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东北的斗争，不仅关系着国共两党，而且牵动着苏美两国；不仅关系着毛泽东和蒋介石，而且关系着斯大林和杜鲁门。它像一颗拉响了引信的巨型炸弹，全国关注，举世瞩目。这场严重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于全中国局势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反攻。
毛泽东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在电报中强调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且有遭到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高瞻远瞩，切合实际，对于夺取东北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依照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斯大林向美国提出的保证，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是支持蒋介石的，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
1945年10月12日，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赴长春就职。斯大林邀请蒋经国赴苏。12月2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蒋经国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很显然，斯大林的话，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出发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要使美国扶持起来的蒋介石反美亲苏，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蒋介石在美苏角逐中保持中立，因此，他的“最大的一个要求”，而且是“再三声明”的要求，就是“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为了达到此目的，斯大林曾多次声明他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他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得政权，更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能够迅速地控制东北，扭转危局。所以一开始，苏军就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但是，革命的发展，人民的力量，现实的发展，使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重新认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重新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
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的认识。过去，斯大林以为，毛泽东和中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只不过是一些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游击队”，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干不成大事业。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寄予多大的期望，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但是，苏联人进入中国东北以后，发现东北三省，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以不抵抗政策送给日本侵略者的。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逃之夭夭，无影无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万里之外的川滇边陲，只有中共中央积极配合，先后派遣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2万多名干部，率领10万大军迅速进入东北，与原来在东北的抗日力量相结合，英勇战斗，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收复失地，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权。苏联人亲眼看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不是什么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游击队”，而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有觉悟、能战斗、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人民军队。上百万苏联红军战士，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认识、意见反映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这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调整政策的第一个要素。
其次，蒋介石并不按斯大林的意图办事，不肯在美苏之间中立，而是一头扎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坚持反苏反共。尽管斯大林多次向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单单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希望蒋介石在美苏之间中立；但是，蒋介石很清楚，通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已经成了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他和他的“国民政府”很快就要被中共吃掉。这里没有什么犹疑、徘徊的余地。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认为苏联是中共的后台，都是搞“赤化运动”的，对苏联不能抱幻想。他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只是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打击目前的敌人，而并没有改变他反苏反共的宗旨。
在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上，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认识上，斯大林都比较迟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都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甚至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蒙蔽。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记叙来看，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斯大林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态度，对蒋介石是派负责对外事务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去会谈，“让他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而对毛泽东的态度却是怀疑他的人格，怀疑他的立场，怀疑他“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建立和领导的军队。这就是说，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信任、友好、支持、援助；而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怀疑、冷淡、猜忌、旁观。在这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在这国共两党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的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态度，以及准备把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的决策，无疑会使毛泽东感到很大的压力，而使蒋介石气焰嚣张，飞扬跋扈。但是，蒋介石并不买斯大林的账，也不吃斯大林的这一套。他认为在美苏两强中间，他只有毫不犹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取得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他才可能在和毛泽东及中共的角逐中，取得胜利；否则，就可能满盘皆输，彻底完蛋。因此，对于斯大林的各种友好表示，甚至连准备把东北的民政主权拱手送他的重要决策，也都是虚与应付，佯装欢笑，并不真正的知恩当报，也不真诚地对苏友好。1946年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5月6日，斯大林命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请蒋经国转达其父，斯大林大元帅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某地会晤也可。蒋介石得知此请后，说：“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蒋介石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一直依靠美国的援助准备打内战。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余人，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许多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斯大林“再三声明”的“最大的一个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然而，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他不仅让大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在中国的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城市和铁路、要塞；而且还让大批美军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军打内战。到1946年2月，仅在华北和东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有6万多人。斯大林宠信蒋介石，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恩将仇报，越来越亲美反苏，使斯大林不得不考虑用他说给蒋经国的后半句话：“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最后，东北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军队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群众不仅帮助人民军队歼灭日伪残余势力，而且迅速地掀起了参军热潮。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到1945年11月底，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发展到26万人，歼灭了日寇和伪满大批有生力量，收复了失地，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建立并巩固了东北根据地。
上述情况，决定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得不改变决策，由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逐渐地改变为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在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撤完”。这就是说，1945年12月3日，应该是苏军完成撤退的日期。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调整政策，并且以运送“战利品”为借口，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所以一再推迟撤军日期。苏军先将撤军日期，改迟为1946年2月1日。蒋介石信以为真，于1月22日派宋美龄代表他率领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慰问苏军。宋美龄到长春后，身穿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偕蒋经国等人到苏军营地慰问，站在冰天雪地里发表演说。苏方军营里出来了仪仗队、军乐队，献花、讲话，表示“友好”，场面倒真热闹。可是过了七天，仍不见苏军拔营撤兵。直到1946年5月3日，苏联军队才撤出了东北。
这时候，美国已经帮助蒋介石将正规军160多万人调集到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
蒋介石得意忘形，指挥这些美国武装起来的军队于5月19日攻克四平，21日攻克公主岭，23日又攻占了吉林省会长春。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沈阳，亲自部署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高兴地说：“自从1914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32年之后旧地重游。”6月3日，蒋介石又飞抵长春。在机场大厅中召集长春市豪绅巨富和新六军中将军长廖耀湘等将领，表示慰问，命令部队尽快抢占各地战略要地，然后飞回南京。
中共中央采取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到处歼灭蒋介石的“国军”。6月16日，中共中央又调整和充实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的领导，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统一领导东北的党政军民，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大量地歼灭蒋介石军队的有生力量，大大地遏制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蒋介石气急败坏，慌忙电告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要他颠倒黑白，说“这是共军破坏停战，破坏和平”。又让国民党代表向中共和谈代表提出“东北停战半个月”。经中共同意，东北的战事暂时停止了。
东北局利用停战之机，组织12000名干部由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野战军抽派三分之一的兵力分片剿匪，创建根据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烧掉了反动统治的根基，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部队经过整编训练，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战斗力大大提高。
1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集中8个师10万多人，分三路向南满进攻。东北野战军采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放弃一些地方，集中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本溪东南的新开岭地区，将敌自诩为“千里驹”的全美械装备的第25师8千多人全部歼灭，首创东北战场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范例。1947年3月又在郭家屯歼敌两个主力师的大部。
1947年夏季，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凌厉的夏季攻势，在五十天内，歼敌8.3万人，收复城市42座，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使我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