚的人性道德,然而,在长久以来由父权所统治的社会中,属于女性的真实(reality)却受到压抑。影片将这一面展现出来,不仅批判了目前主宰社会的父权体系思想,也促使社会转往良性的导向发展。女主人公被塑造成勇敢、独立而干练的形象,坚强地与周围的麻烦作斗争,并且时时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女性在家庭中既定的角色形象。它摆脱了过去主流影片中把女性只看做是家庭主妇、照看婴儿、协助丈夫工作的弱者形象,仅仅只被男人凝视的被动角色。主流电影很少有强势的女性角色存在,即使有例外出现时,她们的力量也往往在叙事终结时被平复铲除。而《返回上帝国》却始终以女性成功作为影片的主基调,歌颂了正义的胜利,表达了女性的勇敢。在视觉的处理上,女主人公的影像经常压倒男性角色,甚至时时牵引着摄影机运动与观众的视线。

此外,女性意识的建构还表现在女主人公与动物的交流和自然的交流过程中。在这种真诚的与非人物种的交流状态中,真切地体现出女性大胆反抗社会常规,勇敢摆脱女人在传统势力压迫下的女性自我束缚意识的斗争精神。据法国心理学家拉冈的分析,以推崇阳具中心论为代表的传统语言系统中,女性所占有的位置实际上是沉默,缺席或者始终仅居边缘的地位。而《返回上帝国》则从女性主体的视角出发,为沉默中的女性争取发言位置,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做了努力,并效果明显。

2.电影第三符号学所展示的韵味

“电影学第三符号电影艺术学的最高阶段,即真正的美学阶段——它应包括两个部分:所指面为韵味与风格。”电影符号学里艾柯的10大代码较为著名,可用其中3个代码来分析《返回上帝国》所展示的韵味——生命意味。这3个韵味代码是情调代码、趣味和感觉代码、风格代码。

情趣代码携带手段的韵味。比如在拍摄女主人公奔跑于加拿大北方的森林之中时,为表现一种勇敢、大胆的人物风貌,摄影全部采用逆光。

而影片中的趣味和感觉代码由小狗wapi担当,传递了所指动物的韵味,一种英勇无敌的英雄气韵和宽容善良的博大胸襟。希普曼以她女性的独特想象和观察能力,细腻和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返回上帝国》根据柯吾德的短片小说《狗·海象》改编,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狗也是影片的一个重要演员,狗wapi在救援工作中的一系列出色表现,充分表现了它勇敢无畏的品格,成功塑造了一位“狗英雄”的形象。影片还表现了“狗英雄”以德报怨的一面。当狗wapi与主人来到加拿大的北方时,他们的噩梦就开始了,他们被迫沦为白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温顺的狗就一直遭受白人的虐待,仅仅因为它曾经的主人是一位华人。这种虐待持续到狗wapi以它的善良和宽容之心,用它的英勇无畏的力量帮助了人类而结束。

整个作品的韵味则通过风格代码来传递。虽然影片的诞生时代1919年仍处于无声电影时代,可电影的全部构成因素,摄影造型(包括摄影机的运动和人物的形象)、剪辑、叙事、观念、洗印等等,全都闭上了。可以说,《返回上帝国》的韵味是由纳尔·希普曼饰演的女主人公的韵味和电影手段融合而成的。正如明代画家顾凝远所说:“气韵或在境中或在境外,取之于四时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积墨也”。“气韵”是指作品的韵味,“在境中”(的韵味)指被再现的对象的韵味,“在境外”(的韵味)则指手段的韵味,即所谓“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当然这样的说法对于诠释影片的韵味还是非常笼统的。《返回上帝国》就整体而言,体现了生命意味,女性强烈的生命张力。苏珊·朗格用“生命意味”来指称这一事实。她把生命意味规定为由“艺术知觉”发现的一部作品的“表现性”。生命意味是不可能用推理性语言表达出来的,不能像色彩对比、形状的平衡和题材那样,由我们直接点评出来。我们能说的只是影片的具体组成部分,如和弦、词汇、形状等等,对于生命的意味,即幻象的表现物本身,知性没有概念,语言没有名称。或许正由于这些电影第三符号学中情调代码、风格代码等展示的韵味,使得影片在当时无论从大众票房率到评论界的评判都取得了成功。

3.考虑男性观众,化解他们的阉割焦虑

女性电影常常面临两难的困境:如果选择继续分析与诠释男性言说中极端排斥女性,或者加以打压的例子,一再重申的结果可能反而强化了原本企图攻击的目标。女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则依然暧昧不明,始终自居于(男性主流)电影情景之外的边缘位置;另一方面,假使企图界定特属于女性的电影机制,却往往容易落入父权架构思想体系的陷阱,受到生物性本质论的逻辑钳制,只能得到一个反转的论调。事实上,不过是男性模式的翻版,并未真正有所建树。女性电影是面对整个观众市场,而男性观众也包括在它的消费群体之中。所以女性电影在创作中仍尽量兼顾男女观众的收看心理。一方面,致力于让女性形象摆脱她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应顾及男性观众的情感。为男性观众考虑。当男性成为受展示的景象时,会致使男性观者产生阉割焦虑。“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即一组思想和感觉,有时则是它们的综合。它们集中在一种焦虑(anxiety)上,那就是个人潜意识里时常无缘无故地有被切除掉性器官的焦虑摘自中国心理在线。《返回上帝国》中“狗英雄”的主人是一位华人男子,初到加拿大就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观众眼中,华人男子被放在了被观看的位置。黑漆漆的电影院内,电影神奇的梦幻氛围,使男性观众认同华人男子的男性主体地位,将自身的阉割焦虑移情于华人男子。这时该影片用近似虐待狂(sadism)的心理机制来驱散所形成的阉割焦虑——展示的男性身体在激烈的暴力场面遭受惩罚,那位华人男子在第一次受侮辱后就在一场种族暴乱中被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