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档案
出品：今日历史电影公司
年代：1938
国家：美国
片长：52分
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
约翰·弗诺(John Ferno)
导演简介
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11月生于荷兰。他的父亲是一位照相器材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以接触到摄影和电影技术设备。一战期间，伊文思曾应征入伍。退伍后他到德国攻读照相技术和照相化学。在德期间，伊文思开始接触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1926年，伊文思回到荷兰。第二年，他在荷兰创立了第一家电影俱乐部，并开始影像实践。1928年的《桥》和1930年的《雨》两部带有实验色彩的纪录片为伊文思带来了一定的声誉。这两部作品也成为了伊文思早期的代表作。其后，应荷兰政府的要求，他拍摄了表现荷兰人民填海造田的著名纪录片《须德海》。1933年，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伊文思不顾当局迫害，秘密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这部影片是伊文思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伊文思与海明威等人创立了“今日历史电影公司”，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1938年，伊文思又到中国拍摄了反映日本侵略中国的《四万万人民》。二战期间及战后，伊文思在美国、苏联、波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马里、古巴、越南等国拍摄了大量纪录片，如《激流之歌》、《五支歌》、《塞纳河畔》、《天空、土地》、《愚公移山》等。由于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故有“飞行的荷兰人”之称。
伊文思本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情感。他曾多次到中国访问、拍摄，还曾担任中央新影厂的顾问。他对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中国拍摄的作品如《早春》(1958)、《愚公移山》(1972-1975)不仅将新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直到去世前不久，伊文思还曾来到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1989年6月28日，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
内容简介
影片以字幕开始，首先介绍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战争的背景，继而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它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系。字幕结束后，切入了一座中国城市，画面中是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死亡的场面，解说词说明了日军侵华过程中杀害的无辜平民的惊人数量。通过画面和解说反映出了日军的暴行。由于日军的侵略，中国东部的人口大量向西部逃亡。影片画面由此接续到了中国的内地，安静的田野和山陵，解说词开始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音乐声也变得缓和平静。11分钟，画面转向荒漠上的风沙，解说词说明平静的中国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国也开始觉醒，孙中山出现了。解说以孙中山为切入点，开始介绍中国近代历史并讲述中国人民对孙中山的尊重。觉醒的中国有自己的公路和铁路，有自己的现代化和工业，一切都在发展之中。到16分钟，关于中国的介绍告一段落，开始介绍当时的日本，以及日本的侵略计划和目的。为了说明日军的侵略野心，在声音上还使用了日本军事会议录音以及东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录音，当广播宣扬日本将带给中国和平和鲜花时，画面上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毁灭性轰炸。
双方介绍完毕之后，影片剪入了中国人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演讲、募捐、街头话剧这是老百姓的宣传，国家机构、军队、国家领导也积极抗日，画面中出现了陈诚、孔志友、宋美龄、宋庆龄等爱国志士的演讲、会议。影片也剪入了在克服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艰难拍摄到的共产党汉口会议的画面。除了两党，影片还剪入了民兵召集的画面，描述了全面抗日的情景，并说明中国已经夺回了领空。影片继而介绍了日军进攻和中方反击的策略，并举例说明日军表面占优实则未必。影片的后半部分，剪入了跟随中国军队拍摄到的战争场面，并以台儿庄作战的成功预示了未来的胜利。影片的最后，是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人民在夜间的欢庆游行，解说词说明，中国最终会取得全面的胜利。
影片分析
一、结构和衔接
虽然促使伊文思拍摄这部影片的直接原因是中日战争的爆发，但这部名为《四万万人民》的影片，其意义指向显然并不仅仅是战争本身。伊文思还想通过这部影片向世界介绍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将中国世界化的同时，也将中日战争世界化，以引起观众的反思。
要用不到一小时的篇幅说明正处在胶着状态下的中日战争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何况还附加了关于介绍中国的主题。这对于影片如何处理主题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结构安排都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如果处理不当、安排不善，可能导致主题含混、结构紊乱。而纵观《四万万人民》一片，两个主题之间不仅没有冲突，影片还找到了战争同中国本身的相关性，将两个主题处理得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在结构上也处理得流畅顺利，井然有序。
