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1日下午
这里有错（指1922年成立好人政府事）。我与***主张相同，发起“废督裁军”。还有友人蒋百里，也主张相同。百里先生写了《裁军计划》，我们奔走。胡适未参加。后来成立好人政府，被人笑话，称为“蓬莱内阁”。有两个蓬莱。另一个是孙丹林、高恩洪组织的，后台是吴佩孚，成立在好人政府之后。这跟我与***没有关系。开头有奔走裁兵，计划裁兵，这跟***有点关系。他有个好友白坚武在吴帐下，向吴介绍***。守常因白之敦请，两次去洛阳同吴见面，也许三次，后来被人笑话这事。虽然出现在胡适等人宣言之后，确实我与守常未参加。开始倡导时参加了。
黎元洪此公有“泥菩萨”之称，常常是被动者。武昌起义，黎出来是被动的，缺乏革命意识，更谈不到主张。黎元洪后来称为正式总统。袁帝制拥护者主要是段芝贵、雷振春、陆建章这些人，而反对袁的最有力者、公开的第一个是段祺瑞，声言反对。段本是陆军总长，失辞，隐居西山。搞帝制者派人刺杀其未成。袁慰问送人参给他。袁要帝制，更改国家制度，废国务院，集权总统府，内设政事堂，可以自立了。有国务卿、左右丞、八参议，好几个局，其中有机要局，局长是信任的张一麟，正派人，但反对袁称帝，矛盾，很有障碍。袁升他为教育长，撤其机要职。
袁失败主要是西南反对，有力人物是蔡锷和蔡的老师梁任公，是师生合作，一面密谋行动，一面搞公开的。袁要帝制，他找外国顾问，大造舆论，一是古德诺（美国人），一是贺长雄（日本人），请来在北京，替他鼓吹中国需要帝制。一个取巧的说法，改变国体不改变政体（总统变皇帝，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政权，所改不过国体而已。这时，梁启超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发表在天津。当时袁送20万，梁不接受，同时跟蔡锷密谋倒袁。
蔡锷当时在北京任官职，好像是军械局督办，袁拿高官厚禄笼络他，他顾着天大的志，在北京出入八大胡同，小凤仙实有其人的，使人不防避他。后跑到日本，在日本几个大城市。人离开这大城市了，还发信给北京袁世凯。袁收到以为是真的，其实他去了西南，在西南准备反袁的。准备了的有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待蔡锷一到就宣布发难，并出兵。后来设立了军务院。当时参与的人有岑春煊、章士钊、李根源、梁任公等西南倒袁的实力人物。
袁称帝不成还想保总统，烦闷而死。临死时，为了给北洋派续命汤，从西山找回段祺瑞，恢复原来的国家宪法体制，政事堂一套废除，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为总理。一句话，袁世凯的那一套统统废除。在这个前提下，西南倒袁方面就承认黎元洪的合法政府，参加这个政府，号为南北统一内阁。从云南经过上海而来北京，被西南推举为代表的是张耀曾。这时出了个小差错，唐继虞带着鸦片烟，借张来北京而同出来，在上海被发现了，这事与张无关，但同行出来，很受牵累。事虽不大，还是受影响。张从上海到北京很隆重，开专车，扎了彩。这时附带说一句，张是我先母嫡堂兄弟，其父亲是我母亲的叔叔，我称镕舅（号镕西，故称之），就任南北内阁，分任司法总长，他要我给他做秘书。秘书共有四个人：一个叫薛善珍，云南人，在日本与镕西先生是同乡同学，学法律。再一个是杨学礼，云南人。另外一个是我，负责私人函、电，包括机要。与西南经常机密函电、密码往来，由我掌管。我24岁，他33岁，长我9岁。在部里照规矩，上下班有定时，我因掌机要不行。还有一个秘书是镕西的好友沈钧儒。沈是42岁，同样是秘书，他主要代表镕西应付外面的事，与各方面接洽周旋的。沈在本省是很有名望的人，原是本省副议长，与镕西友好，拉他来帮忙，任务是应付各方面，特别应付参众两院议员。这里要把两院情况说一下。民国6年（1917），有国会两院，从民国2年（1913）开始，就有组党的问题，但是不能细谈。大致说来有许多小党派，分别为两大派：一是偏左，一是偏右。“左”的是孙中山领导下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左翼。这核心人物是宋教仁，名义上是孙中山、黄兴，实际上是宋教仁，与宋合作的核心人物就是张耀曾（镕西）。“右”的是梁任公，为实际领导人，出面的是汤化龙、林长民等。到民国6年不是这样了，上下两院议员有800人之多，一是300人，一是500人。国会初开，彼此各有成见，许多事情不能同舟共济，很为袁世凯利用，宪法因而不成。先成了有关总统部分，其他没搞成，就被袁世凯搞垮了。说国会议员柏文蔚、胡汉民、李烈钧等反袁，收缴了议员证书，无形中被解散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宪法就没制成。到了民国6年，恢复国会，袁死，黎继任，段负责总理，恢复法统。这个时候，两院议员好几百，多半集中在上海、北京。