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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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申春江上神仙侣(15)

又说,“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抗拒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地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希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冯乃超也同样地称鲁迅为“武勇的骑士”,“‘恭维’与‘害怕’的强迫性病人”,“中国的救世主”,说他“一出朦胧的腔调”是“泰山鸣动,死鼠一只”,回顾他全部的创作的历史,也无非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而已!彭康所做的那一套,那纯粹是谩骂文字的游戏,为人齿冷。那是真正的咬文嚼字!他攻击鲁迅盲目无知,所以对人家的批判,不能做堂堂正正的理论斗争,只好咬文嚼字,胡闹乱骂!这结局对鲁迅是必然的。他说:“呐喊”也不过是咬文嚼字,毫无实践意义,所以坐在“华盖”之下,也感觉着“热风”,发起热来,于是愈加朦胧,便不好不“彷徨”。“彷徨”,便批判自己,批判的结果,决意将人道主义式的抗争除掉,,还是不如讲“趣味”的好,但要“讲趣味”只好坐在“黑房子里”,续抄他的《小说旧闻抄》。于是“醉眼也就成为瞎眼了,倘非走动不可”,“碰壁”是当然的事。然而这种必然的悲惨结果,恐怕“除掉”不了,而是他自家不情愿“将自己从没落中救出”,我们自然也无可如何,更只好满不在乎了。文章最后指出:然而他的“除掉”必须“除掉”!

成仿吾以石厚生为笔名的文章,同样对鲁迅实行了人身攻击。他把鲁迅称为“堂·吉诃德——堂·鲁迅”,是英勇的骑士,他骂鲁迅“辞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中国的堂。吉诃德…‘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自己趺坐在虚构的神殿上”“做神做鬼”,“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说鲁迅是“只每日坐在神殿上享受人间烟火的小菩萨”,还谩骂先生“冷酷的面孔更加冷酷”。“对于我们小神,时间好比是破旧的钟表永远停止摆动似的”。

“人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阶级支配下,都是很得意的,因为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配阶级走狗!”“人道主义者的假哭佯啼,直是拙劣的丑角,可以招人冷笑”。他要求鲁迅这个“人道主义者”能够“对眼前的现象加以正确的分析而停止‘卑污的说教”’。成仿吾对鲁迅先生大不敬,一通谩骂训诫之后,他说:

“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雄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创造社那时与太阳搞联席会议,配合战斗。这肘,钱杏邮也用最尖刻的语言对鲁迅做人身攻击,他写了《批评与抄书》攻击鲁迅对于革命文学家的观察是“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他还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说“阿O时代固然死亡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钱杏邮说:“鲁迅没有政治思想”,“在他的著作里有的只是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同时,攻击鲁迅“想借自己所谓的指挥刀,泄他的私愤。这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有手术”。

他们都称自己是“给鲁迅先生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称鲁迅为“反动的煽动家”,“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一连串的文章并不涉及多少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并非像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这一段时间内,创造社与太阳社,出版了一连串的小刊物,配合论战。《战线》、《戈壁》、《文化战线》、《我们》、《洪荒》、《澎湃》,可这些刊物同声共气,与《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没有什么两样。像叶灵风在《戈壁》上就画了一幅漫画,附有一则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

郁达夫在报刊上看到那么多的报章攻击鲁迅先生,心里极为不舒服。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他对先生的了解,他知道那些“革命”的朋友们也太过分了。他知道先生的毅力与勇气,能够挺得住。但作为一个老朋友,他总有点担心,他担心先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常常去大先生身边,他坚决站在大先生一边。

啊,先生的学识、勇气与胸怀都令达夫感动与崇拜。

先生精神挺好,依然是那样幽默,轻松。郁达夫倒有点愤愤不平,他抱怨成仿吾他们搞得太过火,也怨恨创造社几个小伙计太欺人了,鲁迅先生在这个时候为郁达夫先生站在他的一边而高兴,不过,他对创造社那个团体群起而攻之,称他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并不恼怒。 。

那一天,他们就在先生的家里喝酒,酒逢知己干杯少!他们都微微有了几分醉意,先生笑了笑,对达夫说:

“他们都把我描绘成中目的堂·吉诃德,其实这西班牙的传记人物可爱可敬呢!你读过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吗?堂·吉诃德倒是位大胆无畏、勇猛自由、信仰真理的英雄!他还为真理而做出牺牲,那种仅仅把堂·吉诃德当作悲剧人物的做法是皮相的见解呢!堂.

