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心榭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水位的水工构筑物，使新旧湖保持不同的水位。新湖水位略低于旧湖。但水心榭并不使人感觉是水闸，而是“隐闸成榭”的一组跨水亭榭。自万壑松风桥向东南望，石梁横水，亭榭参差，后面又衬以高山，层次深远，爽人心目。如自银湖回望则又是一番景象。这组建筑的成功之处在于布局位置得宜，夹水横陈，又把闸门化整为零，分闸墩成八孔，闸板隐于石梁内，从而又构成水平纵长的特殊形体，平卧水面，与水相亲，十分妥帖。加以水映倒影，上下成双，波光荡漾，曲柱跃光，景色美轮美奂。
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康熙时的开湖工程基本循“以山环水，以水绕枉耗人力物力。”从山区最后形成的四十多组建筑来看，这些散落于山巅、沟壑之间的建筑景点，基本顺应山区天然的地形地貌，绝少人工填凿的痕迹，良好地体现了“自然天成就地势，不待人力假虚设”的原则。
湖区风景基本形成后，康熙选择了最靠近平原区和湖洲区的三个山峰，修建了南山积雪、北枕双峰和锤峰落照，以控制山庄的主要风景。在中部近梨树峪的高处建四面云山亭，以控制梨树峪和西峪一带。乾隆时，又在广元宫后山岭上建古俱亭，在西部山顶建放鹤亭，以控制北山一带和松云峡中水月庵至玉岑精舍一线。登临峰巅六亭，山区和湖区风景尽收眼底，而六亭又彼此呼应，互为借景。
除山巅立亭外，山区内基本以天然沟峪为骨干组景，并在峪口和峪底重点布置园林建筑，中间连以人工经营的蹬道，树木和其他建筑组群。康熙建园初期，重在峪口经营，至于峪底建筑则全部为乾隆时完成。如松云峡底的宜照斋、玉岑精舍；梨树峪底的创得斋；松林峪底的食蔗居和西峪附近的秀起堂等。这种以天然沟谷峡峪为主题的组景思想，在使山峦区分割为几个自然景区的同时，又使每个景区独立成园，形成深山藏园，园中有园的罕有奇观。
山庄的茂密丛林中，原有麋鹿无数，自然豢养，任其徘徊，赤狐野兔出没草丛，文禽异鸟啼啭枝头，松间白鹤翱翔，林中蝶飞凤舞，一派野趣。康熙的“静观万物，俯察庶类，文禽戏绿水而不避，唐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地之高下；远色紫气，开韶景之低昂”，生动地再现出当时的景象。像后来形成的“驯鹿坡”、“知鱼矶”、“莺啭乔木”、“石矶观鱼”等景致，无不与这些飞禽走兽息息相关。
七十二景中还有不少景致与树木花卉联系在一起，如以松树为主题的“万壑松风”、“松鹤清樾”、“松鹤斋”等；以枫树为主题的“青枫绿屿”；以梨树为主题的“梨花伴月”；以荷花为主题的“曲水荷香”、“金莲映日”、“观莲所”等等。这些自然野生的动物和同样富有生命的植物，在交汇成一幅幅流动画卷的同时，又为山庄增添了无尽的山野情趣。置身于这座山水相依、绿荫蔽天的皇家园林，心底惊叹之余，更多的是一种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欲望。
热河皇家藏书楼
有清一代，纂修《四库全书》被称为“文治光昭”的一大盛举，为了贮藏这部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清王朝于乾隆年间，分别在北京、盛京、热河三地修建了四座皇家藏书楼，这便是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以及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时称内廷四库或北方四阁。《四库全书》纂修完毕，先用毛笔工楷缮录四部，分藏北四阁，后又缮写三部，分别贮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淙阁、杭州文澜阁，是为南三阁。
文津阁位于山庄平原与山区的交界之处，依山傍水，环境清幽，院内绿松掩映，假山林立，整座建筑古朴宁静，庄重典雅，与山庄的整体格调融为一体。阁内书橱散发的浓浓檀香，令人联想到文人士子所追求的那种“明窗净几，悠然入座”的读书境界。整组建筑自南至北依次为门殿、假山、日月池、文津阁、碑亭。阁前池水清澈，池南假山嶙峋，气势雄浑，假山之上有乾隆御笔题写的“月台”二字。四周围墙环绕，形成独立的庭园，属典型的园中之园。
走进门殿，一座庞大的假山突兀横在眼前，大有“山从人面起”的感觉，令人心慌愕然，几乎透不过气来，亭台楼阁，青松白云，悠忽不见，只有一个石孔露窗的曲折洞口可供通行。穿过光线幽暗的假山石洞，眼前顿时豁然开朗，一池碧水平滑如镜，重檐绿阁耸立于山石环抱之中。山石间石松巍巍，如蛟立，如龙盘，如凤舞；池岸边垂柳依依，若丝帘，若细雨，若东风。尤令人惊奇的是，假山的设计匠心独具，在错落重叠之中，留有一穴漏光，乍看与常见的假山毫无区别，并无特别之处，如若俯视池水，则奇迹立现：假山倒影巍然，漏光之处分外耀眼，宛如墨染浓云之中，一轮素月高悬，又若皓月跃出奇峰，终年澄照不息。太阳跌落水中，形成日月同辉的千古奇观。这一神奇的构思，将天朝君主欲包容天地日月的情怀展现得淋淋漓漓，纤毫毕露。