在上海集中的时候，大家共同有一个觉悟，不要再闹党派成见，而要同舟共济，制定宪法，才对得起国民，共同的口号叫制宪第一。原来偏左、偏右，都被甩开不提了，因制宪是第一么！这时出现了所谓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点名来说，研究会背景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后来通常流行的话，研究系就是其简称。再有是常说的政学系，名称就是政学会，也是研究宪法的主要名称都被占了，故简称政学会。民国6年的事情，还有其他的派，实际上也是研究宪法。这年是民国6年，是丙辰年，故称丙辰俱乐部，马君武就是其中一人。还有益友社，褚辅成等人也为之。比较大。一点的，人物多在100位到200位之间，这就不算小了，这就是政学会，首脑人物中有名望的有李根源、谷中秀、钮永建，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其中有参、众议员，推领袖又不大容易，四人相互让，推张耀曾（不是四人之一），年纪最小，大家都让他负责，最后就落在其身上，出任统一内阁员，司法总长。因此，我们四秘书里，沈钧儒年龄大，42岁，他比张镕西（37岁）大，交好甚厚，他代表张出席政学会（当时，为了代表这组织，在上海有一个言论机关《中华新报》，当时主笔是张季鸾，后是《大公报》）。刚才所说的政学会，很多出色人才，其中有一个特别要说一说的叫杨永泰（广东人），做过厅长、代省长，号畅卿，很能干。我说不清与蒋有没有关系，为蒋信任，成为秘书长。跟他合作的有两个人，一是张群，一是熊式辉。张、熊与政学会没有关系，可是二人这时跟杨很密、很合手。这就很受两边的嫉妒，一边是军统（复兴社），一边是陈立夫（CC）。杨受蒋信任，就为两边嫉妒，其结果，蒋在武汉设剿匪总司令，杨被刺而死，是二陈派所为。非常国会时，议员很多还是政学会人。举例说，湖北的韩大载，陕西的刘宁武（刘治中），非常国会时很出名，都是政学会里的。简单结束，研究会、政学会的来源就是这样。
附一句点明一下，很重要。梁任公返京，后来继承人就是张君劢，大名张嘉森。跟张最好的、形影不离的就是张东荪。张东荪是教授。张教授是老实人，很有活动力，梁这派的。
谈胡适
胡适先生是留美的，聪明得很。在留美时出名于“科学社”。胡入北大，也是民国6年（1917），这时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结婚。他进北大，我先他两个月。他跟高一涵住一起，住东城偏僻地方——竹杆巷。胡贡献不小，贡献就在过去一谈学术、讲学问，总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劳就是用白话文。这是大解放。当时蔡元培是校长，有人反对用白话文谈学术。章士钊反对，另一个是林琴南，公开给蔡元培写信反对。一句话，不能用白话文谈学术，白话不能表达精深的学术。蔡先生回答不管。其实这事是对的，就是要解放。当然有些文词术语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释。
白话文还是使学术思想得以解放。新思潮是胡适之、陈独秀打开局面的。胡这个人，思想活泼，头脑活泼，很有长处，而气魄不足。气魄还是数陈独秀。
《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版，而借北大畅销于外。编辑几个轮流编。当时鲁迅不算在北大，但也兼过课，讲中国小说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这时开风气之先，不只一人，而胡适当算头一个。
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写不出来。虽然谈哲学、写哲学，但深入不下去。实际上，他的头脑是以浅明取胜，而哲学这东西光浅明通俗那就不行。哲学需要精深，精密而深奥，不精没有多大价值。
从前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资本家出钱办的，不但建筑好，一切都很讲究。其中有个董事会，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都是有名的人组成的。有这么个故事，董事开会，美国的主持者孟禄博士，中国的主持者有胡适，还有一位金岳霖。胡、金两人相遇，胡拿一篇文章，既有英文，也有中文两种文字，拿给金岳霖看。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哲学是一个没有成熟的，甚至是可说不够好的科学（没有成熟的科学）。金点头说：“很好，很好。”胡很高兴。金又讲了一句，可惜你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听了后，无话好说了。
