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变脸：文戏与武戏
吴佩孚势如破竹地从岳州打到衡阳，几乎纵贯整个湖南，把桂军打得退出了湖南，把湘军给打残了，然后就罢兵休战。就地整军经武，壮大力量，而且迭发怪论。表面的原因是段祺瑞的偏心，不按功行赏，把湖南督军给了那个一向为吴佩孚看不起的草包张敬尧。对于曹锟来说，则是许诺给的副总统，若有若无，最后居然泡了汤。但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于北洋集团第二代崛起。出于战争的缘故，第二代早早出头，建功立业，因此形成新老代际之间的对立和挑战。机缘凑巧，由于段政府的对南方作战，被人称为后直系的曹锟，给了作为第二代冒尖人物吴佩孚一个机会，一个坐大的机会，而且，出于曹锟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吴佩孚之后，一直对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优容。于是，代际之间的争夺，就变成传统的以地域为分别的派系之争，或者说以地域派系之争为表现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吴佩孚，还有独立的冯玉祥，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的孙传芳，江苏督军下面的齐燮元，奉系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都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比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战争实际的主宰者。比较起来，1918年的吴佩孚，已经45岁了。按辈分，他属于北洋第二代，但论年龄，他跟第一代相差无几。用给他做传的章君榖的话来说，因为吴佩孚在新军当兵的时候，错失了一次直接进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结果反而居于一向被称为傻子的曹锟之下。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自辛亥以来，中国国内的内战，往往是呈现一种“假打”的状态，战争的胜负，似乎跟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无关。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敢于公然取攻势，比如像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败不可。只要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弱者就是可以打败强者。北洋系第二代不满第一代的专横、颟顸，挑战的方式，首先也是占据舆论的制高点。要占据这个制高点，在南北内战的当口，就是呼吁和平。在吴佩孚之前，已经有冯玉祥武穴罢兵，用的就是这一招。可惜，当时冯玉祥的资本不够，实力也不足，半途而废。接下来，轮到比较有资本和比较有实力的吴佩孚了。他提出的休战借口，依然是呼吁和平。如果说，冯玉祥呼吁和平的背后，有陆建章的运作，也有他个人的野心，那么，吴佩孚的和平呼吁，则有对段祺瑞的不平，同样也有他个人的野心。
吴佩孚在前线止步不前，开始可以赖到军饷不继上，但是，老是这样赖，好像也是个问题。毕竟，南征各军的军饷多少还是有的，比较起来，吴佩孚拿的还算多的。老拿这点说事，行内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必须找个新的借口才是。是时也，和平是最为时髦的呼声。南北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作为战场的湖南饱受荼毒。不比此前的讨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正当性遭到舆论的强烈质疑。为内战而大笔举借日本借款，更是令人疑窦丛生。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出于抵制日本，也有希望中国停止内战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内战的意愿。此时吴佩孚打出这个旗帜，比起一年前的冯玉祥，更加顺理成章，也更有煽惑性。
就这样，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突然发表致老直系的核心人物、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公开呼吁和平，指责武力统一政策是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做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亡国之策。通电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漂亮，当时就传诵一时：“我国内争年余，所有军用各款，纯由抵押借贷而来。用借款以残同种，是何异饮鸩止渴，借剑杀人？长此以往，恐未罢同室之戈，堕落渔人之网。”要求李纯再次约请另外两位江督，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来一次长江三督呼吁和平。大概是由于属于老直系的长江三督，在冯国璋麾下的时候，虽然时不时地捣点乱，但从来没有跟段祺瑞撕破脸皮，见到这样大胆蔑视“元首”的通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所以，吴佩孚的阳电发出后，长江三督并没有反应。但是，这边吴佩孚可刹不住闸了，通电一个接一个推出来，文字越来越精彩，越犀利。天下乱了，长江三督顺势反应了，但是好像是没有听到吴佩孚的声音，提出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主张。皖系干将倪嗣冲反过来，跳起来坚决要求打到底。张作霖也应和着。段祺瑞生气了，摆出老师的架子，一边批评学生，一边说要怪自己教育不周。曹锟也坐不住了，装模作样出来训斥吴佩孚，不明事理，要求他的这个部下，“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逾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可是，吴佩孚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依旧一个通电接一个通电。在那个时代，公开的通电，就是表演，给媒体和舆论看的表演。借助这个表演，吴佩孚逐渐从一个北洋系内部的知名战将，变成了举国皆知的爱国英雄。
