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发表时，毛泽东把这个意思讲得更具体些。其中还有一段话：“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把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接着指出，由于这五种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以对革命采取的态度也不同。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两种，明确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占全国四万万人的四百分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特别深入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指出它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及附属于他们的高等知识分子”，共计四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结论道“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化，国民党右派活动也更加猖狂。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的右派中央委员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邵元冲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公开树起了反共反革命的旗帜，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机关，专门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大肆鼓吹戴季陶主义，篡夺革命领导权，为反苏反共作舆论准备。
二、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领导者和前途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底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反对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第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第三，“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这三个主要特点，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前途，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将是“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与斯大林相同，又比斯大林早发表近一年。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他还强调指出，中产阶级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即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这就是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有了人民的军队，有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才会有人民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加强革命军队的工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军队进行改造和监督，使军队成为革命思想的模范体现者；努力学好军事，研究军事，在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不符合中国实际、不甚恰当的地方。例如，他只是一般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而没有根据中国社会“有枪则有权”的情况，具体地提出创建和发展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和警惕蒋介石等军事将领叛变革命等问题。
这些问题，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很快提出，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中国社会“有枪则有权”的实际，毛泽东明确地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根据中国地域辽阔、军阀割据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上山”、“武装割据”、“星火燎原”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斯大林固执己见，不允许从中国实际出发，怀疑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纠葛事件来。
毛泽东多次肯定了斯大林的正确论断，多次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引用了斯大林“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话，并写道：“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
四、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本书将在下一章专门叙述，这里不再详谈。
五、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因此“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同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帮助工人（即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这都是对的，正确的。但是，他又说：“在罢工时期，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
在这里，强调党要帮助工人改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是正确的，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十分重要。但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就断定“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甚至进而断定“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残酷、人民的民主权利极少，工人阶级受的压迫、剥削特别深重。帝国主义走狗鞭笞、拷打甚至打死工人的事情时有所闻。
这只能说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残酷，而不能成为“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依据。
斯大林有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并不是偶然的、暂时的，而是他长期坚持的，并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失误。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他“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因为这里并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阶级”。他只是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南方后，“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因而他主张“把我们的全力去发展国民党”，说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采纳了马林的看法，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因此，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发生一系列错误的重要根源，也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毛泽东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正因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不仅工人子女，而且不少工人都曾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对同一事物，观点不同，结论必然不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写得不多，但言简意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在列举了四年来罢工运动中工业无产阶级表现的力量和在革命中的作用后，毛泽东指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观点不全一致，但毛泽东的分析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富有辩证法，更深刻具体。他没有因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受着“极残酷的待遇”，就断言他们“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而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青萍之末，可以预见风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微小差异——在此时，在早期，差异微小，构不成分歧；但随着岁月的增加，矛盾的发展，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共和斯大林的面前，就日益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何看待蒋介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