吉诃德是一位真正的模范,他无知无识,但他对政治与行政有明确的见解。堂·吉诃德的爱很纯洁,他的意志是钢铁般的意志。”

郁达夫为先生的渊博所感动,是啊,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呢?他赞成先生的看法,但对这种论争有几分厌倦,他最反感的是创造社的那些人与梁实秋共同对他们的人身攻击,并因此起了敌意。

先生笑了笑,说:

“对创造社、梁实秋那些人,我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他们有感于阵地太少,只有《语丝》、《北新》等,他们早就想联合办.刊,经过协商,他们确定自己的新刊物为《奔流》,彼此准备稿子,郁达夫的四月够忙了,一方面他要翻译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以回击梁实秋,在《北新》每期连载,还要编校自己的全集第五卷《敝帚集》,取敝帚自珍之意。他们为了《奔流》问世有一个好的开头,决定在六月创刊,郁达夫为了配合鲁迅对创造社的反击,决心同时翻译屠格涅夫的演讲论文《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他觉得这篇论文极有分量,有针对性,可以给鲁迅先生极为有力的支持。

鲁迅先生充分展示了他的论辩才能,他的阵地主要是《语丝》,那正是他自己编排的。在战略上,他根本没有把创造社、太阳社一批“革命文艺家”放在眼里,可在实际的论战中,他是十分慎重的。在《语丝》十六期,他发表了《文艺与革命》的通信。他人木三分,认为革命文学家的重要问题,正是“在于不敢正视社会现实中的黑暗”。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走入那一条路。他还顺便对于三月创刊于上海的《新月》的攻击予以反击,徐志摩在《新月》上攻击“革命的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不容的。鲁迅认为斗争是对的。

先生在《语丝》第十七、十八期上发表了一组文章,《扁》、《路》、《头》、《通讯》、《太平歌诀》、《铲共大观》,那一组文章是他在一天内写就的,对空头的“革命文学”予以反击,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力。

在《语丝》第十九期上,为了进一步反击,他发表了论战檄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这是一篇幽默、说理、妙趣横生的论文,对创造社派的弱水、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的东拉西扯给予嘲讽与反击。他从弱水的攻击文章出发,指摘论敌的矛盾与笑话,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对他们的“革命文学”理论予以庄严的批评。

论战告了一个段落,创造社也许这一次是回光返照。其实,此时的创造社独木难支,矛盾重重。郭沫若二月出走日本东京乡下;张资平正在筹办他的乐群书店,他对创造社的批评更是耿耿于怀;王独清呢?正在闹分裂,受到后期创造社的集体抵制;郁达夫已于前一年的八月退出他曾经为之献身的创造社;五月间,成仿吾也因风声过紧,也厌倦了这种生活,带上部分经费,转道东京,前往西欧;也就是这一个五月,他的侄儿成绍宗拐了另一笔款子和另一个“革命的女子”——就是郭沫若《瓶》中的女主角,到外面开了间“革命的咖啡店”。郭沫若、郁达夫他们苦心经营了六、七年的创造社,产生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真正的严重危机……

§§§第四章 从《奔流》到《大众文艺》

一九二八年的五至六月间,对于郁达夫一生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生活安定,创作颇丰,与妻子相亲相爱,与鲁迅先生文章醇酒相交相知。天下何为最乐?在郁达夫看来,不过是:文章传世传名,美人陪伴我身,朋友相亲相爱,醇酒如醉如痴。虽然为创造社和梁实秋笑骂,郁达夫的心理却相当平衡,笑骂管它笑骂,我自不予理睬,你奈我何?郁达夫从创造社的朋友处知道,之所以那边对他与鲁迅的攻击那么厉害,的确是受了王独清的挑唆。鲁迅先生与郁达夫自然心地光明,无所畏惧。王独清不是喜欢搞小山头和小宗派么?郁达夫不合与王独清关系搞僵,一怒退出创造社,鲁迅不合在广州大屠杀中没有与他们创造社共同进退,独往独来。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与郁达夫又是相见恨晚,互为莫逆之交。这种纯属巧合的进退,确实使创造社的核心产生了不快,创造社的宗派山头也确实厉害了一点,回天乏力。

