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播音主持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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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前沿编(5)

广播中,在一定时段里信息的密集,会满足听者的信息饥渴,那松散和冗余除了给人以拖沓、焦急,再也不能产生什么求新的希望。而密集适度的信息传播,要求稍纵即逝的广播减少一切中转环节,迅速、快捷地进入信息终端。信息高速公路上极小的坎坷,造成的信息失效都无法挽回。重视信息的密集、迅捷,发挥信息的跨越时空的优势,是广播在网上处于动态运行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否则,过度的密集、迟滞的传播,就要扼杀广播的活力,只能成为明日黄花。而且,当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信息能够处于屏蔽之内了,那些机要信息只好采取网络难于吸纳的手段予以控制。这时,时效性远比时机性更为人们所重视。

这样,广泛而深入、大量而直接地获得信息,准确而迅捷地择取和传播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培养一批训练有素、敏感睿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学富五车、出口成章”的记者、编辑、播音专业队伍乃是当务之急。传播的竞争,不再是媒介占有、传播专权的竞争,而成了人才的竞争,最善于传播的个性鲜明、捷足先登者,当然会长操胜券。

网络文化中,仍然分日常文化、实用文化和高雅文化;传播模式中的多向互动、个人传播者的出现,并不排斥集团传者的存在。广播以其强大的科技能力、高超的传播技巧、汇聚的人才集萃,还可以保有竞争的实力。问题是,竞争的焦点,应该专注于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这是下一个世纪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问题。

人文精神的阐释张扬,寄托在群体智慧的凝聚和汇合中。可以说,集团传播者具有强劲的网上张力和永久的风格魅力。

集团传者的传播渠道相当广阔,它们的台标、呼号昭示着有益、有效信息的网址特征和平台风貌。有价值、有信誉、有美感、有权威的广播,在网上一出现,便会使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集团传者从现在起就要培育、磨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样,如何建构自己的美学理想,加强自己的审美能力,便成为下个世纪创造广播美、节目美的螺旋式上升的坚实阶梯。

当下的时髦思维方式是“驾轻就熟”:以快餐文化填充时段,以现趸现卖增添时尚内容,以雕虫小技玩弄时空样态,以花样翻新嘲弄听者期待。这是传播历史上的懒汉和懦夫思维方式,应该一点儿都不能原谅地予以摒弃。

我们必须努力追求“以事省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美愉人”,创造出音美、意美、情美的节目样态,催动民族化、风格化,强化意境美、韵律美,让声音的丰厚负载自然地、畅达地进入人们的耳畔,流入人们的心田。坚持不懈、只争朝夕地锤炼我们的审美眼光、审美笔触、审美听辨、审美表达,让时代的旋律、高尚的道德、民族的企盼、历史的回响、理想的召唤、文明的大纛,融入美的眼睛、美的文笔、美的耳朵、美的语言,在太空的电波中,鸣响着黄钟大吕,声音形象中矗立着中华民族的伟岸身躯。

美学理想的追求,审美能力的锻造,不是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的。只有不畏艰苦、勤学苦练才会不断进步。广播播音的重要地位、巨大功能,在这方面应该成为独具特色、备受青睐的专业优势。广播播音,既要在语言上率先垂范,成为国家标准的规范具现,又要在信息高速路上最易感知、最能涵化的渠道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增加信息传播的美学含量,使人在“耳不暇听”中获得“悦耳动听、心驰神往”的审美愉悦,那重点就在语言功力上。我们的播音,不论是新闻播音、专题播音,还是节目主持,都应该成为语言精品,以深厚的语言功力、高超的语言技巧,传播人文精神的内涵,开拓人类文明的视野。

20世纪语言哲学的转向,从“写什么”走到了“怎么写”,从“说什么”走到了“怎么说”,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重文轻语”、“口语至上”的阶段了,再也不能徘徊在“播报好还是谈话好”、“有稿好还是无稿好”的狭小语域里了。更不能误入“播音员时代已经过去,主持人时代已经到来”的“理论”歧途,去追寻无视语言功力的“写作型主持人”、“思维型主持人”了。在网络文化中,传者的“出身”、“成分”分界和“类型”、“人格”差异不再突现在传播的终端,“姓名”浩如烟海,入网者比比皆是,人们审视的中心都放在信息内容与内涵中,在注意的边缘上,那强制传播范围内的数点星辰也化入了万里长空,个性的风采也只会“今是而昨非”,被集团传者的整体风格所笼罩。只有有声语言,在广播中处于永恒的闪光点上,并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独树一帜的伟人,包括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也不过各领风骚数十年,然后成为新一代伟人居于其上的“巨人的肩膀”。

