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JM公司，我哪能认识那么多的朋友呀！像我们的刘大姐，认识她真好，她舞跳得好，歌也唱得好！我们在一块很开心！（B9，李女士，北京，63岁）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交往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需求，是个体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交往可以使个体之间进行必要的工具性交流，共同完成社会分工所赋予的责任，另一方面，交往可以使个体之间进行情感上的分享，表达自己的喜怒哀愁，寻求同情、理解和友谊，以消除自身的寂寞、孤独和恐惧。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建构，意味着这个过程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制约，同时取决于“具有显著性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影响，即社会认同不仅是个体自由选择和认知的结果，同时取决于“他者”对个体的看法。中国人的自尊主要取决于个体与家庭、群体和社会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因此，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关系。个人如果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其他成员的关系，得到群体的认可，个人就能从中得到自尊和自爱。“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自我概念是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愉快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2.表达性参与
台湾地区的学者在研究电台卖药节目时发现这些节目营造了一个可以发声的空间，可依其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讨论。听众不仅仅是主动的搜寻者，也是参与者，进而成为讯息制造者，从中得到满足。本个案中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年人交往性空间，也是一个表达自我的空间。一位记者暗访“联谊会”做了这样的记录：一名讲师走上前厅讲台，带领大家唱歌。73岁的邓大爷和同伴们随着讲师的手势，高声地唱着《东方红》。陪同邓大爷去体验馆的女儿邓女士奇怪地说“我爸平时在家话都不多说，想不到居然还会激情唱歌”。
联谊会是一种社会活动，老年人在一起，聊聊天，交流交流，什么都谈，从国家大事到家里孙子孙女。还可以唱唱歌，我们这儿有一个王叔叔，每场联谊会都到，并且每场联谊会都要唱歌，每次都唱同一首歌，还跑调，但是每次唱得都很开心，大家听得也很乐。（B6，李先生，江苏南京，65岁）
每次联谊会上会安排老年人表演节目，他们可以上台面对大庭广众讲话、跳舞、唱歌，可以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等。在常州，更多的老年人被“联谊会”主持人邀请上台发表讲话，有了畅所欲言的表达机会，抒发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信念和理想。老年人在参与节目时，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彼此借着交流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关系。
人们生病或与不体面身份抗争的时候，表达或叙述反映了他们经历的生活和身份的改变，这使得其他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体现和脱离的人们的经历和情感。像“身份认同”这样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围绕着它的叙述，也可以被描绘成一次旅行、一次表演或者一个群体的仪式。对于病中的人来说，身份认同工作意味着寻找被疾病困扰着的生活的意义。叙述是一种推理、传播和表达我们感悟的过程，这些叙述表述也成为别人听到的、学习的、反对的产品，病人的叙述之所以是一个产品，是因为他本人和其他人可以用这些叙述鼓舞自己、开导自己、安慰或激励自己。
交流可以成为转化（Transformation）的工具，可以体验同情，跨越自我体现和脱离（Disembodiment）间的壁垒，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反抗脱离的状态，可以建立理解和同情。总之，JM公司联谊会为老年人等边缘群体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JM公司提供了比较温馨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让遭受相同疾病折磨的老年人能够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同一个话题，分享治疗康复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到启发。JM公司每一次联谊会的现场都布置得热烈喜庆，人与人之间互相热情地点头致意，各种文艺表演让人们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专家的讲座让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状况，他人的“现身说法”增加了自己战胜困难的希望和勇气，而自己对自身状况的叙说又充分释放了久居内心的压力。这一切在医院里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3.生产性参与
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有赖于他们的工作角色及他们独立性和自我支持的程度，退休的“隐喻”是这些老年人已经没有工作能力，退休导致的工作阶段建立的自我认同突然中断，对许多老年人来说都是痛苦的。这导致老年人“内心开始退缩”，自我评价降低，据调查，因退休原因引起老年人情绪失落的比例达到74.7％。
我原来是领导干部，自从退休下来后，生活过得很单调，就是做做家务，带带孙子，子女都在上班，也没时间陪我说说话，每天的日子一分一秒地数，过得特别的漫长，自己感觉到很寂寞、很失落，真正感到老了没有用了，有一种被社会遗忘的感觉。（B88，艾先生，上海，68岁）
