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和我一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栋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经过教育后，才加入了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的真实情况，我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等人著的《王明评传》，查阅了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对此事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派李德去中国做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王明评传》第293页）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了解情况，并且和李德过去关系较好，又是直接当事人。他证明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这和师哲、王稼祥的说法一致。
李德在1974年病死。他在1973年在迪茨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纪事》一书，该书除了歪曲事实、污蔑攻击我党之外，就是为其错误进行辩解。在该书行文的蛛丝马迹中，也反证了他不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书中从未明确地讲过他是由共产国际哪个人派到中国的，更未说明他是由谁任命担任军事顾问的。相反，他在书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当时就在上海。倘若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理应到上海工作，用得着到上海旅行吗？该书第一章，李德说费雷德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在第二章，他又写道：“费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李德在推脱责任，实际上也泄露了天机，他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
（原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8日第三版）相关链接：
李德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名人，长期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名义欺世盗名，成了“太上皇”。土地革命时期，他和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相结合，排斥毛泽东、朱德坚持的正确路线，把持了中央领导，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逼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本文用充分的事实论证了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去中国东北对付日本间谍的情报人员。事关重大。《光明日报》发表此文时，正在中共十四大开会期间，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此后，许多报刊连载转载，许多学者引用此文的观点、事实，改变了过去在李德问题上的以讹传讹。所以，刘杰诚又写了一篇《李德其人与长征》。
2.李德其人与长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十分重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关系着党和革命的成败，这是关系着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红军长征前，王明路线已给我们党造成了严重危害。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1933年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是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军事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秦邦宪)的军事路线相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
当时，红军在军事上的指挥官是李德。博古虽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不大懂军事，在军事上主要听李德的。李德何许人也？他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怎么篡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值得研究。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多少年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大都作了肯定的论述。我过去也相信这种说法，后来我写成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请求当年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同志审阅。原稿中关于李德来华部分的叙述，也曾采用上述说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师哲同志看后说：“不对，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时，师老还谈了一些有关李德来华的具体情况，因为我受“本本主义”的影响，没有采用师老的意见。
1991年春，师哲同志第二次审阅我的书稿。当我谈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87岁高龄的师老发火了。他大声质问：“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坚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说：“师老，你别生气！我不是不听你的话，而是你说的情况和一些权威部门出的书中对这件事的记述不一样。我怕按照你说的写了书，权威部门不同意，不但不能出版，还可能惹出大祸来！”
师哲问：“哪些书？”我拿出了八本记叙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著作和辞典，其中包括《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上有关李德的注释给师哲看，并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中国革命史简明词典》上有关李德的条目给师哲看。
师哲老人认真地看了这些书，笑着说：“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不过，我希望你在这本书里多写几笔，实事求是，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对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和条目，包括这本词典，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有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接着，师老详细谈了李德来华前后的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
师哲说；“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1932年到中国，1939年随周恩来到莫斯科，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就和我住在一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我都了解。”
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过三个月，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互有勾结。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搞得很残酷，见到可疑的人就杀，但因德国和日本是协约国，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可是，李德在东北待不住，到上海去玩。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回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同学们就把李德介绍给博古。
博古当时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他是王明路线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并和王明一起打击、排挤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正确领导。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虽然手中有权，但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的路线正确，群众拥护，成绩显著，不断胜利。王明、博古没有办法，就想从共产国际找靠山，听李德说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几个月，博古便请李德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大加吹捧。后来，又逐渐地把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他，并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师哲说：“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到莫斯科，和我—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幢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教育后才加入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来华的真实情况，作者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郭德宏、李明山著的《王明评传》，查阅了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决定派李德到中国做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李德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
张闻天同志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943年12月16日写道：“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看到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红军将士不断伤亡，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日夜操劳，想要力挽狂澜，使革命少受损失。然而王明当权，李德横行，条条妙计均被拒绝，他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心急如焚，病累交加，几天卧床不起。他勉强支持，跟队长征，然而身体虚弱，步行艰难，组织上决定要他坐着担架赶路。那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有弹性，又轻便，两个人抬着，走起路来上下晃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党的有些高级领导人体弱有病，无法行路，就坐在担架上长征。
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就是在长征中，在担架上，在篝火旁，交换意见，讨论重大问题，研究中国革命。毛泽东和王稼祥等的讨论，对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交谈，王稼祥感到毛泽东不仅了解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感到毛泽东出的一些主意是非常好的，可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纳呢？他几次找李德交换意见，也坦率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做法。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且引用马列主义词句，夸夸其谈，反对毛泽东。
怎么办？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危机，目睹红军指战员在转移前后的惨重牺牲，耳听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想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个强烈的信念在王稼祥的心里逐渐成熟：下决心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
王稼祥把自己的看法、设想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沉思地说：“形势是很严峻！可你这么设想，能行吗？”
“行！能行！”王稼祥爽朗地回答。这位平常多谋善断的人，一旦拿定了主意，便显得干脆、利索！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哇！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王稼祥知道毛泽东被王明、李德等人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处境艰难，看到许多决策错误，却没有发言权。于是，王稼祥找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研究措施。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
（原载《各界导报》2006年11月27日第七版）3.新中国的由来与诞辰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六十诞辰。北京将举行盛大庆典，普天同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将十分关注。为什么？因为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也标志着东方升起了一轮红太阳，光照世界，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断地得到了光和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关注的重要焦点。因此，回顾新中国诞生的由来和诞辰，很有必要。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路线，绘制了新中国的蓝图。
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会议，和中共七大路线有重要关系。一个是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主持召开的有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一个是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大。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提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条件时，强调他只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以牺牲中共和中国抗日军民的根本利益，换取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中国攫取一些特殊权益。
斯大林说：“我希望商讨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当然，我首先说明，我主张中国应团结于蒋介石先生周围，蒋委员长必须领导全中国。”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和错误行为，是他和毛泽东意见分歧、矛盾斗争成了不可避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共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六大会上，蒋介石不顾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合作抗日的大局，公然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定要消灭共产党的内战路线和政策。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逼得毛泽东和中共只能起而抗争，坚持中共七大路线，走具有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