横亘在日月池前的巨大假山，占地约八百余平方米，山体达三千三百余平方米。山上筑有月台、石碑及趣亭，石洞内分厅、堂、窗、孔、穴等，悬石四立，曲折蜿蜒，各有两门相通。大小不等的几处窗孔，微透幽光，使得洞中削壁怪石若隐若现。堂侧一穴，深见邃水，雨后石山水滴坠落穴内，叮咚回响，如瑶僮抚琴，流泻清音妙曲。加之洞中景象扑朔迷离，形影变幻，过堂冷风阵阵，冷肌爽肤，恍若置身于洞天福地之中。正如日月同辉所展现的君主情怀一样，假山石洞中虚拟的洞天福地虽有几分失真，但仍不失为一个奇妙的创意。
文津阁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秋，次年夏告竣，建筑形制仿明代范钦藏书楼天一阁而建。范氏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一生酷爱收藏宋元珍本秘籍，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在家乡宁波建起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天一”二字，源出《易经》注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易理。水能克火，这在五行学说中是最令人接受的事实。范氏以“天一”为藏书楼命名，取“天一生水”，水能克火之意，希冀阁中珍贵的藏书能免于火灾，流传千秋万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美好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天一阁不仅无数次幸免于自然火灾，而且所藏之书亦无虫蛀霉变之害，基本上完好无损，这在湿度较大、虫害猖獗的江南地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天一阁坐北朝南，砖砌为垣，上下两层。下层六间一字排开，上层通六为一，不设壁障，均以书橱分列，橱下各置英石一块，阁之高下深度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合六数。阁两边分别用假山堆叠成九狮一象形态，阁前曲池环绕，山环水抱。建造这座规模宏大的藏书楼及不惜重金收购秘籍拓本，终于使这位一品大员囊中空空，一贫如洗。范氏死后，留给后人的仅仅是这座神奇瑰丽的建筑和满满一阁藏书而已。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流的藏书大家，范氏健全的文化良知和高贵的人生风范，一直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范家传人。
仿天一阁建起的文津阁，从造园布置到建筑形制，基本上与天一阁相同，但因其是皇家藏书楼，又高于天一阁，除范氏天一阁而外，又取宋米芾宝晋斋之长。乾隆诗中的“米家范氏两兼奇”即是对文津阁的特指。
从外观上看，文津阁为上下两层建筑，但内部实为三层，阁内中下两层，前后延伸一步架，构成廊厦，正好遮挡了日光的直射，使得室内皆为柔和漫射的光线，既适合所藏之书的保养，又能看清书上的字迹，营造出宁静肃穆的读书氛围。
文津阁在彩绘和色调上有过前后两次变动，原为歇山顶，覆黑色琉璃瓦，嵌绿色瓦边，脊上有吻兽等装饰。后改为青砖灰瓦，绿色椽头粘绗字金箔，前后廊厦的栋梁上画以河马负图。白色书卷，蓝色封套，深绿色柱子和窗棂，一反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传统皇宫色调，皆以冷色为主，既表明使用功能，又使整座建筑与山庄内格调一致，清新明快，庄重淡雅，山野情趣与读书求索之乐融为一体。
文津阁建成之后，《四库全书》尚未编纂完成，阁中空旷，为使这座皇家藏书楼名副其实，乾隆命人“仿《四库全书》函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三十二典，凡一万卷，庋架排列”。至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四库全书》纂修完毕，阁内共贮藏图书一百一十五架，六千七百二十函，其中《四库全书》一百零三架，六干一百四十四函，《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是时的文津阁琅函琼册，充橱盈架，辉烛霄汉。每当阴雨天气，幽幽的檀香气息混合着纸墨清香，从阁中弥散开来，令人心醉不已。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纂修于清王朝最为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是时的大清帝国，群雄翦灭，举踵来王，四海一统，八荒臣服；乾隆时又彻底平息了几次大的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世景象。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使武功让位于文治。
