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运的成本是一吨十块钱。当时我给的题目就是水净化，看起来差得很远，可是我们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但学生不感激我给他这个题目，我跟他讲：当一个东西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变成政府一定要解决、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解决了，你就会变得非常有成就。我也讲得很透彻，“要是你能解决水净化的问题，就会赚到很多钱”。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我能理解的，也不是理想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学科学的人就有理想，我们就是自娱自乐，没有那么崇高。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谈的世俗化的问题。而刚才这位年轻人反而具有非常浪漫的、非世俗化的思想，虽然他表达的语言还需要再加一点修辞。
§§§结语
要为这块土地多考虑一些
李楯：
我们总是强调要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要能够和一个开放的世界对等地交流、沟通、合作，我们面临着这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事情有它独特之处，在于一种文化断链。
也就是说，工业化可能带来一种整齐划一的东西，而我们中国的计划经济也是整齐划一的，这两种力量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今天这种状况。中国从古发展至今，尤其是我们总说的这二十多年，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一种路径依赖，前面的每一件事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是负面影响，我们要化解它，是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到的。我谈的是中国的特殊之处，今天程教授谈的很多是世界共通的东西，但是我们站在这块土地上，就要为这块土地多考虑一些。
谈到大学，恰恰是由于工业化之后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二百年，我们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教人做事；而最根本的东西，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是我们今天应该考虑的。正是这样，我们回到通识教育，回到做人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文化的东西破坏了，是不能复制的；我们运用技术产生的一些对自然的破坏性的、不可逆转的后果，也是无法补救的。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刚才有位先生提的问题是，程教授所受到的中国的教育及对《易经》的兴趣与物理方面有什么关系；问我们能不能把东西方的好东西结合起来，把坏的东西丢掉。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比如像程教授这样的人，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用中文，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但当和美国人用英文谈话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表达方式。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不可能把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前一段时间教育系统讨论中国的双语教育的时候，我主张“中餐中吃，西餐西吃”，这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在一个人身上，却可能对两方面都有所了解、有所运用。中国在整体世界形成中又重新封闭起来，在这个文化断裂发生之前，老一代的人，不管是做实务的还是做研究的，不管我们认为他的主张是全盘西化还是搞中国这一套的，他们对东西方的了解，对古今的了解，往往比我们从封闭中成长起来的人要强得多，不是强一点半点。
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他却说了一句话，让别人觉得费先生怎么会这么说呢？当别人问他，“像您这样的一个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中国再次出现，估计要多长时间？”费先生想了想说：“大概起码要50年。”这就是说，我们都是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的，都是在整体世界形成之后，成长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之中的人。今天当我们关注我们脚底下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再度放眼看世界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需要我们思考的地方。
更多的还有人对技术应用的问题
邱则奇：
再次感谢李楣教授邀请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同物理学家一起，探讨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尤其是探讨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刚才，李教授已经在提问的时候，问到了一个一直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其实，在英文和中文中间——我不知道在西文之间是怎么样，但至少在英文和中文之间区分得比较明确，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太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程教授一直在坚持，科学就是可重复的实验的结论。我相信这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如果用我对科学的了解来讲，其实科学背后讲到的是一个逻辑关系，一个道理，实验是用来证明事物之间的、变量之间的某些关系的一个手段。在很多没有办法使用实验的情况下，我们会用替代的办法，比如用数理思维的办法来替代，这也是科学。所以，科学最后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可检验的、可重复的。
但是技术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所产生的可应用于具体问题的一些设备和能力。回到了李楯教授讲的计算机专家谈到的问题，一般人使用计算机所能提供的能力的比例大概也就是3％一7％，多的也不超过25％。如果你能够‘70％地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就会有70％的N种可能来运用计算机。也就是人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会加入自我的对技术的认知能力，使得技术转变为不同的使用形式。我想提供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观察，把你最亲近的朋友的计算机拿来，看能否马上按你自己的方式操作。相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90％的人不能，道理就在于，技术已经被个人化了。这是一个专门的研究，MII’和斯坦福，包括英国的曼彻斯顿，有一帮专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就是“技术的私有化”。
所以，科学与技术之间的问题和技术与人的行为之间的问题，其实更多地牵扯到了程教授讲到的可持续发展的事情。比如程教授今天引用最多的例子——汽车，汽车的使用习惯其实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它的耗油量和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同样一部汽车，一个人100升油可以开到多少公里，而另一个人可能会远远不够。电视上播报了一个实验：当起步以后，用发动机最高转速使汽车达到一个极值速度以后，马上松脚让乍自由滑行；第二种方式是以一个固定的转速匀速前进；还有一种是使汽车始终保持运转在某一个高速状态。三种方式得到的耗油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简单实验，其实也是每一个开车的人都能体验得到的，但是大家不去反思。
