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办事，说人好话，这是中国人的规矩，赴衡请愿团当然懂得。况且，吴佩孚的军队，纪律的确不错，来到衡阳，说说吴佩孚的好话，也是现成的。请愿团到衡阳之后，发表告衡阳各界同胞书，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次走到衡阳这个地方，觉得市面上的生意很兴旺。农工商学各界的人都安居乐业，好像别有天地一样。我们就考究当这连年兵燹以后，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太平气象咧！那么，人人都说有一位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在这里保护百姓。唉！试一想到长沙、醴陵、株洲和别的地方，有被兵烧去了房屋的，有被兵强奸了妇女的，有被兵劫去了银钱衣服的，有被兵结果了性命的，弄得他们倾家荡产，饮泣吞声。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受尽了无穷的痛苦！唉！这又是谁的罪过？那么，人人都说是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把我们湖南弄糟了。张敬尧除开造了这些罪恶以外，还把湖南的公产变卖进了腰包，把湖南的学校解散，弄得青年子弟流离失所。把湖南的金钱刮削尽了，又要勒捐军米。把湖南的人民弄得疲病不堪，又要勒种鸦片，唯恐我们湖南人不死绝。列位：试想一想，这种人做我们湖南的督军，你看我们湖南的人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学生跑到衡阳来，请求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设法驱除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救我们湖南三千万同胞。”
很显然，这个面向各界的文告，主要是给吴佩孚看的。可以肯定，吴佩孚看了以后，会很受用。作为一个地方的统治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人拿他跟相邻的统治者比较，而他什么都好，邻居则万恶居之。
恭维后面是直接的催逼。在何叔衡和匡日休给吴佩孚的请愿书里，先是申明大义，开首直接点明山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皖系政府卖国，而张敬尧则是仰安福系鼻息之国贼。在胪列了张敬尧种种恶行之后，请愿书说道：“夫国势已危亡急矣！湘民之疾苦深矣！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倡和义，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于将军之一身。时至势迫，以待枢机之潜运。倘将军于斯时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国贼可除，国权可争，倒悬之湘民可救矣。”而蒋竹如的请愿书，则干脆言明：“将军已有不可不克日兴师之势，何况湘省人民望将军之拯救者，若大旱之望云霓乎！”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吴佩孚似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光戴高帽子，肯定不够，请愿团也知道晓以利害，以吴佩孚的切身利益，来打动他。在请愿团的第三次给吴佩孚的上书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
况将军仗义执言，早已见疑于中央，见忌于张督，尤府怨于安福。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征诸往史，甚足寒心。当此群疑震撼之秋，不为先发制人之计，一旦群奸蹈隙，宵小乘机，将军又何以善其后乎？传曰，持斧不伐，贼人将来。蒯通有言：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今日之事，将军宜捐一日之利害，而谋千载之荣施；脱一姓之羁縻，以求万兆之幸福。即乞当机立断，举旌东行，而国是于是乎定矣。
引秦末蒯通游说韩信的故事，来劝吴佩孚“造反”，通篇几乎跟《战国策》和《三国演义》里的游说词一样。固然合情合理，但策士游说的味道，实在太足了。
其实，“驱张”运动对于吴佩孚，无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直皖之间，因为五四的契机，趋于剑拔弩张，而且势力此消彼长，已经接近摊牌。即使没有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的“驱张”运动，吴佩孚撤防北上，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驱张”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大批学生来到衡阳，向他情愿，则给了吴佩孚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难得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吴佩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防北上了。这个借口就是，既然战争给湖南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痛苦，而战争的“果实”，张敬尧督湘，又是如此遭致人民反对，那么，北军撤走，让湖南人自己解决湖南的问题，岂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请愿团率领大批学生对他“效秦廷之哭”之后，他马上给北京的徐世昌，给长沙的张敬尧和保定的曹锟，连发三电。