“联谊会”为这些寻求退出“生产领域”的老年人提供了发挥个人“生产性价值”的机会。他们帮助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工作”（协助推销产品），赢得员工的“尊重”和“爱戴”，而为受疾病困扰的同龄人介绍“效果好”的产品并给他们带来健康赢得了他们的感激。老年人将此看做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份“传播爱心”的善事，是自己步入老年后个人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
在加入“全民爱心健康工程”（H公司举办的一项主题活动）后我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平台，证明了我不是没有用的人，我作为一名爱心健康善使，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去帮助那些饱受疾病煎熬的人使他们能脱离痛苦，这样我就很开心，很满足了。（B88，艾先生，上海，68岁）
为了强化这种价值感和荣誉感，厂商邀请一些成绩突出的老年人在公司内部的干部会议上发言，介绍“工作”经验，颁发“荣誉证书”。老年人很重视这些发言，参会后都会非常兴奋，感到自己受到重视、得到肯定，并“表态”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做工作”。另外，为了更好地让顾客参与进来，JM公司建立了相应的顾客“组织”——“顾客理事会”，有总会、分会之分，还设立了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等职位，而“联谊会”也就成为这些“组织”开展活动的场所。对有经济条件和空闲时间的老年人群来说，参与“联谊会”有着积极的诉求，使他们在单位解体后重新找回一种集体感和组织感。这与其“生命历程”和所经历的制度背景有关：曾经的单位制为他们提供了无所不包的荫庇，因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习惯了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组织。尽管有着共同的参与需求，但退休前不同的身份（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和非干部的普通人员）和本人不同的个性（外向者和内向者）也决定了他们重点选择不同的参与方式。比如，具有党员、干部背景的更多地希望实现自我价值，他们把精力花在生产性参与上，并在“顾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而更多的过去没有干部身份的离退休居民则选择了文体、快乐、交际、情感作为联谊会空间消费的主要内容。
参与可以促进共同体的形成和对空间的认同。在社会学视阈，空间被诠释为一种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生成的领域。社会空间是一个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的场所。通过同一寄寓空间、相同类别人群的相似性的强化过程，或者寄寓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的社会比较过程，改造旧的认同规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培育对“我群”的认同，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一种对自己个性品质的知觉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自我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国家、地域和身份）展开，其中每一种差异轴都有一种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身份感丧失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认同形态和认同空间。空间是个人寻找社会地位、社会身份、情感归依的场所，是归属感的天堂。通过老年人的交往性参与、表达性参与和生产性参与，“联谊会”被建构成一个社会网（Social Network）或者是一个非区域性社区，这个社区虽然没有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的限定，但存在人们相互间大量的社会互动以及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和情操的联结。
正如凡勃伦、齐美尔指出的，消费者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识别、应变能力的行动者（Agents），他们能够利用消费的符号体系建构自己的阶级属性和个人身份认同。有学者在研究宗教时指出，信教、参与宗教活动本身也在为信徒提供精神世界的同时为其创造了较为稳定且界限分明的社会交往圈，从而将参与者从有限的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公共生活的可能。于是，经由公共物品、社交网络、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事实，信徒最为需要的时候获致了心理上的支持，甚至物质上的资助。“团契中一次次的交流和分享，使得信徒们克服了恐惧与孤独，体会到了上帝无所不在的注视下所带来的内心的安宁与温暖”。
同样，对JM公司的联谊会而言，尽管主观上是完全以营销为目的，但客观上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消费者获得了社会支持、情感以及自我认同。大卫·哈维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中说，“那些有力量指挥和创立空间的人，拥有必不可少的手段去再创造和增加他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有形的空间、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穷人和工人阶级对空间没有什么权力，但有能力建立某种处境，在那里，他们可以形成身份和意义”。对老人和病患者来说，JM公司以推销为目的的“联谊会”也许恰恰就是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