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里的军人声音
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军阀割据的时期，每逢这种时期，军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的主宰。而原来趾高气扬的文人，则蜕变成武夫的附庸，甚至变成收税记账的工具。在发生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在形式上，中国有点类似于五代十国那种军阀时代，军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大。陈志让先生称之为“军绅政权”，其实，军的分量远比绅要大得多，两者处于完全的不平衡状态。各个地方的文官，如果服从武人意志的话，基本上无立足之地。但是，跟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夫不一样，民国的军阀，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新式军人，很多是投笔从戎的有志之士，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还是各省的新军，其骨干军官，不是来自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国内新式军事学校的学生。就算比较保守的北洋系统，在接纳士官生方面，也是开放的。学习西方，显然是这些新式军人的追求。他们对于中国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一切，从器物到制度，都是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复传统文治的袁世凯，其实也不能摆脱这种迷信。至于在袁世凯失败之后，接着当家的北洋军人，就更没有这个胆量，敢于轻视民国的共和政体。因此，尽管文人和绅士的地位没有军人高，但此时代的文人绅士，绝不至于像五代十国文人那样低贱。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绅与商，尤其是现代工商业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跟新兴的学界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团体，商会、教育会，有相应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对于绅商学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武夫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尽管武人们有力量封报馆，钳制言论，但一般不敢这么干。他们顾忌舆论，也顾忌民意，更顾忌道德谴责，一旦被置于道德上被动的地位，他们在日后的军阀纷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北洋时期，毕竟是军人统治。军人有军人的积习，耐性不够，实在急了，还是要用武力解决的。但是，即使武力解决，也要顾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亏，在战争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来说，一方面，各地军阀实际上割据一方，根本不在财政上支持所谓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还需要各地军阀的政治支持，如果有较多一点的地方表示脱离北京政府独立，北京是很害怕的。当然，各地军阀，也需要获得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强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相对而言，北京政府对地方军阀的支持，更为在乎一些。因此，无论谁控制北京政府，对于下面军人的声音都十分忌惮。五四运动，在北京，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一边是学生和市民，一边是各地的军阀政府。相对而言，北京政府更希望把运动压下去，恢复秩序。但是，地方军阀却另有怀抱，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的军头们，也不那么热衷压制运动，很显然，即使是他们，也生怕在民族主义热潮中失掉分数，害怕媒体的声讨。更何况，还有不少的人，想要借机谋点舆论上的好处。
