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件事。过了几天，斯大林邀集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特别说明：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毛泽东不知什么事，届时应邀前往。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见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态度友好，但却没有往日那种热烈的气氛。斯大林请客人入座之后，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当即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接着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听着莫洛托夫那虽然态度谦和却语气越来越重的谈话，心中不快。他的表情，由微笑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到后来，几乎显得有些愠怒了。
斯大林又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说到这里，斯大林抬起头来，见毛泽东脸上露出愠怒的表情，正在气呼呼地抽烟，大口大口地抽烟，也怕惹恼了这位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笑了笑，用更亲切、更友好的态度说：“毛泽东同志，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言不发。他的态度严肃而矜持。尽管斯大林在笑着，谈着，劝说，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但毛泽东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情面也不给，一个字也不吐。周恩来作了一些解释，说中国这样做，是由于历史形成的。过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对于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我党都用过类似的方式进行评论、批驳，效果也是很好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毛泽东同志写的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也只用了“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为什么批驳艾奇逊的谣言，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呢？
斯大林听着摇了摇头。周恩来见解释无效，又见毛泽东态度依旧，毫不退让；他也表现得严肃认真，十分矜持。
毛泽东坐在一边，不反驳，也不解释。抽完了一支烟，又取出一支来，划火点燃，吸着沉思。他知道，莫洛托夫的发言，肯定是斯大林授意的，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得讲出来，要中国共产党从此就范，当面认错，一切按斯大林的意思办事，“不再超越雷池一步”，这怎么能行呢！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有权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斗争方式。我们采纳苏联的建议，答应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我们不是已经按时发表了吗？并且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发表了声明。至于是用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还是用别的什么名义，难道都得按你苏联的模式来办不能有任何变通吗？联系到1946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应该自主的，可是，斯大林和苏共乃至苏联政府，往往以“老子党”、“老大哥”自居，不虚心听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意见，唯我独尊，唯我独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怎么能行呢？
毛泽东深知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反共的，艾奇逊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们抓住了苏共、苏联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或失误，大做文章，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对此，作为苏共、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应该一方面组织力量，批驳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分清敌我；一方面检查、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继续前进。可是，现在不但不是这样，在我们积极协同苏共批驳艾奇逊的无耻谰言之后，你们不但没有认真克服自己的老大自居、大国自居、甚至有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缺点、错误，反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就这样无理指责，无端责难，这是平等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吗？这是尊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主权吗？毛泽东越想越深入，越想越生气。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因而，不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怎么说，他都硬着头皮顶着，毫不退让。
斯大林见谈话得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只好宣布谈话结束，并请毛泽东一行到他的别墅去赴宴。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不欢而散。聪明过人的斯大林，察觉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惹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特地离开克里姆林宫，陪毛主席前往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毛泽东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面色严峻，一言不发。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专车上，让他们坐在平时只有斯大林才能落座的后排主位上，而斯大林和中方翻译师哲则坐在加座上。斯大林屈尊俯就，殷勤招呼，试图使中国客人高兴。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车上，尽管大家身挨身、肩靠肩，离得很近，但是，谁也不说话，只有汽车马达的声音，轻轻地传了进来。车里的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凝重。
为了打破那沉闷的局面，师哲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当即回答：“我是说过这话，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师哲的话，也不是随便问的。因为毛泽东曾经表示要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来作客、赴宴，并且让有关人员准备好了厨师、用具、佐料，甚至连具有中国风味的烤鸭、火锅、茅台酒等等，都准备好了。在这一时僵持、双方沉默、气氛紧张的行车途中，师哲把这个可能缓和气氛，从而导致关系融洽的话题提出来，希望从此打开僵局。
