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魏文彬踏入湖南省广播电视厅的大门时，多少怀有一些“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心情。命运就是这样难以捉摸，曾经与湖南广电擦肩而过的魏文彬，终究要与这份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接下来，魏文彬将为人们上演一出“青蛙王子”的传奇———他屡受破格擢拔，不停地“蛙跳”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拐点。但即使是在这个伟大的拐点上，魏文彬的“蛙跳”式成长仍旧异常醒目。
5.1农民的儿子
1993年2月22日，魏文彬在厅长任命投票之前在省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极其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于1950年1月生于湖南桃源县农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69年参加工作，197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涟邵矿务局洪山煤矿、涟邵矿务局宣传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电视台工作。”
这是一份高度浓缩、毫无个性因而也完全合乎规矩的表格式简历，唯一有点“表情”的信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在成功者的履历表上获得强调是司空见惯的事，原因大抵在于，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机制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民的儿子出人头地的机会要比工人和干部的儿子少得多，他们脚下的道路要比后者崎岖坎坷得多。同时“农民的儿子”通常也是对于天性纯良和情怀朴素的一种标榜，也蕴含着我来自最广大的民众之中也将竭诚为最广大的民众服务这样的自我期许。
魏文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挨过饥饿的童年和困窘的少年。他从小聪颖好学，本来有望像他的秀才曾祖一样借助读书改变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但“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改变了这一趋势。1966年，16岁的魏文彬高中尚未毕业，不得不在“停课闹革命”的风潮中匆匆离校，回乡务农。
16岁学生伢子的肩膀还有些稚嫩，但是他很快就适应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和大人们一样挑起了百斤重担。
“一回家就搞‘双抢’，和大人一起挑粮谷，从洞湾挑到双溪口，8里路。第一次挑的时候挑80斤。哎呀，挑得咬牙切齿。路怎么这么长啊，担子怎么这么重啊。我还有个怪毛病，大人穿草鞋，我怎么觉得草鞋穿到我脚上很滑稽，我就不穿，打赤脚。有时候路上一个尖尖的小石头，一下摁到脚上长硬茧子的那个地方，哎呀，痛得钻心啊。”
“我就老觉得那个扁担啊，在大人身上不一样，悠悠地晃，悠悠地晃，它还晃出一种姿势来，晃出一种韵律来。大人们全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拿个手巾这样揩一下那样抹一下，前前后后还聊天。我说怎么回事，我怎么跟在后面就那么苦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那个样子啊。天晓得，第二年就是他们那个样子了。17岁，我就挑得百斤担了，有时候我还霸点蛮，发点狠，挑110斤、120斤，我的扁担也是个悠悠地晃，悠悠地晃。”
很快魏文彬也学会了跟老农们一样的休息方式，譬如抽旱烟解乏。中途歇肩，往路边的石头上一坐，掏出一包烟丝来卷“喇叭筒”。他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喇叭筒”总是卷得不如别人好。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烟是郴州烟，两毛七分钱一包，我抽不起。我就把我父亲的烟丝包一坨，和大人一起搞劳动的时候，中间休息，我也很幸福地从袋子里面拿出一包烟，和别人一起卷，我卷不了别人那么好。别人嗖一下卷得乖乖致致的，我卷不了那么紧，松松垮垮的，皱皱巴巴的。”
很难想象，如果照着这样一条路线继续前进，魏文彬的人生将会走向怎样的目标，最后将停留在怎样一个历史坐标上。
但是历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5.2沸腾的矿山
那时读书出山的路径暂时废却，穷乡僻壤的农村青年要突出重峦叠嶂的包围，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要么参军，要么招工。
1968年，魏文彬报名参军，顺顺利利地过关，接兵的军官称赞他“才貌双全”，人长得好，字也写得漂亮。但是最后，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坐上大卡车扬长而去的人里，并没有他。那时“红领章”是全国人民的理想，毫无背景的农村青年挤不上这趟车或者挤上去又被别人挤下来，稀松平常。
1969年，涟邵矿务局在桃源设点招工，这一次魏文彬总算如愿以偿，穿上了矿工装。头戴矿灯、脚穿深筒胶靴、腰扎皮带的矿工装束，虽然不如军装那样时髦，但在当时也是令人称羡的。尽管走出一个山坳，走向的仍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坳，但是此山非彼山——老家的山山岭岭，代表着落后的农业文明，矿山则代表着新兴的现代工业文明。那时矿区生活是令人激动的一片沸腾。魏文彬还记得他初到矿山时的兴奋：“哎呀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热闹，几万人，密密麻麻的。”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火热的集体生活。第一次下矿井，一个吊车把他送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他的新奇与兴奋远远超过恐惧。事实上，他对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