根据上面内容简介所提及的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影片叙述结构的安排和主题的处理。
开篇伊始，先展示了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一方面符合影片拍摄最初的出发点，也使影片在一开始就充满张力，引人注目。在介绍完中国的战争现状之后，影片并没有顺着战争的主题介绍抗日和战争的状况，而是在提到因为战乱民众纷纷逃向“内地”之后，镜头直接转向了没有战争的“内地”。同时，在叙述上将“内地”这个空间概念引申，指向了时间上的“内在的过去”，由此引出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这样的概念“偷换”使叙述流畅自然，同时又实现了两个并行主题的转换。在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之后，又借助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文明的破坏将叙述转移向了中国的近代历史，从而引出孙中山和新兴的现代中国。话题从而再次回到了侵略和战争。接下来，影片介绍了战争的另一方日本。当战争双方的背景都介绍完毕后，影片才将叙述重心转向了中方的抗战工作，关于国内抗战状况的介绍，也得益于叙述上的结构和层次。可以看出，制作者有次序地将素材分成民众、政府、爱国志士、在野党等多个部分，各个部分连缀在一起则形成了中国抗战的全貌。结束段落，影片开始深入到战争现场，通过实例来证明战争的状况，制作者有意选择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的胜利作例子，象征性地说明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最终走向全面的胜利。
《四万万人民》选择了一个封闭的结构，影片的开头描述的是“侵略者的战争”，结尾则是“反抗者的战争”。在两种战争之间加入了关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和觉醒的中国的介绍。它既构成了中国被侵略的原因又是中国人群起反抗的基础，而从侵略到觉醒再到反抗的过程也恰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要义。介绍中国和反映战争这两种主题由此在结构上被融合，并且相互深化。中日战争既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致，又和未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关。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一方面同中国的觉醒相关，另一方面也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由于主题的深化和开阔，最后段落“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因此具有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象征意义。
二、声画的使用
影片中声音和画面的配合表意是很有意味的。首先是在音乐的使用方面，例如，开头介绍日军暴行的段落使用的是急促、强烈的交响乐，当镜头转移到没有战争的“内地”后，则转为舒缓、柔和的弦乐。两种背景音乐的对比，在气氛上辅助了话题的转换。有意思的是，在介绍中国军队使用游击战打击敌人时，影片使用了中国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做配乐，乐曲本身同游击战的相关性，明显加强了这场战争的民族意义。
影片的画面使用也对影片的表意甚至结构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例如在叙述转向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时，解说词说明“内地”，而画面已经开始表现中国传统的帝王陵墓，所谓将“内地”概念引申成为“内在的时间”，其实这样的努力也明显地表现在画面之中了。此外，为了将叙述从中华文明转向侵略战争，影片也是先让镜头深入了中国“内地”中的“内地”，展现了沙漠，再将“沙漠”的意象同“帝国主义”并置，从而开始探讨近代史上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侵略。
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中还有很多，例如前面提到的，为了表现日本的侵略真相，在声音上还使用了东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录音，当广播宣扬日本将带给中国和平和鲜花时，画面上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毁灭性轰炸。又如，为了表现孙中山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介绍孙中山出现时，镜头从一颗荒漠中摇曳的小树摇向天空中的太阳。这些或者简洁直白或者相对隐晦的声画手段的使用，都对影片的表意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三、历史价值
《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一部在编排上可圈可点的纪录片精品，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影片，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多位国外影像制作者都曾来华拍摄，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尤里斯·伊文思和随他同行的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这不仅仅由于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公映之后引起的强烈反响，同时也因为这次拍摄经历正是伊文思同中国和中国纪录片深厚关系的起点。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伊文思没有能够到共产党延安根据地进行拍摄，因而，在临走时他秘密将他使用的摄影机和胶片交给了左翼电影人吴印咸，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延安革命根据地最初的几部纪录片正是使用这些设备拍摄完成的。
(戴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