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国民党是不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的问题。斯大林在演说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显然，在这里，斯大林把中国国民党看成了“工农政党”、“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1905年8月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本部设在日本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外建立有9个支部。同年10月创办《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会员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该会一方面以《民报》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清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党部先移至上海，后再移至南京，旋被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篡权，革命遭到失败。1912年8月，宋教仁在北京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孙中山等人为了继续革命，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另组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时的国民党尽管成分复杂，矛盾重重，但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成、发展和现状，力促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4月，在《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毛泽东就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1925年冬，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改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广东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高涨，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正确地审察环境的结果。在观察客观环境中，以孙中山最有远见。文章说：“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时，毛泽东写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显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对国民党的看法差距很大：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而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并明确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的状况，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中间派的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但是，斯大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毛泽东作了大量研究分析后，明确写道，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
国民党成分复杂，派系林立。只有孙中山德高望重，能驾驭全局。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和新右派勾结军阀、官僚、政客，公开进行反革命的分裂活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广东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1925年10月27日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着重讲了“中间派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遇到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人迷惑难解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仅重点讲解，而且第一次使用了“中间派”的概念。这里所说的“中间派”，指的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两面派，戴季陶是其理论上的代表，蒋介石则是行动上的首脑。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的强大威力，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显示的威力，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十分害怕。他们既想反帝反军阀，又极力限制和削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便登台表演，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而戴季陶主义正为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戴季陶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谬论，反对国共合作。6、7月间，又接连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几本小册子，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虚伪的“仁爱”作为“宗旨”，反对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说什么“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只能以“仁爱”之心“诱发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而不能搞阶级斗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团体不固，不能生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赶出统一战线。戴季陶还公开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诬蔑中共“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
因此，毛泽东突出地讲“中间派”问题。他说自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运动后，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断言：“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
接着，毛泽东讲了中间派不能存在的三点理由：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
2.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颇强大的中间派。如辛亥革命以后，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派为争夺国会里的席位，结成了不同的政党，有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有袁世凯操纵的统一党，还有立于中间，实际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后来共和党又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最后演变为研究系。这几个自命为中派的头目有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章炳麟等人，还有一批退化了的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学系也自命为中间派，如张群、黄郛等。这些中间派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
3.从现实的广东情况看，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以香港英国帝国主义为领袖”，革命势力“以左派国民党为领袖”，“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任何中间派或者要被反革命派拉拢，倒向反革命；或者接受革命派的影响而倒向革命。“因之现在的广东是完全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斗的紧要关头，“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
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的思想基础，也是蒋介石右派集团进行反动阴谋活动的理论武器。在这种反动理论出笼之初，在蒋介石集团为后来的中山舰阴谋事件制造舆论之前，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
第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即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会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问题。
斯大林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说：“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却与斯大林完全相反。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像戴季陶那种“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的实质是“要做修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毛泽东的观点鲜明、准确。他认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一定要站在反革命那边，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即使现在无诚心那样干，将来也一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这和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这种论断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作出的。过了不到40天，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资产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世界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后，强调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必定很快地分化，“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莫衷一是，究竟孰是孰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