这阶段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最主要秀的，是个人的身段和形象。“戍防向南，为期半载，罢战言和，南北一家，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这样脍炙人口的话，树的形象是爱国。提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人，不举外债，四大自律，则是廉洁、正直，不慕权势，再加上爱国。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也忘不了自我炫耀一下自己常胜将军的威风。他大剌剌地宣称：“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一口一个“南人”，无论南人是否“不复反矣”，他吴佩孚隐隐然成了南征的诸葛亮。民国时期军阀之间打电报战，是一大风景。但打得最精彩的，还是要数吴佩孚。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文采飞扬。一边在自我炫耀，一边在戳别人的肺管，将别人的军。凡是他声言不做的事，都是别的军阀正在做，或者非做不可，却又不敢公开的事。
吴佩孚作为北洋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如此高调地登场，肆无忌惮地将第一代的丑行，借外债，聚财敛财，失败则躲进租界，勾结外人，等等，毫无顾忌地张扬出来，让第一代给自己的登台，做铺垫。其中得罪的人，肯定不少。皖系自不消说，就是老直系中人，如长江三督，面对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猛烈抨击，心里也未必是滋味。但是，民国以来，自打袁世凯开始，凡是掌握实权的军人闹事，都无一例外地会得到优容。更何况，段祺瑞武力统一，还指望这个已经踩在广东大门边上的吴师长呢。只要吴佩孚没有最后决裂，北京政府绝对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况且，吴佩孚虽然张狂，但步步都踩在爱国、正义和廉洁的点上，说出来的话，骈四俪六，不光文采好，抑扬顿挫，多有警句，而且都是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句句爱听的话。这些年来，即使邵飘萍、林白水这样的敢言名记，其骂权势者的名篇，也不过如此，比较起来，还真没有吴秀才或者说张其锽这样的文采，怎么让人不喜欢呢？可以说，吴佩孚就像当年的梅兰芳，一登台，就赢得了大大的碰头彩。自打吴秀才闹事，全中国各地的声援电报，就纷至沓来。吴佩孚将所有的赞扬他的电报，统统交给报纸发表。一边是表演，一边是喝彩，都见了天日。
吴佩孚高调亮相，把和平的调子唱入云霄。但敢于迎合他的军人，毕竟不多，连所谓的长江三督，也只是敲敲边鼓。某些在吴佩孚通电中被列名的前线将领，如张宗昌和冯玉祥，后来悄悄地表示没自己的事。所以，吴秀才虽然狂，但真的要决裂，本钱还不够，借口也不足。虽然和平的呼吁，经过吴佩孚这么一折腾，已经压倒了主战的势头。此后的9月，在徐世昌履任前夕，吴佩孚居然跟南方湘桂军将领联名通电主和，要求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停战，徐世昌做调人。上个月否认联名通电的张宗昌和冯玉祥，此次再次出现在联名的名单上，他们不再否认了。面对明目张胆“通敌”而且有据的吴佩孚，段祺瑞既不能撤职，也不敢讨伐，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出面驳斥，再发动一些军阀联合声讨。大家看得明白，吴秀才主和，业已占了上风。接下来，即使皖系推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在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呼吁南北和谈。南北也就真的谈了起来。北方代表是王揖唐，半心半意；南方代表是唐绍仪，真心实意，连谈判的费用都自己垫出来。结果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也没谈出名堂。
进入1918年底，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次大战结束了，破天荒地，中国成了战胜国。“胜利”的喜悦，让中国的上层和知识界，一时间忘记了国内的纷争。北大一干新人物，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一连多少天都沉浸在狂喜之中。天安门广场充满了学生，但他们不是来示威游行的，而是前来庆祝的，虽然中国的胜利，中国人能看到的，只是克林德碑被推倒，变成了“公理战胜”碑。
一战的胜利，也让前段时间陷于窘境的段祺瑞，扬眉吐气。毕竟，人们在回顾这个胜利的时候，发现当年冲破诸多阻力，不惜跟大总统黎元洪闹翻，力主参战的人，是这个老儿。饮水思源，一时间，不仅政界军界诸公，纷纷向段祺瑞表示敬意，就是挑剔的媒体，也态度大变。上上下下，对段祺瑞的观感，好了许多。此前种种涉及段政府跟日本的猫腻和传说，在这个时候，也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福祸相依，人们对于战胜的兴奋，化为对战后巴黎和会的超常期待，即使段祺瑞和其他还算明白的外交人士，也没有及时吹吹冷风，同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热情和期待，进到了巴黎和会这个严酷的冰窖里，所有人都冻僵了。巨大的落差，逼使知识界反躬自问，到底是中国人做错了什么？在这种并不很困难的逼问中，此前还被人们捧到天上的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同党们，迅速落在了泥沼里。在人们看来，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皖系的亲日政策。因此，在1918年中被追究的政府对日借款，种种跟日本签订的条约，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都被人们再一次想起。显然，吴佩孚的机会又来了。
本来，当初吴佩孚呼吁和平，就隐含了爱国的吁求，但是，彼时的爱国呼声，怎么及得上此时严惩卖国贼的呼喊？或者说，当初不打内战，可以说是爱国，但怎能比得了直接要求惩办卖国贼？在这种响入云霄的内惩国贼的呼声中，爱国的声音才能被放大到极点。显然，作为事实上的对头，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集团，此前的亲日政策由于巴黎的“外交失败”，给了吴佩孚一个极佳的机会，让他乘着五四学生的抗争运动，在直皖之争中，迅速登上了道德制高点。而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则因此蒙上了卖国的头巾，无论怎样挣扎、辩解，都无济于事。当然，吴佩孚的形象，也因为五四运动，更加出名更加高大。在爱国、廉洁、能战的名声上面，又多了进步的好名声。原本骨子里相当保守的吴佩孚，出于五四的缘故，居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相当趋时，什么口号激进，什么口号时髦，就喊什么。五四后知识界一度向左转，吴佩孚也跟着转。连“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他也赞成，显得相当有左翼的味道。以至于苏俄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合作者，首选的目标居然是吴佩孚。五四运动著名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告诉我们，“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