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C干的那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我们附属台就像身体一部分一样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确实是可怕的事情，而且他们一定收到了我的以及所有其他附属台的信，他们同样参与散布了NBC的新闻。
NBC违反了常规标准和专业的新闻工作的价值判断。在最初阶段，它太依赖别有企图的那伙人。NBC通过雇用考察公司以简捷的办法审查了概算。这个节目的制片人明白，这一翻车是事先安排的，尽管如此，NBC的《日期线》节目还是我行我素，虽然公司自己的书面规定不允许编造新闻。在新闻业务中，上上之策是不允许质量低劣的信息采访或者不确切的新闻报道，尤其不允许明目张胆的做假。ABC的“新闻标准手册”的指导原则在新闻广播实践方面是很典型的：
在ABC新闻节目中看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它本来的面目。
我们的任务是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去促使事情发生。因而，ABC新闻有严格的规定，它禁止玩弄技巧和设计去表演、冒充，或者重新创造已经发生过的事情。ABC新闻不允许任何误导观众的做法。
在职业作风和道德之间存在着一条细微的分界线。如果NBC过去严格执行标准的新闻实践，它就不会在这件事中扮演不道德的角色。为了防止再一次惨败，NBC的大卫·麦考密克于1993年5月26日在测验程序和专业证书中加入了一个详细的部分，成为《新闻方针与指导原则手册》。
全公司上下思考问题的两种倾向在播出时使NBC陷入混乱。首先，一向认定新闻运作在播出业务中是赔钱的，但是眼下媒介企业的各个单位都被希望能挣到钱。于是，维持优质新闻做赔本生意以提高网络信誉的做法，已经没有紧迫感了。其次，CBS的《60分钟》证明黄金时段节目也有大钱可挣。他们在制作节目上所花费的成本不到娱乐节目的50%。NBC的新闻刚好正在赢得利润——希望去和《20/20》、《60分钟》、《48小时》以及其他的杂志型网络竞争。正如《自由论坛》的资深副总裁埃弗雷特·丹尼斯所做的结论：
在电视杂志上图像和广告受到很大的压力。一旦他们变成网络的赢利中心，他们就很易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就像娱乐份额在保持受众和收视率时的情况一样。
用波特图式的话来说，问题的核心是第一个四分之一。新闻操作中对赢利的要求倾向于制造一种领导风格，即良好的职业作风和高尚的道德不是至高无上的。问题的核心及其解决办法的关键是第一步。
如果被夸大的新闻出现在《真相电影院》，那么一点儿也不奇怪。自从发生了通用汽车公司“山崩”以来，NBC《日期线》节目的收视率在上升。正如马里兰大学的道格拉斯·戈默雷所说：“总之，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损害了NBC。这一典范是好莱坞……‘一切宣传都是好宣传’。至少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节目。以新闻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灾难。每个人都反对它。然而千奇百怪，百怪千奇，它挣钱更多了。”加特纳在NBC新闻中靠精打细算做出成绩，他把它变成了一台高效率的机器。电视新闻杂志每年净收入十亿美元。NBC《日期线》节目就是最赚钱的节目之一。
3．威契塔实验在堪萨斯，该州最大的报纸《威契塔鹰报》的记者们决定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报纸和它所报道的社区之间的关系。1990年，前任司库、民主党人琼·芬奇当选该州州长，尽管《威契塔鹰报》曾经预测她没有当选的机会。“很显然，她比我们更知道人们在想什么，”该报主编、“嘁嘁喳喳的”小戴维斯·梅里特这么说。
小戴维斯·梅里特被这种情况所困惑，接着又因竞选口号含糊其辞而受挫，从而改变了对竞选新闻报道的方法。新的策略将集中在迫使候选人说明他们的竞选纲领并加以公开讨论，用这种办法使全体选民的意志不会突如其来地表现出来。当候选人对所提问题，尤其是对十个被该报挑选出来作为选民特别关心的问题躲躲闪闪时，记者的提问必须尖锐。这十个问题是报纸的研究部门对500次采访中当地居民提出的问题加以归纳所得到的。《鹰报》描绘了十个问题中每一个的特色，附加广泛的背景，并且每周都简要地报道各候选人对这些问题的最新态度，而当候选人不肯表明对某个问题的态度时还加以记录。《鹰报》鼓励居民去投票，甚至安排人们去报馆办公室进行选举登记。报纸给100，000名非订阅者分发了一个简明易懂的选举指导，并为成年文盲开办扫盲学习班。它还和附属ABC的KAKE电视台合作，鼓励人们去登记和投票。