无论在多媒体中,还是在广播中,只要人们还耳聪目明,就需要声音和色彩。人们在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中,维护着自身的判断权、选择权,道听途说和人云亦云的现象将日益稀少。敷衍了事的传播、粗制滥造的传播、哗众取宠的传播、低俗猎奇的传播,在网络文化中只能是被批判、被摒弃的对象。

我们新中国的播音风格还是应该坚持的: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它展现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品格的表露。

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该做的事还很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厉兵秣马,积草囤粮,我们将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胜。面对新世纪,广播播音将向高远的时空走去。

“字正腔圆”的艺术风范——简论夏青的播音艺术

夏青的语言艺术,字字珠玑,真是言不尽意;夏青的播音创作,博大精深,的确书不尽言。

播音,是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出声露面”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的创作。

我们的播音,要传达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要自觉地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教育和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最终理想。

夏青的播音,严格而坚定地遵循着这一创作原则。他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字斟句酌、高屋建瓴的创作理念,钟爱祖国、关注时代的创作热情,庄重严谨、铿锵有力的创作风格,不断强化着他的创作活动。从一个字音到一次播音,从日常播出到重大任务,从正常工作到紧急情况,从自己准备到帮助别人,他都毫无例外、毫不放松地全身心投入。

夏青的播音,像齐越的播音一样,已经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他们从未脱离播音创作的根基,因为只有在这个根基上,才会绽放奇香异彩的花朵。

播音创作,绝不仅是悦耳的声音、清晰的口齿就能胜任的。但是,不悦耳的声音和不清晰的口齿肯定不会有上乘的播音作品。

多年来的“重文轻语”现象、崇尚日常口语的自然主义,往往使我们忽视悦耳的声音和清晰的口齿在播音中的重要作用。至今,还有这类观点的影子,徘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夏青的播音,真正达到了“字正腔圆”的境界。他那明亮圆润、浑厚坚实的声音,他那清晰纯正、韵律悠扬的词句,造就了一种悦耳动听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产生了先声夺人、引人入胜的听觉效应,仅此,就使人百听不厌、乐此不疲了。

“字正腔圆”,像宽敞平坦、一览无余的大道,像碧蓝如洗、一望无际的天空,可以包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事、情、理;而字不正、腔不圆,只是一路泥泞和一片井天,灵动的思维和丰富的生活到这里便被滞留和窒息了。

“字正腔圆”是话语的一种美的叙述方式,应该有更多的人学习它,掌握它。拒绝它、贬低它,可能有千万种理由,不过,一言以蔽之,吃不到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

当然,夏青的“字正腔圆”,还有更深刻的内涵。

夏青的“字正腔圆”,不仅隐含着时代的高度、历史的厚度,还呈现着大国的风度。

五千多年的古国文明,传延到今天,广博的积淀,精深的承续,建构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形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广播电视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又展现了她的“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朴实、亲切生动”的黄钟大吕式的风貌。新中国的播音风格,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增添了独树一帜的景观。

夏青的播音,在“字正腔圆”中,洋溢着一种阳刚之美。庄重严谨,规整大方,铿锵有力,明快洒脱,形成了巨大的逻辑钳力;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特别精到地运用了停连技巧,既一气呵成,又切分细密,显示了有声语言的顿挫之妙。一顿一挫,放得开,收得拢,声音中止而意蕴丰厚,深化了内涵,强化了节奏,给听众创造了心驰神往的思辨空间。

夏青尤为擅长“宣读式”播音,但绝不照本宣科,而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举重若轻,言之有物,既有理性的张扬,又有感性的点染。从驾驭全局到微细处理,都做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毫无粉饰,毫不做作。

语言功力,更集中地融汇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经验、生命感悟和语言习得。夏青的语言功力,沉郁规整,犹如杜甫的律诗,用字老到,出语惊人,是播音中深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他在这条路上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其中,自有成才的规律在。