在给张敬尧的电报说道：学生的举动“系出于爱国一片血诚，应为略迹原心之对待，只可以理晓喻之，万勿以力遏之”。而在给徐世昌的电文中，则夸张地说，“长沙学生男女数百人，每日齐来师部效秦廷之哭”，他无法应付，明显是在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给曹锟的电文中，他不仅强调了给徐世昌电文中的夸张，而且具体叙述了学生要求直系动手“驱张”的请求，转而要求曹锟能否设法运作把张敬尧调走。这些电文，真正的意图，只是起到一个广而告之的作用。告诉这些人，你们看，湖南的老百姓已经在恳求我“驱张”了。而他自己，则在请愿团到达之时，就在跟南方军政府和湘军紧锣密鼓地谋划撤防事宜。到了这年的2月，双方已经具体谈到军政府接济吴军的撤防费用问题了，据当时南方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岑春煊密电，吴佩孚要求的价码是60万。显然，对于吴佩孚1师4旅之众，这个开拔费并不多。当时的规矩，凡是让某地军队自己开拔，非得付开拔费不可，俗称“打开发”，就是打发。不掏点银子，人家就不走。对于特别想吴佩孚走路的南方军政府和湘桂军而言，付出这么点打发费用，也是应该。反过来说，即使是满口正义的吴佩孚，其实也未能免俗。
到了3月，请愿团还在衡阳没走，吴佩孚将要撤防的消息，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下轮到张敬尧恐慌了，左一个密电，右一个密电给北京政府，给他的主公段祺瑞督办，“万急”，“万万火急”，“万万特急”，跪求他们设法让吴佩孚别走。到了3月底，撤防的事就彻底公开了，吴佩孚和曹锟跟北京政府正式摊牌。5月10日，吴佩孚开始北撤行动。张敬尧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称“人心恐慌，达于极点”。5月31日，吴佩孚率1师4旅之众，安然抵达汉口。吴佩孚撤走，其他非张敬尧系统的北军，如冯玉祥、范国璋各部，也先后自行撤离湖南。张宗昌和张勋前安武军则稀里哗啦也退了。湘军随即发动反击，张敬尧的部队当时虽有7万之众，在人不满万、枪不足3000的湘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到了6月13日，张敬尧已经完整地把湖南丢了，残军退入湖北，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收编，张敬尧丢了本兼各职，光杆司令一个，下野到租界做寓公去了。从此，在历史就等于没这个人了。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侵华动作，张敬尧在日本特务策动下，食指大动，谋有所为，结果被国民党军统在北平六国饭店给杀掉，到死还落了个汉奸的骂名。这年的7月，直皖正式开打。但是，我们看到，直皖之战的前哨战，其实就是“驱张”。张敬尧原本是给皖系看大门的，可是，用不着直系动手，就一败涂地。这一个前哨战，似乎已经预示了直皖大战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驱张”，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子运动，直接就跟直皖之战发生了关联。
“驱张”的最大赢家，是吴佩孚。他没有动一兵一卒，还捞了大笔的开拔费，北撤大军路过长沙的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所部，都剑拔弩张，但一枪都没放，吴佩孚还礼节性地见了张敬尧，双方客客气气。理论上说，两人并没有扯破脸皮，以后还是可以见面的。可是，吴佩孚却赚足了民意，成为解湖南人民倒悬的大英雄。当然，“驱张”的成功，也的确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吴佩孚的撤防，以及这样的撤防背后跟湘桂军之间说不清的密约，让所有的北军，不是跟着撤，就是人心恐慌，在湘军的反攻下，毫无抵抗能力，一溃千里。“驱张”，就这样痛快淋漓地实现了。事情过后，参加请愿的学生对吴佩孚万分感激，他们说：“在衡阳的代表，幸而遇见一位主持正义的吴子玉将军，替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不然，我们宣告上所说‘张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话，不晓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咧！”其实，湖南的学生用不着感激吴佩孚，他们正好赶对了时机，即使没有学生“驱张”，甚至南方军政府不给吴佩孚开拔费，吴佩孚还是会撤防北上的，直皖之争，已经到了非打一仗不能解决的地步。皖系不肯自动下台，直系则不动刀兵，果实落不到自己口袋里。但是，就跟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样，“驱张”给了吴佩孚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的学生惠及吴佩孚的，比吴佩孚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吴佩孚和他幕僚两种趋时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年轻时的吴佩孚，很有点愤青的感觉。他属于那种比较有正义感，有卫道精神的年轻人。这在晚清时节，显得有点不合俗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按家境，算是个穷人，二十出头，中了秀才。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吴佩孚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他变成一个志大气也盛的人。他的离家出走，最后投军，发迹，就源于一次跟当地乡绅的冲突——人家在过生日唱堂会，他嫌戏演得淫秽，于是出头大闹一场。自然把人惹恼了，将之告到官里。吴佩孚不得已离家出走，飘落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然后去投军。就这样，从吴秀才变成了吴丘八。
