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期间他的生活比起在重庆和香港时，是较为平静多了。因此，由于朋友们的关怀，介绍他与当地师范学院附中的教员陈树蕖于1944年1月23日结了婚。此事被当时新闻界大加渲染，传为美谈，笑话很多。梁漱溟为了以正视听，曾致函某晚报记者，要求如实报导。略谓：“漱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丧偶，悼亡文中曾申言不再娶，留此爽利之身以应付日渐紧急之大局。……自二十四年迄今首尾十年矣。生性淡泊，不以鳏居为意，此次之事颇似一不设防之城市，忽然被人攻入。缘此间友好曾君作忠（师范大学院长）暨曾夫人罗女士，与漱溟相知二十余年，以彼等结婚漱溟为之证婚，乃采取‘报复’行动，为我媒合。”并称“陈女士今已逾中年，漱则去岁既满五旬，实在谈不到儿女温柔，只期老来彼此作伴而已”。梁此函传出，流言稍止，但人们对这位新郎友，总是很关心和逗趣的，不肯放过。后来许多人为他写传写到此也免不了或多或少地要画上几笔，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政团”二字取消，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意味着性质有所改变。过去发展盟员仅限于政团之间，经过这一改，可以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加入“民盟”了。会议除拟定民盟纲领（草案）外，还选举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等33人为中央委员。梁仍为中央常委会委员，负责国内关系委员会工作。1945年春，民盟中央指示梁在广西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省的民盟工作。之后，他便在广西贺县召开该总支部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有梁漱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等人，由梁负其总责。
抗战胜利 为国内和平而奔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之后不久，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项措施即将展开。人们以为一个法制民主化的国家将在中国诞生。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梁一方面感到高兴，认为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会于重庆，外患内争从此泯灭，建国大业开始，值得庆贺。但另一方面对于人们所要求的西方式的多党政治感到怀疑。他认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思想上非常苦恼，得不出答案。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到延安，想再次访问延安，向中共领导人求教。不久便得到邀请。
1946年春，他第二次访问延安，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并在座谈会上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主张，请求批评指正，也就是讨教的意思。他说：当时在重庆，朋友们都在忙于制定宪法，准备迎接国民大会的召开，组织一个多党制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同时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若要问我的主张，我认为社会需要改革，便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认定方针，把握路线，贯彻执行，……如果由多党以不同的政策来竞争建造，势必颠扑紊乱，动摇不定。因此，我主张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各党派可以有各自的纲领，但参与政府的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这个党派综合体，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决定一切，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决议。一切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改革的任务。上述主张反应如何呢？他在《延安归来》一文里说：“在座的……各人对此的见解，各有不同，但毛先生则认为感到非常欣慰。他对……建立党派综合体进以组织超党派的政府这一主张，虽未表示完全接受，亦未认为是不必或者不可能的了。”梁这次在延安呆了10天，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在延安能畅所欲言地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事。所以他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由此可见，当时他的心情比在重庆时愉快多了，但是另一方面，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想退出政治舞台，去从事文化研究工作，以此来为国家找出路。他说：“20多年来我们总在这种分歧混乱状态中。……今天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打出这混乱之局，从整个文化出路上来求政治的出路。这就是我要致力的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理想，4月10日，他曾飞往昆明去找云南省主席龙云商量，想在昆明设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希望龙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但未能如愿，又返回重庆。
同年4月初，苏军从东北撤走后，蒋介石便破坏东北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后，东北战事越打越凶。4月18日，梁从昆明飞回重庆，正赶上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于是民盟内的一些朋友都出来劝他不要走。大家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呢？”听了这些话，他又回心转意加入到政治行列里来，为和平而各方奔走。接着他被选为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因为担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民盟内一切事情概由他做主处理。
这时，国共双方争执焦点在长春问题上，民盟作为第三方居间调解。据梁回忆说：“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么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请中共军退出长春）的方案再行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泽东，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处境颇为困难。”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蒋介石甚为得意，拒不执行停战和谈的诺言，而又提出所谓“美方决定权”问题，逼中共非让步不可，并限期15天休战，要中国共产党作出答复。这个问题经各方面调解后，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算解决了。但蒋介石得寸进尺，又提出苏北中国共产党军队撤退地方政权问题来逼中国共产党让步，并称“非此不可”。这个问题是个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苏北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打败日本军队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政权，蒋介石妄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拿将过去，这是异想天开！当然遭到中国共产党拒绝。这本不属整军范围，蒋却借题发挥，下令向解放区进攻。于是，从7月起，内战升级大打起来。梁漱溟回忆说：“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交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瞧，无事可做。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在庐山，避不见人。”之后，代表美国的调停人马歇尔曾先后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也没说服了蒋介石。内战仍在继续进行，但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却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或是边谈边打的局面。最后当蒋介石攻下张家口后，他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便置政协决议而不顾，单方面发出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令，企图一党包办国民代表大会。对此违反原来“政协”的议案，即应在内战停止、改组政府条件下才能召开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参加，并指出这是非法集议，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独裁宪法，使内战合法化，使***统治合法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带动下，民盟也表示不怕一切威逼利诱，决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民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一意孤行，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和谈从此彻底破裂，梁漱溟个人努力也失败了。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民盟，离开南京到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从事教育与研究工作。
和谈是失败了，但梁在参与和谈过程中，曾经一度代表民盟去昆明处理“李闻事件”，是有贡献的。那是在1946年的7月11日和15日连续发生的两桩血案。这年7月，国民，党硬要中共让出苏北的地方政权，并称非此不可。遭到拒绝后，蒋便下令进攻解放区，同时在全国各地对民主力量加紧镇压。当时，昆明是民主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要求民主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呼声甚高。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7月11日在昆明刺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四天之后，7月15日又刺杀了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民盟成员）。反动派以为这样可以吓倒人民，其实相反，民主力量更加强大，昆明学界发起的民主运动更加发展壮大。继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后，这次又发起了“七一五”学生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在人民面前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反动狰狞面目。
“李闻惨案”发生后，梁于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略谓：“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在宣读完书面谈话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政治的愤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怒喝道：“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的声音代表千千万万民众的呼声，使躲在阴暗角落的特务感到害怕！
其后，梁受民盟总部之委托，偕其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到昆明去调查这次惨案真相。他们到昆明后，国民党为了掩人耳目，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其中只有“中央社”记者在场，而其他报纸如《大公报》记者均被拒绝于外。开庭时也没有律师，审判只是法官与两个被告人的一问一答，答完便算审理完毕。梁“观审”后，认为疑窦颇多，便致函给国民党派去昆明调查的官员顾祝同，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要求得到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然而，这样一个最低要求，结果都被拒绝了，其他还有什么可说。
这桩惨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已无法进行下去，而所谓的公审是否能继续又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形下，梁等无所作为，只得于8月22日离开昆明乘机返回。此行梁等在昆明呆了16天，虽然没有取得重大收获，但也显示了民主力量之壮大与发展，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是一次揭露与控诉，同时教育了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之此行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