魏文彬实际上只当了半个月的矿工。他还没来得及对井下的黑暗产生恐惧，就在涟邵矿务局的写作竞赛中脱颖而出，当即脱下矿工装，戴上才子的桂冠，转去洪山殿煤矿子弟学校，直接担任初中语文教师。
其时他自己真正的学历，严格来讲就是初中毕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时的佼佼者。他能写、能讲，显示出远非一个寻常初中生所有的扎实功底，很快就被学校作为业务尖子送往邵阳师专进修。进修回来之后成为语文教研组组长，并且挑起了高中语文课程的重担。他上课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年纪轻轻，活力四射，上课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下课是同学们的好朋友，经常在运动场上跟学生打成一片。
5.3 74级4班的小魏
1974年，24岁的魏文彬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机遇。他作为涟邵矿务局的杰出青年获得单位推荐，成了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
中国高等教育自1966年起因“文化大革命”陷入瘫痪，1971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高校因此恢复招生，采取推荐制，规定受荐人必须当过3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招生名额由中央政府负责分配，逐级下发，同时本科学制从4年缩短到3年。毛泽东认为，采取推荐制度可以保障工农兵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改变以往高等教育资源主要为干部子弟所占有的局面。
可想而知，推荐操作的弹性尺度有多大。当时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有些地方达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一个推荐名额都有成百上千双眼睛盯着。想来涟邵矿务局还是比较干净的一个地方，所以魏文彬这样的杰出青年顺利获得了一圆大学梦的机会。
湖南师范学院紧邻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曾是湖南最重要的文科人才培养基地，中文系全国闻名。魏文彬在这里度过了如鱼得水的3年时光。74级4班的小魏，给师院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魏文彬的好友、74级3班的梁瑞郴同学回忆说，魏文彬会读书，会思考，不盲从，会行动。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喜欢反着想一想。当时满世界“批林批孔”，他就冷眼旁观，嘀嘀咕咕地说些怪话：“批孔老二，批他什么？批他‘克己复礼’。‘克己’是什么？不就是‘斗私’吗？毛主席不是说要斗私批修吗？！”结果，因为参加政治活动不积极，他在大学里没能加入党组织。
有一段时间，魏文彬穷究辞理上了瘾，不停地针对一些司空见惯的字词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让很权威的语法老师也刮目相看。有一次他忽然提出来说，“重”字可能原来是表示距离远的，因为它是“千里”两个字组成的，同学们听了都觉得很新鲜。还有一次他坚持“恢复疲劳”搭配不当，应该是“去除疲劳恢复精力”才对。老师们慢慢地都知道了，74级4班有个小魏爱琢磨，爱发问，爱辩论，要打起精神“对付”他才是。
爱发问爱辩论的魏文彬也给一些同学留下了爱出风头的印象。魏文彬对于自己当初的积极发声并不否认，但他认为那与爱出风头是两码事，爱出风头是把吸引注意力当成目的，他的发声则是旺盛的求知欲使然。
魏文彬在师院的发声卓有成效，他进了师院的团委会，活跃在师院的“文坛”上。临近毕业的时候，两件大事使得他成为举院瞩目的焦点，他的名字在师院看不见的注意力排行榜上久居不下。其一是从平江搞完社会调查回来，他代表调查小组面向全院上千名学生作了一个报告；其二是发表了一篇题为《写在冰雪解冻的日子》的散文，《湖南日报》登了满满一大版。
魏文彬作报告的时候，梁瑞郴也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作报告的时候，手势啊，眼神啊，打比方啊，排比句啊，什么都上来了。他不是一般的念稿子，他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的语言你注意过没有，质朴，生动，经常夹杂一些方言俚语，很有表现力、感染力。学生给学生作报告，那么大规模，底下鸦雀无声，今天的大学里应该也不多。”
当时以学生的身份在省内最高级别的报纸上发表满版的大作，当然也不多。那时学校里都设有阅报栏，74级4班小魏同学的大作好几天都留在阅报栏里，跟前天天挤满了闻讯前去读报的同学。
毕业分配的时候，作为这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魏文彬曾经拥有至少三个留在省城长沙工作的机会。其中一个选择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设想一下，如果1977年魏文彬就进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他和湖南广电共同的辉煌会不会因此提前呢？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命中注定魏文彬要在4年后才能与湖南广电真正结缘。本来属于魏文彬的三个工作机会，一个接一个被他的同学拿走。他在湘江的西岸发奋学习，却对东岸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以为毕业分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事到临头才知道自己天真幼稚得可笑。
省城长沙没有立足之地，他只好背起简单的行囊，依旧回到矿山。
离开长沙的前夜，他独自站在湘江边上，遥望江那边的灯火。那时湘江的夜晚远不像现在这样热闹，河西河东一水之隔，几乎是两个世界，这边是寂静的山麓、穷酸的书生和质朴的渔民，那边是看不见的权力和看得见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