机智的政治家斯大林，立刻抓住良机，表示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说他不但说过这个话，而且，现在也有这样做的愿望。就是说，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我斯大林并不介意，还愿意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做客赴宴。
然而，火气未消的毛泽东仍不买账！斯大林的话还没有说完，聪明过人的毛泽东，虽不大懂得俄文，但他从斯大林和师哲对话的神态、语气中，已经猜出了意思。于是，他绷着脸，立刻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再到我们那里去做客。”师哲当即承认：他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斯大林还想到我们的代表团住处去做客。毛泽东断然地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不懂中文的斯大林，好像也听懂了毛泽东和师哲谈话的意思，急问师哲：“他说什么？”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师哲，当时不好回答。他如果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必然会加深矛盾，引起冲突；不说吧，两个人都在当面，耳濡目染，不好掩饰。急中生智，师哲告诉斯大林：“是我们私人之间的话，没有什么。”斯大林不知底里，不便再问。沉默，沉默，还是沉默。无声的沉默，有时比争吵还强烈。沉默的汽车在前进。沉默的车里，气氛沉重，马达轰鸣，沉重得像灌上了铅。一分钟，两分钟……汽车奔驰了30分钟，似乎长过了3小时。汽车离别墅只有几里路了。斯大林亲自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打开大门，迎接客人。
斯大林的专车跑得很快，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进入别墅客厅时，后边的服务人员还未来。斯大林微笑着，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招呼毛泽东、周恩来就座。过了半个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维辛斯基、罗申等人都赶来了。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聚餐、联欢、助兴的，个个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并不知道前边那一幕不大愉快的事。
晚宴开始了。餐桌上酒菜丰盛，杯盏交替，主人十分热情。毛泽东余怒未息，情绪不悦。他坐在餐桌旁，仍然沉默，一言不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的情绪，很快地感染了宴会上的人们。晚宴上笼罩着冷清、无聊的气氛。尽管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设法使气氛欢快，然而，均未成功。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去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和毛泽东不悦的原因，只是跟着斯大林张罗。
为了打破沉闷的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然后，又动员大家跳舞。音乐是优美动听的。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全都响应斯大林的号召，离座起舞，并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跳交谊舞。
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国客人，都只坐在一旁观看，不肯起舞。后来，热情的主人硬把周恩来和师哲拖进舞场。
毛泽东还是沉默地坐在一边。尽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三四个人轮番地拉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都摇摇头，不肯跳舞。这期间，为了礼貌待人，他的脸上虽然有时也露出一丝谦和的微笑，但整个来说，神态严肃，不苟言笑。毛泽东的不悦情绪和宴会、舞会的气氛格格不入，并且不断扩大，渐渐地感染了人们，使宴会和舞会笼罩上不快之感，最后竟不欢而散。
周恩来不愧为机智、灵活、颇有气魄的外交大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意见不合、一时僵持的宴会上，周恩来虽然有说有笑，也吃也喝，甚至当主人邀请他唱歌跳舞时，他也歌也舞，但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绪；并且总是和毛泽东的行动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形成合力。
在那气氛紧张的宴会上，周恩来表现出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他见一时气氛紧张，就想方设法调节气氛，引开话题，转移视线，使人们在自然的谈笑中，造成一种比较宽松、活泼的环境，比较融洽、和谐的氛围。他的言行自然而得体，理智而高雅，既尊重自己的领袖、维护民族的尊严，又表现出个人的立场、意志、见解、风格，显得高雅大方，机智多谋，令人信服。他的举止，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又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容易使争执的双方接受。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性格倔犟、意志坚强、从不轻易妥协的人。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的矛盾纠葛、性格冲突中，调节、缓和是不容易的。周恩来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也不如人愿，收效不大。苏联的有些领导人曾说：“周恩来真是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处事有方，机智灵活，把最复杂难办的事情，往往举重若轻，在谈笑中轻而易举地办成了。”
夜深了。毛泽东一行才回到住地。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躺在床上，闭上双眼，怎么也不能入睡。斯大林的神态，莫洛托夫的声音，时不时映入他的眼帘，响在他的耳边，引起他的深思。是我们错了吗？1949年，美国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我们仅仅以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加以驳斥，效果不是很好吗？那不但引起了国内人民的重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快要签订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吃不开了，日子混不下去了，派出艾奇逊这个“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出来发表什么演讲，进行无耻造谣，挑拨离间，我们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严厉的驳斥，这有什么错误呢？何况，我们不仅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驳斥，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代表新疆530万人民发表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进行严厉驳斥。这是我们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力吗？不，不是，决不是。可他们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大做文章呢？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就范，听从苏联的指挥、摆布呢？不，决不，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决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