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后来，在和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受委托赴苏谈判，斯大林主动做自我批评斯大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毛泽东不怕压力，不怕风险。他认为一个人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没有压力不行。他多次引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也曾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足，兵法乃列……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皆发愤图强工作也。因此，压力有两重性，既是“压”，又有“力”；既有不利的一面，又有有利的一面。只要引导得好，还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变成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毛泽东仔细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情况，认为斯大林虽然对于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不甚了解；虽然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虽然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本质认识不足；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只要我们说明情况，摆出事实，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斯大林是会理解的，是会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基于上述认识，早在1948年春天，毛泽东就曾经准备秘密地访问苏联，准备去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很尊重毛泽东，考虑到毛泽东正在指挥全国规模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为统帅，不便离开，决定派米高扬秘密访华，听取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说明情况和意见。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歼敌47万人，使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敌军。接着，从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又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万人，使南京、上海、武汉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12月初至翌年1月31日，又进行了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见自己的统治土崩瓦解，日暮途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的名义，维持他的反动统治，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喘息之机，安定惊魂，然后卷土重来。苏共中央原想继续观望，采取一定的弹性政策，以便求得回旋余地，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明确，相机而动，还是在1月17日表示了拒绝参加调停的态度。1月14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1日，蒋介石万般无奈，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宣布同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这时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必胜、国民党政府必败的大局已经基本确定，然而，苏联仍然采取“走钢丝”的暧昧政策，暗中支持国民党政权，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刚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
4月1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于蒋介石从中作祟，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协定。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摧毁长江防线，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此期间，毛泽东诗兴大发，挥笔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气势磅礴，意味深长：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显然，在这首诗里，毛泽东触景抒情，谈古论今，无意批评斯大林。但是，在毛泽东逆风而上，顶着压力干事业的时候，斯大林的某些言行，却落入了毛泽东批评的范围之内。1964年郭沫若发表的对上述诗的评论中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部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郭沫若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过目的，文中点到的“好心肠的朋友”自然包括斯大林。
毛泽东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还回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斯大林的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中。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渡江南征的时候，当国民党南京政府摇摇欲坠、行将垮台的最后关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继续用行动表明他们不想全心全意地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而要或明或暗地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这种倾向，表现在几件事实中：
一个是1949年1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宗仁起草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表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要“真正合作”，条件是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这项协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而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关头，仍在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真正合作”，却是事实。
另一件事实是，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前夕，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人员纷纷撤离，而苏联大使罗申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外交代表；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也没有留在南京。紧跟国民党政府走，实际上表明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
三个月后，毛泽东委托***率团访苏。斯大林特别向***解释此事，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其所以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住广州，“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抵抗不住，“和谈”失败，从南京向广州逃窜，其“动态”国人皆知，用得着派个代表国家的驻华大使去看吗？令人更奇怪的，还有一件事，直至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苏联还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谈判新疆的经商权。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因此，毛泽东说，斯大林和苏联“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怎么办？毛泽东准备和斯大林面谈。
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委托***、王稼祥、高岗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回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毛泽东出国访问的有关事宜，还调来邓力群、戈宝权等同志帮助工作。
后来，毛泽东看到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内百废待兴，自己实难离开，便委托***代表自己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做好准备。代表团的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戈宝权和师哲。另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
毛泽东委托***代表自己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磋商和决定重大问题，是经过认真的挑选和考虑的。在这里，有必要对***的简况及其与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湖南宁乡人。1898年11月24日生，1969年逝世。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仅隔一道山。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回国后，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3年任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1925年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领导了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天津、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白区工作，1927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930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和毛泽东一起，共同反对过“留苏学生集团”控制党的领导。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1936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他说：***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从此以后，***作为“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领导着敌占区华北的党组织。1939年4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早在1940年，他在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1945年，***在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正式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用和意义。***参与起草、修改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了，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认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延安代理毛泽东职务的就是***。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仍留在陕甘宁与敌周旋；***、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撤至晋察冀边区，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有时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现在，毛泽东委托***代表他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会谈，非常重要，意义深远。
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外交活动。它虽然还不能不是秘密的访问，但它是一次最高级的访问，是***代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它不仅将决定中苏两党和未来两国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将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发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