相比较起来，段祺瑞是对文人和绅士最为尊重的一位军头。一来是袁世凯失败的殷鉴不远，二来此老对西方政体的确有幻想，中国的议会政治，实则为士绅政治。府院之争，段祺瑞和黎元洪闹意气，国会偏向总统，实力强大，拥有各省督军团支持的段祺瑞，居然好长时间内，跟个没有一兵一卒的总统，打了个平手。但是，尽管如此，在骨子里，段祺瑞还是个迷信武力的人，武人不仅跟他更亲近，而且更为他所看重。他所处的集团，像徐树铮的这样迷信权术的心腹，对武人和武力就更加在意。在依靠梁启超、林长民和汤化龙的研究系设计好了议会改革之后，真的选举国会了，居然把研究系一脚踢开，暗中指示各省督军，无论如何都得将研究系弄下来。也就是说，段祺瑞的手下，包括像小徐这样独断专行的手下，对于军人更在意些。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业之所以能启动，除了大笔的日本贷款之外，关键是小徐在其中纵横捭阖，四处拉拢，连一向狡诈的张作霖，都被蒙骗得让他把军队带到了湖南前线。即便如此，小徐依然得罪不起地方军头。人家一旦不高兴了，他还是得放软身段。南征之役，张作霖尽管得了大批的武器，也得了不少军饷，但一枪不放就要撤走军队，身为奉军副总司令的小徐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家的背影没辙。说到底，在北洋时期，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军人。
但是，说了算的军人，都是长官，士兵或者下级军官是没有声音的。我们看到，在学生上街宣传演讲的时候，也不乏军警被打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军官都对学生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连段祺瑞亲信张敬尧的部队，都有人对上街游行的学生“举枪示敬”，至于驻扎在湖南衡阳的吴佩孚的第三师官佐杜茂林，到长沙公干，居然加入到学生游行队伍中来，“啮指书‘毋忘国耻’四字，并号啕大哭。”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当兵是为了吃粮，为了养家糊口，尽管被感动，却不大可能有人为了某种道德目的，反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学生一边。公然参加游行的士兵，只能是吴佩孚的部下，因为他的长官已经对于学生运动，公开表示了强烈的声援。士兵和下级军官，已经习惯了服从命令，服从上司，只要还能有口饭吃，有点军饷，他们就会这样做下去，反抗和兵变，一般都发生在长期粮饷无着，但军官却大鱼大肉，肥马轻裘的情况下，即便如此，骚乱的士兵也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可言，闹将起来之后，大抢一通散去，因此，民众对乱兵往往更加反感。说起来，民国年间的“国军”虽然是从清末的新军演变来的，由于新军数量少，所以选择余地大，读过书的人很多，各省新军士兵，不少人还是秀才。相比之下，由于人数众多，民国军队士兵没有新军士兵那样的文化素质，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1930年代初两份关于士兵的社会调查，一份调查了41个残废兵，一份调查了40个士兵，前者未读过书的29人，读过书的12人，但“就是所谓曾读过书的，也不过只认识几百字罢了”。而那40个正常的士兵，读过书的只有11人，未读过书的有29人。此前社会学家陶孟和对晋军的一个旅近1000个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些士兵有87.3％的人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所以，士兵就是来吃粮的，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对于政治，甚至要跟谁作战，都不关心。卢永祥和齐燮元开战之前，卢永祥为激励士气，预发4个月的兵饷，但士兵却不知为何，而且不知要跟谁开战。连跟谁打仗都不关心，自然对于政治问题，就更无从谈起了。其实，就算士兵有心关心，碍于军队的体制，单个的士兵也很难所有表示。除非到了时局失控，而且上级要士兵执行的任务突破了众人的底线、士兵中有草根领袖带头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集体的抗命。但是，在民国期间，这种抗命，多出在长期欠饷而导致的兵变中，像俄罗斯二月革命时发生的军队拒绝对民众开枪这样的事，在中国，实际上很难发生。
一场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街头上虽然没有军头们的身影，但运动却跟他们关系密切。士兵不懂政治，他们却不可能不懂。这场运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有些人则是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但无论持何种态度的军头，都不愿意顶起对抗甚至镇压爱国运动的名头，即使不得不遵从段祺瑞的旨意，出面阻止学生行动，也大多缩手缩脚，最积极的马良，也只敢拿几个市民开刀，其余的一律其软如棉，只要学生不闹出大事来，他们就乐得“无为而治”。当然，各地当家的军头，对于学生运动，也有一丝隐忧。这个隐忧来自运动中某些激进分子，当时所谓的“过激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某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在运动中散发传单和一些小册子，策动士兵，投入运动。早在运动初起之时，运动士兵的传单就有了，据《时报》报道，早在1919年5月，驻扎在湖北的陆军第五师，就接到学生的传单，由于该师多为山东人，师长王子春因此非常害怕，采取措施，严防士兵跟学生接触。类似这样直接斥诸运动军警的传单，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北京的传单煽动性更强，有份传单这样写道：