从戈什哈做起的吴佩孚，当兵的生涯并不顺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锟来，他的磨难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赶个晚集，上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伟的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出人头地。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历过日俄战争，跟日本军人打过交道的人。复杂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学会了审时度势，具有别的军人所没有的政治眼光。尽管如此，吴佩孚身上卫道的味道却始终都在。纵观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从小受的儒学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则是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西学中源。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李满康，在他的传记里说，吴佩孚“十五岁从李丕森游，二十三岁受知于遵化秦树春，得中式原籍蓬莱邑庠，故其学问之渊源，亦无异于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余绪，其思想亦脱胎于儒家”。其失去军队之后的晚年，有所著述，诸如《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正一道诠》、《明德讲义》之类，全系传统儒学的性理、教义的陈年旧章，道学气息极浓，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北洋遗老无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际的很多精神讲话，大抵也是这个味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大抵上就是他的口头禅。1924年，一个日本人问他，民国创立，君主不存，“五伦失其一”，只剩下四伦，无君则谈不上忠，将如何收拾人心呢？吴佩孚回答说：“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礼义廉耻，地之四维也，天柱不立，地维不张，国乃灭亡，礼教救国，自为亘古不刊之论。”言外之意，虽然君主没有了，但五伦缺一的问题，并不存在。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吴佩孚说，可以“正‘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则君臣之义以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显然，在他看来，所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条，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如果非要修补的话，也只能在儒家的语境内，用儒家的信条来修补，即所谓以长幼之序替代君臣之义，最后保全了君臣之义。他对于曹锟忠贞不贰，宁可随着一起背黑锅，也不肯自己独立单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传统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势，二度下野之时，他就干脆鼓吹三纲至上，认为君臣即上下之义，长官之于部下，就是君臣。即使于他擅长的治军，也充斥了传统的气息。他的部队，尽管纪律比较严，但基本上不用外国留学生，即便国内出产的军校学生，也不甚喜欢。对军官，只用他自己办的学兵连出身的人。他练兵，最喜欢效法的人，是岳飞，是戚继光，是曾国藩，还有成吉思汗，没有一个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学业，显然没有给吴佩孚多少西方的学识。
不仅如此，吴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国藩。时常以曾国藩的言行为模仿之对象，直皖战后，在洛阳巡阅使官署里，高悬一约二尺平方之曾国藩遗像，“以便朝夕瞻仰”。他说：“吾欲行志于天下，以孔孟之教义为大本，至于汉高祖之伟略，诸葛武侯之经纶，唐太宗之机智，皆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关于日常处世方针及事务处理，多取范于曾文正公制现实的行为，吱吱以赴，唯恐未逮。论及心境之忠正，经纶之远大及人情之纯厚，近代无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伟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于麾下之湘人，不论张三李四，皆得被其余光，玉石同视，而占天下之要枢。”无疑，正是曾国藩这种道学气质，才让吴佩孚如此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