这些努力与Knight—Ridder连锁积极推行的“顾客第一”密切配合，他们此举出于关心由不景气的发行数字给行业的未来带来的影响。在堪萨斯大学这所全州最大的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鹰报》的总经理詹姆斯·K．巴滕真正感觉到同所居住地方有联系的人们更愿意读报。他问道：“如果社会继续腐败下去，我们如何希望社会在长时期内保持繁荣？"25《威契塔鹰报》关于选举报道的新形式旨在加强这种同社会有联系的感觉，并扭转选民支持率下降的紧迫情况。
第二年，居民们很惊奇地发现《威契塔鹰报》的记者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在救援行动中，有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流产抗议运动出现在威契塔。在整个夏天，几乎有1800人在一个月中被捕，其中有一半是抗议流产者和反抗议者。他们把这个城市弄得底朝天。梅里特说：“我认为我们并不充分了解我们社会的情况，无法指导人们应该投入多少钱和精力。”
这个混乱的“可怜的夏季”提醒报纸“社会联系”的另一个方面——记者需要足够的社会知识去了解什么样的事情会激起地方情绪。
《鹰报》在用它的“人民项目”同社会联系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该报出版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的文章。它把这些文章作为一种重要的东西奉献给读者。不过这一次的文章结构用的是一种从读者中来的答案。而且在发表这一系列文章的过程中，报纸三次租用了一个大厅以便使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而不受任何领导的影响。总之，报纸（再一次和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联系）正在努力开拓一个大众领域。
在建立社会联系的努力中，《威契塔鹰报》正在实现两种职业价值，通常这两者被认为是互相排斥和假设的。反过来，它们能互相补充。一种价值叫“八卦新闻”，报纸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否则，读者将会把信息预算（时间和金钱）投人到其他地方，而报纸将会消亡。通常假设读者并不对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感兴趣，例如一个州的让人起疑心的财政预算等等。然而，他们想知道的东西——例如迅速传播的流言蜚语或者学校的午餐菜单——不是非常重要，报纸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答复选民的信息。一般说来，给读者新闻来源往往导致迎合或沉默。
根据第一个承诺（亦即给读者最需要知道的信息），报纸是对社会负责。
在给选民以选择领导的责任并决定提出相应的选举创议的民主社会里，选民得到充分的事实以便作出明智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第二个承诺（亦即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事情），报纸是对订户和投资者负责的。是他们为报纸提供了得以运转的收入。
道理常常是很明白的：朴素的二分法支配着不可逃避的经济事实，这就是，除非读者给了报纸所需要的东西，报纸才能给予读者知道的事实。也就是说，报纸必须有利可图才有可能处理不寻常的问题和情由。在这个二分法里常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家长式统治的顽固性，假定读者必须接受灌输给他们的东西。《鹰报》编辑部在努力改善“社会联系”时似乎同时遇到了这两种假设，即报纸要给读者以信息，读者要使报纸有经济收入。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在区别二分法时是有帮助的。一个极端是贪婪的报纸完全受利益的驱动，因此只给读者一些廉价而易得的抓痒式和娱乐性的新闻。另一个极端是严肃的认真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报纸，它在这样的前提上固执地忘记了读者的愿望：“我们知道什么对你们最好。”
《威契塔鹰报》尽量去找到这两个极端的适中点。它正在想办法处理报纸应该告诉读者怎样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报纸的工作人员仔细地查看他们是如何分配精力的。这种活动模式背后的动机不是没有风险的……在给读者这种新闻内容的努力中，编辑们必须灵活处理新闻内容。在努力通过社会做好工作时，记者必须阐明自己的显而易见的责任。有关政治和经济的丑闻调查要比地方中学光荣榜重要得多。
