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定性研究方法。高柏教授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很多深刻的著述。在美国、日本，包括在中国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他把日本从80年代经济由兴而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总结、概括，在日本和美国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高柏这样一种研究确实有独到的见地。高柏教授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最近这些年在美国、在欧洲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强的。在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学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片面地强调量化的分析方法。量化应当说是一种精致的研究方法，用数学模型、数理统计来分析经济社会现象，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角。但是量化研究也是有限的，社会生活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很多问题是难以用量化模式来进行精确分析的。所以，定性研究既是对量化研究的补充，也可以说使量化研究在某些方面达到深化。
高柏教授今天的演讲非常注意各种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用规范的学术术语来说，各种变量之间的必然关系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权力斗争会导致金融政策的变化，为什么金融政策的变化会导致经济过热，等等。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区，对这些指标进行反复、深入的剖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而必然联系的概括就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也注意了定性研究，但是这种定性研究和高柏教授今天在这里讲的定性研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很多定性研究是从原则出发，给出一些简单的推论，而不注意对事实具体、明确的分析。我们听到到高柏教授今天的演讲，语气平实、论述深入，这和国内有些报告不一样。无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在一些公开场所，我们的那些报告会往往是引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而以这些笑声作为报告的效应，对学术来说不是一种严谨而求实的风格。
高柏教授今天的演讲是层层深入、步步深入，对这些问题反复推敲，揭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对我们正在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品格，我们应当用严谨求实的学风来深入分析那些可见的、可证实的现象，然后来建构我们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听到我们对一些价值观念，一些信念进行逻辑上的推论，给出一些让人感到震撼的口号，那不是严谨的学术。
像这样的报告会在国内应该越来越多，而追求效应的报告应该像韦伯所讲的，主要是在教堂里宣传的价值观念，起到一种感染，而不是在大学的学术讲坛上，在我们国家图书馆这样一种学术论坛上。对这种定性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发扬的，也是一种非常严谨的研究方法。
第四，怎样看待全球化和区域化问题。高柏教授今天是从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经济问题，也预测了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过热的问题。如果从美国、从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有没有特殊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开始注意经济过热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底数比较低，在中国又有广大的市场，特别是农村人口非常多，如果我们要是从政策上能够得到适当的调整，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保持目前这样的持续高速增长？增长幅度在7％、8％，甚至更高一些，这样是不是过热？作为一个问题，今天高柏教授把它提出来，值得中国学术界深入思考，而不是仅仅就一些局部的现象来判断，应当放到全球化的视野中来加以分析、加以判断。
现场问答
给民族产业一个机会
提问：
从高柏教授的演讲中，可能还能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因为你的结论是必须把盘子做大，降低外贸依存度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我们现在发展了农村，这样我们很多面向外贸的产品、服务就可以进入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外贸依存度实际上是下来了。可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做大这个盘子。即使按照你自己的讲解，应该是存在这种可能。而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相反，按照你说的方法去做，如果我一定要把盘子做大，降低了外贸依存度进入国际这个市场，那就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
实际上日本当年之所以签《广场协议》，不仅仅是由于自愿或者是受到欺骗，实际上它是受到尼克松使黄金不再支持美元之后的这个形势的压迫。因为一旦美国人不用黄金支持美元了，日本人即使不签这个协议，大家一块儿随便用美元，你看怎么办吧。
也就是说美国人能够通过一整套规则的改变，迫使你就范。如果我们及时降低了GDP和外贸依存度的比例，一旦我们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美国人还有别的方法，最后的杀手锏就是美元，可以给美国国民发钱，就可以印出来。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做大GDP，而且去跟国际接轨，可能不是一条真正的出路。
高柏：
刚才刘教授报道，我们有一个国内地区发展差异的问题，如果能把投资引到农村去，我们仍然保证每年7％、8％的增长率，也不会产生大的经济过热的问题。我完全同意。现在谈的是什么问题呢？在国内争论的关键是几个部门出现了超乎寻常的投资增长的问题，就整体经济这个层面来分析，热也好，没热也好，在大幅度投资的这几个部门本身，完全有可能导致两三年之后生产设备的过剩，从而导致该部门的生产下降。所以，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总体是过热还是没过热，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自己在最后可能没讲得特别清楚，实际上跟你问的问题是一致的。我们现在把投资或者把消费引导到农村去，一种可能是减少了出口，按照你的设想，这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现在大幅度调整农业政策。我在这个问题上跟你说的没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强调的是我们现在城乡之间存在收入的巨大不平衡，导致了我们的GDP。在发展上或者是在健康的运行上产生了障碍。解决这个障碍的办法，我的观点不是像你刚才提的把外贸部分送到乡下去，因为农民必须先得有钱买，怎么让农民有钱买呢？中央政府一定要给农民创造各种各样的有利机会，让他们赚到钱，减负，这样他们手里才会有钱。这些工作如果不做，你把外贸的产品送到农村去他们也没有钱买。所以，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如何先给农民提供攒钱、储蓄的机会。
所以，很多学者前几年一直在主张，中央政府向农民要的那点税全都放弃算了，一年下来大概也就几百亿，在整个中央财政的大盘子里是很小的一部分。而现在接下来还要做的就是农村的教育问题，全国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在美国教政治的中国人，他有一个统计，农村收费问题实际上60％是教育经费，要继续办教育，就必须收这部分钱。可是，很多调查证明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几的乱收费是以教育的名义收上来的，实际上钱用没用在教育上是另外一回事。中央政府能不能把农村教育部分的经费承担下来，这是可以走的第二步。说到底，我们为了让农民有钱花，先要做很多事，然后当他们大多数人有钱花，GDP的国内部分就自然地变得很大。