所以，技术应用本身和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们讲科学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有科学的问题，又有技术的问题，更多的还有人对技术的应用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程教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更多的是促进了我们对科学和技术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
社会网络与企业管理
主讲人：罗家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主持人：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评论人：谢寿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书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苏波（某公司总经理，原海军上校）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策划人：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时间：2002年9月7日
现在开讲
人际关系网络研究学派是怎么一回事
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么大的场面底下与大家见面。我大概是第四次在北京从事演讲。前几次也是清华大学帮助承办的，这一次有机会在国家图书馆面对更多不同的群众，这是我很大的荣幸。今天这个议题与我个人的专业有关。我自己个人是做网络研究的，是关于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个研究，研究如何把它应用在企业管理之上。
我们这个学派，来自于一个社会系。它主要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一群美国的社会学家，不满于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搞的一些所谓的grand theory（重要的理论），于是一群年轻的社会学者在哈瑞森怀的带领下，创建了一个新的学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整个社会以一个完全崭新的观点去观察，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其他的团体之间的一个关系网络。紧接着透过哈瑞森怀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连串的数理模型和数学演算的方法，把这个网络跟所谓的数学中的图形理论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最早期的时候是在社会学中间，主要做的是一些情绪支持、婚姻配对等这类社会中间的心理疾病的预防。
这个学派到了80年代之后，开始跟经济行为大量地结合，在70年代它就跟职业活动就业行为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发现人找工作大概很大的程度上是靠口碑。我看了一下，在座各位年轻朋友居多，各位刚毕业的时候大概是在job market上或者是在网络上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失业了还要到网络上去找工作，这日子就变得很可悲了。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再要找工作，多半是靠了朋友之间的口碑。我们会发掘这样一个口碑的力量，这往往是一个找工作的非常重要的契机。
于是渐渐地，我们这个人际关系网络研究的学派开始研究很多经济行为。其中一个就是与劳力市场有关，紧接着就开始进入商学界。商学界中大量运用了这个理论的是行销。我之前有几次来演讲，也多多少少一方面谈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另外一方面也会谈企业内的关系管理，叫做顾客关系管理。就是因为它与营销结合在一起。营销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口碑营销。口碑营销就与人际之间讯息的传播是相关的。到了90年代，因为网络的高速发展，产生了所谓的一对一行销顾客关系管理，我们这个学派可以在理论上提供各种支持，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方面的结合。
另外一个方面的结合呢，就是它很大的一个部分进入了所谓的组织研究，就是所谓的组织理论。今天的一个公司绝对和传统的一个组织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传统上都认为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就是一大群人结合在一起，以往我们所谈的管理主要都是在谈这个组织内的管理。后来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组织，尤其在东方、在意大利，大量的组织边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明确，而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外包网络的。
到了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连串所谓的新经济的革命——咨询经济的革命。咨询经济革命的过程中间，大家都发觉，我们越来越需要做的事情，是每一家公司都需要只保留自己的核心能力，然后非核心的工作尽量用策略结盟的方式或使用外包的方式把非核心的工作外包出去。这使一个组织的概念发生了严重的变化，组织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单位，要管理一个组织，实际上还要管理这个单位以及它周边的所有的外包商策略结盟伙伴，所以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网络研究的学派开始进入了组织研究中间。就跟企业管理中间策略研究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90年代的末期到2l世纪的初期，另一项研究在美国的管理学界非常红火。
即对组织行为的研究，就是公司之内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我们都知道何为一个组织，这组织的一个特质就是要我们先分工后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间，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总经理的命令就能把事情给整合好了，也不再是一个公司的规范就能把事情整合好了，中间牵涉很多所谓的人际信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相互信任，以至于能够产生相互合作的行为，甚至是自动自发而不是在公司的要求下产生相互合作的行为？我们称它为社会资本。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本的研究，公司内人与人如何相互信任的研究，就渐渐地成为一个非常主流、非常重要的研究。大家如果有兴趣做商学研究的话，在翻看美国asqmjimr这一类型最好的期刊时就会发现，每一期都会有一两篇这方面的文字，你去找关键字，找social network、social capital、trust这些关键字，大概你都会找到一两篇文章与这个有关。
到目前为止，这是在美国管理学界非常热门的议题，并渐渐地从组织行为的研究，终于发展成为一系列变得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帮助管理的技术。这样的话，也就有很多企管顾问公司做所谓企管顾问方面的工作，帮助某一家公司如何去管理它的员工，如何使员工相互信任、相互合作。也是在过去的几年中间，我个人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议题，所以说我今天除了在做营销研究，很大的一份心力都是在过去几年的研究计划中间，对台商在大陆的一些大型组织进行研究，我今天的整个报告就是基于这些研究。一方面我会举一些研究的范例，这个研究范例也是我最近研究的一个成果。当然为了适应整个人际关系学派以及所谓的关系网络分析与企业管理结合的一个趋势，我通过分析一个最具商业性和实战性、最具企业应用面的个案，开始这个报告。
到底什么叫做人际关系网络分析
首先，我先用一个企业个案，来向各位说明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人际关系网络分析，以及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分析如何应用在企业内部的关系管理之上。
这里的个案，讲的是一家硅精系统公司，这是在美国的硅谷中的一家公司。公司人数不多，只有36个人，却在一年之内成长了好几倍，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公司。这家公司有两个最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叫斯蒂夫，一个叫义夫。我们都知道，美国高科技产业经常都是有两个英雄，一个是管技术的，一个是管市场财务的，往往都是这样的绝配，能够把小小的一家技术公司，发展成今天这样的大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