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当时的对华政策有问题，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虽然只援助国民党，但总归是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援助国民党抗日，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意志。其次，它虽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要求，但出兵中国东北，迅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势力，促使日本很快投降，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快取得了胜利。还有，它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有过怀疑、限制，但同时也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给予了一些援助。
更重要的是，过了四年多之后，当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面对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不得不步步退让，知错改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前边已经作了具体的介绍，这里不再详述，概括地说：
第一，毛泽东和斯大林主持签订的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之间平等的、友好的、互助的条约。斯大林考虑到过去同美国及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及条约，起先不大愿意签订这个新的“同盟互助条约”，但因毛泽东坚持谈判，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签订了条约。这是斯大林的重大让步，也是重大进步，从法律上改变了过去的错误。
第二，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明确规定：“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并且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4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上述条约、协定和公告，体现了中苏两国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精神；改变了斯大林四年前那种以强凌弱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第三，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十分尊重毛泽东，而且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我们（苏联）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还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斯大林原先不想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对毛泽东的建议作了让步，同意签订；原先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再作让步，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出面谈判；在中苏条约、协定的内容上，十分尊重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共同协商，平等办事，这与四年前斯大林同宋子文、蒋经国谈判中的粗暴蛮横、以强凌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长足的进步。
不仅如此，在其他场合，斯大林也公开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自己没有估计到的，他曾说“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违反他的意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说明斯大林还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章毛泽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高度评估斯大林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延安住了十年多。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位于延河中游。群山环抱，地势雄伟，风光独特。延河从西北流过来，贴城而过，蜿蜒向东，像一条银色的飘带，把延安打扮得美丽媚人；巍巍的宝塔，矗立在嘉岭山上，直刺云天，使延安更加雄伟、壮观。隋唐以来，延安一直设郡置府，成为陕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落脚点，成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驻地。
环境稍一安定，毛泽东就挤时间读书。他还是按他那“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坐在延安的窑洞里，认真读书，精心批注。他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还批阅了许多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历史、文学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其中批阅较多的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有些书，他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圈点，画上长杠，在旁边写上批注。后来再读时，他又根据当时的认识，对自己前边的批语，作新的批判和补充。
毛泽东喜欢研究哲学，喜欢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喜欢读哲学著作。他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就有十多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批注的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教程》的两种版本反复推敲，用毛笔和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13000多字的批语。在书文中的许多地方，毛泽东用毛笔或铅笔分别画了曲线、直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点、双圈、三圈等等符号。从符号的颜色上看，显然是多次阅读时画上的。其中1935年6月的版本，从头至尾都作了勾画、圈点和批注。该书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批注文字最多，其中最长的一段批注有近千字。他的批注，多是读书心得，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也有对原著的引申和批判。也有不少地方是联系中外历史事件和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等等。
唯物辩证法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937年夏天，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经验，从哲学上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
当时，在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硬搬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片言只语，吓唬人们，要人们照他们主观主义的言论去行动，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不自觉。还有一部分拘守于自身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实践论》，回答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因为重点是批判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所以题为《实践论》，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在这部哲学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上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一切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是实践性。他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明确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认识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就从哲学上把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从认识论上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1937年8月，毛泽东又发表了《矛盾论》，为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文章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各个方面，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泽东的这两部哲学著作写出来后，先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出版发行，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为中共干部的重要思想武器。1950年2月8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中，斯大林认真地建议毛泽东把他所有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由怀疑转变为信服后的郑重建议，也是斯大林第一次建议出版外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
斯大林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看作“一件大事情”，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谈之后，是在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作了多次了解之后，也是在他强调革命中心东移问题之后提出的。1949年7月斯大林曾经说过，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向***祝酒。***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又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还是没有喝那杯酒。现在，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情”提出来，是否和他的革命中心东移思想有关呢？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深深感到用马列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因而，他点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并希望斯大林派人帮助编辑。
斯大林推荐苏联哲学博士尤金，毛泽东表示感谢。回国后，1950年4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他做这项工作。5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认为，斯大林的建议很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责成师哲和苏联翻译费德林组织中文译俄文的工作。
7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开始看毛泽东著作稿，进行编辑。9月，中文稿件整理速度减慢妨碍了俄文的翻译进度。毛泽东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月21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主持讲演大会，尤金作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月底，尤金访华时届将至，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950年10月9日，斯大林回电：“……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随后，尤金便按毛泽东的安排，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
他的讲演稿于当年12月上旬，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尤金回京后，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译稿，赞不绝口，连连称好。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很好，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有许多独到之处。同时指出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有些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是否可以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尤金谈的意见不多，并一再声明，这是从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修改时参考。
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特别推崇，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将《实践论》译稿转送给斯大林。斯大林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很好，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