上海滩,现在文人麇集,那大多是有一点兼职,或教授、或编辑、或委员、或小职员,或者说背后有一点背景,有一个后盾。像郁达夫、鲁迅这样依靠几个稿费,抽取一些版税而生活的实在不多,可以说是开现代文化之先河。中国的新文化发育实在不算快,这版税、稿费的确太少了,能够单单依靠稿费生活的也独此两家——实在有些艰难。郁达夫与鲁迅在生活上现在实在是绝对地相似:鲁迅先生在北京有一个旧式的家,名义上的妻子与他的老母亲,那是他孝顺的心理必须承认的,他在上海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他与许广平从秘密走向公开,如今许广平早已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郁达夫呢?在富阳有一个家,年老的母亲、分居的妻子、缺乏父爱的儿女,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到如今也已经是三四个月的身孕。他们仿佛是命运与共,彼此甚是相投。与他们一起往来的还有作家林语堂、北新老板李小峰、周建人、杨骚、白薇、许钦文……还有因参加暴动失败出走上海的柔石等。他们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都有交情。郁达夫还得时常招待日本友人,他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内山老板常常把一些日本文艺界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有了几个稿费,就是请客,买书,对付生活……

郁达夫最喜欢交往的朋友之一是妻子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他觉得先生有趣,年已古稀的老先生,那完全是一部百科全书!自他们一起住在民厚南里以来,编写之余,郁达夫更是与他做诗对酒论英雄,谈古说今,纵论平生。王二南先生生于咸丰中,长在缙绅之家,杭州两度落入洪杨之手等故事知道得不少。那时他们家游宦在外哩。少年得意,十六岁人泮,十九岁补廪。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自廿一岁开始,一生功名潦倒。从廿八岁开始,先生曾入幕宁波、萧山、绍兴、诸暨、东阳、义乌、嘉善、秀水、宁海、归安,或为吏,或为教,道、咸、同、光间的典故,有什么不知道的?郁达夫对他是敬佩有加,春秋之夜,对酒当歌。王二南先生爱孙女如掌上明珠,对郁达夫也是青眼有加了!当达夫请教长寿之道时,他只浅浅一笑:

“少怒!万事逆来顺受。退一步想,不与人争,寿自然长了。”

郁达夫知道,那是老先生为吏多年的处世之道,也是经验之谈吧。

王二南先生有那么多的技能,使郁达夫惊叹不已,自愧弗如。写法书、刻金石、仿谜语、唱道情、自己缝衣补袜、制印泥、种花木、为孩子缝制玩具。什么都能干,平生最为节俭。可这老人的做法又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他又出奇地要好,衣服整洁,不喜蓄须长发,头十日一剃,须每日必刮,虽为七十五岁高龄,可署名“不须老人”。上哈同的群治大学授课,安步当车,他的书房老是整整齐齐,书笔纸砚,错落有致。对于居室,更是有高大的要求,喜欢宽敞的房屋。他嫌憎民厚南里的居室太隘狭陈旧,不辞辛苦到外面去看房子。在赫德路上,他看定了单幢的两幢房子,那里有一个小弄堂叫“嘉禾里”。嘉禾里内分并列着两条更小的弄堂,前弄是一所东洋房子,没有天井,为一四七六号,后弄是有天井的石库门.门牌是一四四二号。老先生喜欢那宽敞的石库门,而把那租金便宜些的前弄让给他的孙女和孙女婿。

郁达夫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它不在闹市的中心,而是与闹市与郊野的结合部相连接的地方。嘉禾里正好在静安寺公园附近,可看到静安寺公墓,对面是一个电车车场。这嘉禾里附近的居民大都是电车司机、售票员,那正是当局不太注意的一角,上海滩上注重外包装,在这里,这样的年代里是比较安全的。郁达夫自然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