编辑们在根据社区公民投票来制定社论方针时，有失去新闻判断力的危险。编辑们在相信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时往往显得孤独，他们不寻常的地位帮助他们使社会向更好方向改变……大讲反对种族主义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策略，然而这些编辑的进一步写作最终有助于带来变化。
《威契塔鹰报》执行主编谢利·迪尔让记者们对某一地区进行居民调查，这些居民理应成为读者但却没有，他们同社区有密切的联系，但与当地报纸没有任何交往。这些记者发现这些居民在寻找有关本地教堂、学校和慈善团体之类的“好新闻”。一个记者说：“这些人当中有些只关心自己，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当然哕，被市场牵着走的记者们总是打算按照自己的条件向他们求助。
但是如果记者草率地认定读者的兴趣只局限于自身，以致于读者的兴趣恰巧无法与读者的职业兴趣相吻合，那么扩大社团间联系的努力将可能被搁置起来。另一方面，如果《威契塔鹰报》的工作人员积极地让读者参与到关于社团的长远问题的讨论当中来，那么报纸和公民都会受益的。304．洛杉矶《新时报》1952年，《洛杉矶时代周刊》跃过公路向郊区扩展，成为美国第一份向发行区内各部分发行地区版的都会报纸。许多其他报纸纷纷效仿《时报》推出适合郊区居民的版面，为读者提供贴近家居生活的消息——以及更多的有关本地区商业的广告，但在《时报》的地区栏和地区版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忽视了市中心。自从它第一次推出郊区版，此后的20年中，《时报》没能提供什么与市中心相称的东西。然后，在1973年，它出了一版，但一年后因缺乏广告支持就停版了。直到1992年，洛杉矶骚乱后，它没有再出过一版。
《时报》并不是惟一将重点放在郊区读者身上的报纸。但70年代的报纸发行人，奥底斯昌德勒强调说，报纸不选择低收入居民作为目标，“我们略去了无利可图的地区，并果断缩减了一些低收入的发行。”他是在1977年说这些话的。在1978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昌德勒承认《时报》在覆盖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区方面存在不足；他说将低收入读者作为目标没有经济意义，“因为那部分读者没有购买力，对我们刊登的那些广告没有反应。”《时报》和其他报纸的这种想法在80年代发生了变化。根据克林特·威尔逊和福里克斯·古德尔若兹的建议，他们增加少数民族记者，把班次进行调整，但洛杉矶的市中心仍然没有设立《时报》的特别版面。
近些年来，《时报》的编辑支持集中、连续不断地提供关于市中心的新闻报道。《都市报》编辑克雷格·特纳1992年（在宣布了设立特别版面的计划之后）说，他和主编诺艾尔·格林伍德反复要求“要以我们报道《洛杉矶县》其他地区那样的水平对那些地区的居民和读者作新闻报道”。他说：“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这方面还没做到。”和中心城市的情况相反，1992年《时代周刊》为诸如奥朗日城镇和圣费尔南多山谷这些地区出版了五个地区性版本，还包括每周四次或二次的地区新闻报道，中心城市是发行区内惟一没有设立特别部门的部分。《时代周刊》作为全国最大的都市日报，花费了上千万美元经营地区性版本，目的是为了同诸如《洛杉矶每日新闻》竞争，其他的竞争对象在圣费尔南多山谷和奥朗日城镇区。
1991年，《时报》地区专门调查委员会提议优先建立一个中心城市版，从而为改革铺平了道路。于是《时报》的管理人员就决定出版这一中心城市版。资方认为，这一提议背后所隐含的驱动力是与公众服务联系的：中心城市自从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产生的有目共睹的变化后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且引发了更加复杂的都市问题，除了经常报道犯罪活动的热点新闻之外，还应更广泛地报道这些都市问题。社团之间没有进行沟通的传媒，但《时报》却为社团提供了沟通的手段。据第三任编辑谢尔比·可菲称，1992年4月的一场骚乱促进了设立城市中心版计划的实施。
《时代周刊》在起始阶段强调市中心版在经济上为公众服务的定位，“我们希望并且期待那儿有一个广告基地，但是我们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在这个特别的关键时刻完成我们作为大众传播的角色。”《时代周刊》的发言人劳拉‘摩根说道。她说这个决定与1974年放弃原有的市中心版的决定不同：“这次，我们的决定并不仅仅受广告利益的驱动……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促进社团间的对话，并增进它们的相互理解。”新版的编辑玛丽·卢·富尔顿事后称，不管广告量有多少，《时代周刊》都会出版这个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