播音创作,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播出的节目如此,创作的依据如此,表达样式、语言样态更是如此。延安时期的播音风格,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氛围融合;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氛围对播音风格的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使播音风格进入了思辨、丰富的层级。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展现了播音创作空间的深广和播音创作理想的高远,进一步证明了播音创作的党性原则和喉舌功能。60年代初期的“大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的“高调门”,在播音史上,仍有它们的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不应一笔抹杀。割断历史、脱离时代的论述和研究,都不是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利于播音艺术的发展。研究夏青的播音艺术成就,也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变化,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在相对真理的长河中追新求异,在大浪淘沙中弃伪存真。广播电视线性单向传播的模式将在网络文化的兴盛中,增加多向互动模式。播音创作在文字的转化和思维的外化过程中,进入节目形态的方式和方法必将充实和丰富话语的叙述样态,语言的精妙也将培养更多的会审美的耳朵。“字正腔圆”,不仅在艺术层面给人以人文精神的涵养,而且会在生活交际层面美化社会语境。

夏青播音艺术的发人深省,确是一种历史性的启迪。

从广播电视传播的角度,审视夏青的播音艺术成就,我们认为,夏青正是一位复合型的播音艺术家。他那博古通今的学识,包容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他那造诣精深的专业,律动着汉语语言文字的美学追求。我们对他的敬佩是久远的。

现在,有些人仰视西方,膜拜港台,对那些被宣扬和炒作出来的节目和人物,大有望尘莫及之感。我想,当有意无意地夸饰殖民者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时候,当有意无意地推崇域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名人”的时候,当说这些名人是全才、是“复合型”人才的时候,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名人”?是不是忘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已经拥有了数以亿计的听众?他们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起的是,早在50年代,夏青的著名论文《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就已经在指引着后来者根据传播内容进行准确、鲜明、生动的表达了。老一辈播音员们从大量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至今还放射着真知灼见的光芒,他们的教诲我们能够忘记吗?当然不能。

西方的和港台的先进技术与传播经验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不能只宣扬“远学欧美,近学港台”,这只会走向片面以至误区。因为,“数典忘祖”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会鼓励和支持的。若是一心向往的不过是人家的皮毛,就不仅抛弃了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承继,而且会丧失对本民族人文精神的关怀。那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成了一句空话,“巨人”便化为虚无。

夏青——也是播音艺术中的巨人。

“字正腔圆”,应成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风范;

“字正腔圆”,是研究夏青播音艺术成就的起点和归宿。

“口语至上”批判

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叫做口语,并同书面语相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声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

广播电视的传播,是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的,本应该包容两种形态:从内部语言外化形成的口语;从书面语转化形成的语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前者被挤压,后者被扩大,造成了必须有文字依据才能进行传播的状况,这不能说同极“左”思潮没有关系。

正是改革开放的形势,广播电视的兴旺发达,才使口语得到了新的生机,“有声语言”才以完整的形态发挥出应有的功能。1984年,我提出“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可是不久,口语的生机又面临着危机,它被神化的同时开始被虚化,被人化的同时开始被俗化。

对此,仍有不少认同者。有的主管领导还表现出“唯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毫不夸张地说,广播电视界弥漫着“口语至上”的迷雾。我们怎能等闲视之?

当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才产生了语言。开始极其简单,而后逐步复杂。语言产生之后,用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交换信息、协同动作,显得非常方便、快捷。我国先秦时期的讲学、游说,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都离不开语言,可见一斑。

后来,产生了文字,语言有了视觉形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不过,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且时近时远,有时书面语竟似脱离口语而另行其道。这同语言的发展有关,同汉字的特点也有关。我国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口头文学”,“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的提倡,白话文终于成为主流。

现在人们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同时也知道文学语言具有领导作用,书面语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不应片面、偏执地认识二者的关系。

口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保有社会契约性的规则,保有个人需求性的意向。口语的鲜活性、丰富性,带来了它的原创性和具象性。但是,由于口语主体的复杂性、即兴性,必然造成了口语的芜杂性、缺损性,使之难于避免当下性和多向性的困扰。

口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由于运用语言能力的强弱,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有的人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有的人笨嘴拙舌、词不达意;有的人言简意赅、语语中的;有的人贫嘴薄舌、言之无物,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推崇口语,不一定就是对口语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