满洲先祖本建州女真，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曾受明帝“龙虎将军”封号，入主中原神器后，耻于重提称臣旧事，又加不少文人士子俨然以亡明遗自居，从骨子里排斥满清对大汉民族的统治，整日斗酒吟诗，利用典章词句借题发挥，以反清复明为时尚，这种天下汹汹的排满风潮自然令最高统治者十分警惕和不安。是故康、雍两朝迭兴文字大狱，对文人士子残忍地进行迫害，著名的“庄廷钱案”和“戴世名案”只不过是众多狱案中的两起而已。但让满清统治者深为头痛的是，残酷的暴力不仅没有遏止住这股越来越凶猛的风潮，反而造就了一批视死如归的勇士，屡杀屡出，满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趋激化。正当乾隆对此焦躁不安、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凌空杀出一匹黑马——一身政治腥臭、不惜以头颅赌成败、颇有几分草莽野性的安徽学政朱筠，历经几天几夜的痛苦思虑后，修书条陈，提出开馆校书，一统天下思想的动议。此举正中乾隆下怀——纂修《四库全书》的最初缘由因此而来。
对于编纂《四库全书》，鲁迅先生有过比较公允的分析和评价：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确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作为定本。
乾隆对此更是直言不讳：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搜寻，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谓的“有益于世道人心”，即是规范和统一人们的思想，截断反清复明的文艺暗流，从当局者的角度考虑，此举既显示了“文治光昭”的手腕，又有利于文化领域的占领。事实上，这才是纂辑《四库全书》的根本目的。
纂辑《四库全书》，名为修书，实则是“寓禁于徵”，以达到钳制舆论，统一思想，彻底禁毁含有“词意抵触”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所有著作。乾隆为此屡下诏令，一次紧似一次，一次比一次更为直接露骨，先是说纂修此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后来又赤裸裸地讲道：“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最后再加一番恐吓：“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缓，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空前文化大劫难中，共销毁所谓“内容悖谬”或“违碍字句”的图书约计八千余种，一万三千八百多部，全毁或部分抽毁珍贵的书版近万块。
“寓禁于徵”竟是如此的令人不解——大规模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的同时，又在不遗余力地残酷地灭绝着汉族传统的文化！“四库”之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唐玄宗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二月二十一日降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在四库后面加以“全书”二字，以彰功胜前朝。从最后成书看，《四库全书》在编次上虽然沿袭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但分类和子目更为详尽，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每类之前有小序，子目之后有按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分为这一类目的理由。对于有些较难归类的图书，经集体研究后重新归类调整，终于使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有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时至今日，这一体系仍然是我们检索古典书目最为便捷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