你们军人，一月几个钱吗？未必钱就是生命呀！总统、总理长的眼、耳、口、鼻，你们长的也是一样。他们在内面何等的安乐，你们在外面日夜受风尘，替他们守门，真是自作牛马，当走狗。可惜你的父母生养你，空活一世人。我劝你们快快去别求生活，自谋独立，复你自由，还你人格，你说好不好？请你细细的想一想。
显然，这样的“自由”和“人格”之类的说教，士兵们大概是听不进去的。但是，这种基于地位差距的“阶级”挑拨，军头们还是有点担心。对于传说中过激党的动作，军头们还真是有些害怕，因为传说他们有组织，而且在西方威力强大。山东督军张树元1919年6月11日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提到在山东各地，“无政府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忧虑“外匪生心之足患”。汉口警察厅在向内务部的汇报中，也表达了对于国外的社会党人，无政府党和鼓吹共产主义者，利用激进刊物“狂悖惑人”的担忧。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分不大清，对所谓过激党的担忧，只是从在华西方人那里听来的，并不真切。因此，多数没有明确立场的军头所真正担心的，无非是所在地的秩序。只要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没有引起秩序的混乱，他们就阿弥陀佛。但是，对于那些原本就对段祺瑞和小徐有看法，甚至怀有敌意的军头来说，学生运动正好是一个机会。
作为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对象，在广东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西南军阀，在第一时间，一致表示对学生的声援，对北京政府“卖国行为”的抗议。倾向国民党的四川军阀熊克武，也在第一时间表示对学生的声援。倾向孙中山的陕西小军阀胡景翼，在日记里的情绪，几乎随着学生运动节奏起伏，对段政府的敌意和不满，一点不亚于任何一个参加运动的学生娃。比较接近冯国璋的所谓直系军阀，所谓长江三督之中，江苏的李纯和江西的陈光远，都对“镇压学生”没有热情，仅仅装模作样地打了几封电报，应付一下北京政府。只有作为南征前线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所不同。比较起来，由于在武力统一上比较配合段祺瑞，因此，对于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命令，也就只能配合。结果，惹出了大篓子，遭全国的痛骂。报界哄传，王占元接受日皇勋章，形象大为受损。后来王占元轻易地被吴佩孚逐走，跟此番看走了眼站错了队，因而声名狼藉不无关系。
人称后直系的曹锟集团，此时的表现相当混乱。一方面，由于在此前一个阶段，曹锟惑于副总统的诱饵，表现出了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极大配合，派精锐部队第三师由吴佩孚带领，杀入湖南，将湖南和广西联军打得节节败退。虽然说，此后由于吴佩孚没有得到湖南督军位置的奖赏，止步衡阳，还不断发表反战言论，跟皖系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激进的吴佩孚，跟留在武汉的曹锟之间，步调相当不一致，跟留在直隶的曹锟几个兄弟之间，差得就更多，当然做直隶省长的曹锟兄弟曹锐，思想还留在跟段祺瑞的合作阶段，至少不敢不尊北京的指令。因此，他对于天津警察头子杨以德直接听命北京，封堵学生运动，就睁眼闭眼，一任杨抓了一些学生，送上法庭。杨以德甚至还奉北京方面的旨意，对于追查“冯国璋操控”很有兴趣。周恩来、马骏他们被捕之后，天津警察厅的保安总队队长丁振芝总是对学生说，你们是受了冯国璋的利用。而且还对学生说，“冯国璋要利用学生要推翻政府。他的机关部在河北交涉署的对门，内中的干事姓梁的，已经拘来了，他们的公文书信全都呈上去了。”居然还拿了些“公文书信、委任状、同信封的像片”给学生看，这些公文书信，都盖有“华甫”的图章。说这里面，还涉及北京的林长民诸人。如果说冯国璋利用运动推翻政府，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也许有这个可能，但做这样机密不合法的事，来往书信上面提到的人都是真名实姓，在信上还都盖了自己的图章，断然没有这么弱智。警察出示这样的东西，有太明显的作伪痕迹，无非是想从学生那里诈出一点线索来。反过来，可以看出当时的皖系中人对直系的参与搅和的担心和忧虑。但是，同时，一直唯曹家兄弟马首是瞻的顺直省议会，却迭次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要求拒绝签字，并且声讨曹、章、陆。言辞激烈。一点不逊于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