这里要谈到什么问题呢？中国式的发展主义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哪儿？发展主义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东亚的发展主义是说政府要有产业政策，必须在战略产业方面确定发展某个领域的产业政策，使民族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有很大区别，保护国内市场。这里就看出区别了，日本和韩国所谓东亚模式的发展主义认为，他们在本国企业形成一定层面上的国际竞争力之前坚决不开放国内市场。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过程中，非得需要保护，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否则外资一进来，就给你冲得稀巴烂。中国的汽车产业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按西方的说法，我们是用技术换市场，你拿着技术来，我让你进来。
现在全世界的主要汽车制造商已经全部进入中国，按西方的评论，在汽车工业里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自己车做不好之前你别想进来。第二种模式，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一开始就是外资，都是跨国企业，一下子就进去了；进去的结果，在巴西和墨西哥的本民族产业都沦为汽车出口零件生产制造商。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黄亚升和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在《英语》杂志上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说印度模式以后一定会超过中国。印度走的是东亚经济的模式，处处扶植本民族的产业。目前为止在IT业、医药业里都有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国是谁来都行，大量外资来冲击市场，不注意保护本民族竞争力的培植。他们预测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印度模式以后一定要超过中国，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假设条件。
北大一个政治经济系的教授谈汽车领域——他刚花了半年时间做汽车领域，对吉利、哈飞、奇瑞这三家企业，他做了一个个案研究。调查结果，他认为是国家关于整个汽车产业促进跟外资合资的这种模式，在逻辑建构上就有问题。第一步，我们把人家生产技术端过来。第二步，实现零件本土化。第三，我们要走出去。他认为实际上走出去跟前两步根本就没有内在联系。为什么呢？要想走出去就得有独立品牌，就得有研发，人家不可能把研发也端到你这儿来。所以，我回来之前就担心，可能在5年以后就有一个真正的检验，中国的第三模式到底走得通还是走不通，是成功还是失败。
听他一说就更担心了，调查发现实际上这三家企业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研发系统，但是他们处处受到打压，不让他们跟着搅和。本来全国各地都要上汽车厂，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最好是中国的民族汽车产业集中在几家，通过跟外资的合作产生竞争力。
但关键在于，那个部分如果没有研发，到最后也形不成独立的品牌，这三家恰恰在这方面有技术革新。所以，他准备呼吁政府无论在任何一个产业，可以全面开放，因为我们已经签了wTO的协定，不让人进来也不行，但是政府能做的就是一定要给民族产、lk一个机会。 ‘
现在是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提问：
中国经济界是应该讨论是否过热的问题，还是应该讨论经济发展的代价问题。
高柏：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否过热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中国发展模式的代价是一个更长期的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它们确实有关系，通过讨论过热问题就可以看出，就像我刚才得出的结论一样，过热表面上看是一个政策层面上的问题，但是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它实际上跟过去我们整个25年来走过的发展模式一样，现在似乎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了，必须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而且中央政府也确实开始在进行调整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层面的讨论可以最后归结于战略层面的讨论。
提问：
照您的意思，中国迟早要面临和日本同样的遭遇吗？日本当初经济也不好，走到一定程度遇到了麻烦。农村经济实际可能比您想象得还要糟，要扩大农村经济发展，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比您想象的时间要长。中国扩大GDP的盘子的目标需要多长时间能实现？
高柏：
我不知道。但是我刚才说了，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有一件事是可以预期的，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国际贸易顺差肯定会越来越大。我回国之前，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欧洲现在特别认真地考虑向中国转移生产外包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包实际上都来自日本、美国，以后西欧要来很多。这个趋势肯定要延续下去，如果延续下去，对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有很大影响，导致的直接政治后果是来自国际上的政治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甚至改变汇率体制，这个压力肯定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尽可能要拖住时间，而且要赶快准备，至于花多长时间准备我也不知道。
提问：
美国现在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发展到向别的国家投资。假如中国经济发展到最后，达到美国现在的发展程度时，在十个国家中是第八个到达的，还是一样不行。
高柏：
没等走到那儿就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谈何走到那儿后该怎么办。
新古典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很大
提问：
中国目前走的拉美式的道路，得到中国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支持。中央政府需要他们的支持，还是他们影响了中央政府？中国经济假如真走到和拉美一样的下场，那该怎么办？
高柏：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931年到1965年日本产业政策背后的经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思想的。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论文呢？我在普林斯顿读PHD是1987年入的学，大家知道正好日本的泡沫经济1987年到1989年正是顶峰的时候。当时西方的学术界就在激烈争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政府干预才导致了日本经济如此强盛；另外一派则说不对，完全是市场的功劳，日本经济才发展到今天。我说我要检验一下，看日本政府的最主要的经济顾问，在过去这几十年里在讨论最重大的政策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理论立场来自何方？我把这40多年间最主要的日本政策讨论全都读了一遍，从中发现，日本经济在高度成长的时候，日本人从来就没信过新古典主义，他们信的是什么东西呢？信的是德国的总体战争思想，总体战争思想指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