总起来说，胡很有长处，能打开局面，能够轰动一时。他所以能轰动一时，正因为他能浅，而且能明，以浅明取胜。他讲中国哲学，后来写不下去，特别是与中国佛教禅宗无法谈。想谈，隔着十万八千里，想谈没法谈。
对现实的问题，所见也太浅，如流行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话他不取，不这样谈。他说五大魔（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的社会五大病痛。他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独倡五大魔之说。胡适提倡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是针对***唯物史论、共产主义而言的。有人提倡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不谈主义，要谈问题。他特别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一来他就跑了。跑到台湾，胆子小。
这个人是有长有短，但有见长一面。
1985年9月5日 下午2：30-4：30
辛亥革命后，手枪、炸弹不要了，办《民国报》，在天津出版。自清朝灭亡，到如今快80年了。我们同行朋友是革命的朋友，领导是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我19岁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那就是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京津支部。一些朋友搞宣传工作。两个主要的人：一个甄元熙，他是社长（同学），广东台山人，追随孙先生的，《民国报》推为社长；另一个是编辑孙竣明（炳文），四川叙府人。不满20岁的我，写点短评之类，署名随便用两个字。因父母给我名，大名，很少用，父母取的号寿铭，报上用瘦民代字。孙大哥长我10岁，他29岁。一次，请他在扇上题字，他就给我上款写漱溟，我看到很别致，很好，从此用这两个字，与瘦民音相近，从此为报上文章的笔名。20岁起，一直沿用到今天。有时依庄子例北冥有鱼，就不用三点水了，一样。
搞炸弹，参加革命就跟着广东人、四川人，刚说的这两个人。当时报社设在天津。清廷退位前，搞手枪、炸弹很容易，当时北京各街道有会馆。在东单二条也还有一处（前孙公园后孙公园）广州七邑馆，记不清了，如此之类说不尽，记不清。那时会馆好多，现在没有了。学校毕业就是辛亥年，跟甄是同学。因北京印刷不行，所以在天津，不只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叫《民意报》，也属京津同盟会，主持人是四川赵铁桥。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是汪精卫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人在北京暗中组织的。那时，汪精卫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清朝退位，是因贵族胆小，袁世凯逼他们。当时暗杀目标，一个是良弼，刺良弼的是彭家珍，后来还有要刺杀袁世凯。武昌起义，孙中山不在国内，得到消息从美国回来在南京成立政府，决定把首都迁到南京。革命派实力不行，军事、财政力量都不够。坏在袁世凯，他坚持要在北京定都。
新闻记者也在北京，采访性记者，叫外勤记者，我赶巧看着要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一幕。当时南方派六位特使欢迎他南下。这六位特使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等。袁世凯表面上拿话敷衍着这几位特使，暗中却耍手腕，来个北京兵变，包围使者住处。旧历正月十二（2月29日）晚上，我正陪母亲在广和楼看戏，忽然有人宣布外面兵变，不能让大家回家，当时士兵是朝天开枪，抢铺子。
六位特使回南京。只好定都北京。当时有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的，议员各省独立的都有，由备省都督派的代表，一省三个人。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来。我是新闻记者，拿外勤记者证，哪儿都可去。要宣誓就职。议长是林森。我在楼上看得见。袁世凯手捧宣誓词，说话河南口音。读完宣誓词，就算宣誓了。林森领下来，经过穿堂门，到广场照相。两部分人：一部分以林森为首，各省议员；一部分在广场有位，内阁赵秉钧、许世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