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斯大林的教训，防止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他注意度量，把握分寸，不说大部，不笼统地说“斯大林是主观主义”，而只说“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并且严格地限制说“是在一部分问题上”。实际上，大量史料表明，斯大林的主观性是很强的，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很少注意修改他的主观认识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部分，并且往往采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甚至惩办、镇压的手段，贯彻他那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的意见、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和粗暴作风，体会颇深，也作过多方面的斗争。但斯大林死后，他捐弃前嫌，不抓“辫子”，而是从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上指出：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批评斯大林搞形而上学。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了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论据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讲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普遍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面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不谈对立的两个侧面，联系就没有条件。他第四条讲的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指出：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接着，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同一性和相互转化问题。他指出：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是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可见，它们还是有同一性和相互转化的，生与死也一样。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和转化问题，毛泽东讲得更生动、更具体。他指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经过革命后，为什么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
经过具体深入的分析之后，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益。”但是，苏联的领导人就是不赞成。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只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一致”、“高度统一”，而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头，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毛泽东明确指出：直到这时，斯大林“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基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毛泽东勇敢地指出：“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是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激化。斯大林过分强调过社会主义的“和谐一致”，又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也犯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错误。可见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不易，既要防止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分寸、火候、方式、方法，都不易掌握。我们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重演，但也不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造成全国性的动乱。因此，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某些国家还有民族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制定反对和平演变的有效措施。
三、关于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是比较矛盾的。1958年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矛盾心情。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我们发展马列主义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将来在我们党内出现，重演‘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闹剧。”
毛泽东分析地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很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和马克思关于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教导是不相符合的。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坚决地、完全地反对；而是有保留的，有同情的，甚至认为有些是“正确的”。这种保留、同情和辩解，为后来中国的个人崇拜，留下了余地，创造了条件，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是应该引为鉴戒的。
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分析个人崇拜时，把“个人崇拜”和“个人服从”、“服从真理”等概念混同起来了。按《汉语词典》的解释，“崇拜”是尊敬钦佩之意，“服从”，则是遵照听从的意思。“个人崇拜”是将某个人加以“神化”，让人民尊敬钦佩；它和个人服从组织、战士服从班长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及时地提出了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发生。他明确指出：“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和发挥。四、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有没有腐化变质的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有没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曾把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称为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敌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曾力主“清党”，努力将旧制度的渣滓和各种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他说：“我们的党又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就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和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进执政的党内来。”
斯大林也重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坚持列宁的事业，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他写道：“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他忽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过分“粗暴”，往往以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犯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苏联社会留下更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缺乏警觉和防范，以致使赫鲁晓夫这样的阴谋家得宠得逞，篡夺了领导权。
毛泽东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始终殚思竭虑，毫不松懈。他提出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等措施，对于防止和平演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3年，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五、坚定不移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反***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及时地引导苏联人民展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他管得过死，卡得太严，没有及时汲取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经验，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简单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西方视为“铁幕后面”年轻一代则不能经风雨、见世面，缺少“免疫力”；遇到“和平演变”、“糖弹进攻”，往往吃败仗，甚至难免“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方针、政策。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的导语中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过去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因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