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经验的理论优先于先验的理论或体系，并坚持由此而引起的对经验的理论和事实密切相联——它把事实连结成一个统一体。于是，这在具有经验论态度的人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做出了区分。例如，麦克斯·伊斯特曼在他的自传中认为，他自己和（前）苏联知识界人士相比，是一个“平凡的经验论者”，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项假设，一个应该经受检验的实验。也正是因为这些，使得他在（前）苏联理论家面前感到不安，觉得有“一种神学气氛而不是科学气氛”。我曾在类似的基础上提出对宗教机构的批评。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宣称是天启的宗教，即以一位最早的先知所见的完美、终极和绝对真理为依据建设起来的，显然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在这些人眼里，它已经是完美无缺的，完全不需要开放、核实、实验，甚至不需要任何的改善。
这是和经验论态度最尖锐的对照。但在一种很温和的形式中，它是广泛的，而且也许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大众中的。我甚至不想把各种专业科学家排除在这一指控之外。经验论态度本质上是一种谦虚态度，而许多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谦虚的，除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内。涉及科学自身的性质时，他们很多人只要出了他们实验室的大门就很容易像某些神学家那样负荷着各式各样先验的信念和预先的判断。我认为，这种谦逊是经验论态度或科学态度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包括承认自己的无知以及人类一般对许多事物的无知。这样一种承认的必然结果是使你大体上愿意学习并热衷于学习。它意味着你对新的资料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门不纳的；它意味着你能成为天真好奇的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很显然，这一切又意味着你的世界在不断发展，和那种已知一切的人的静止世界大不相同。
虽然我已远离我最初的论点：在知识和科学中为经验资料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过，我认为，为经验资料找到一个可敬的席位最终会增强经验论态度，从而也增强科学而不是削弱科学。因为它相信人的智慧没必要把任何生活领域关闭在外，所以，它能扩展科学的辖区。
科学地体验存在事物
为了更好地区分“经验的理论”和“构建的、抽象的理论”，最强有力的依据是从统一到简单化的连续系统。可以说经验理论是对于科学趋向综合的努力所做的一种表述，这样的科学同时也对繁复多样进行组织和分类，使之更能为受到局限的人所理解。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整理事实材料的努力，而不是说明事实。林耐的体系是经典的例证。原初的弗洛伊德体系是另一个这样的“经验的理论”。在我看，它似乎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汇列体系，其中一切临床发现都能找到各自位置。
在更宽广的程度上考虑，抽象或构建的体系不是由它对事实的忠实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体系的特性决定的，而经验理论却与此相反。在原则上，它不需要和事实发生关系；它可以是一种武断的构建，例如，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在这种意义上的优秀理论很像数学家的精确证明——它尽可能简明，典范式地向某一简单方程演变；它像一个优良的逻辑体系，服从它自身制定的法则；它并不需要成为有效的。这种“纯”理论往往先于事实出现，像一套服装为某一幻想的、非现存的物种作为一种游戏而设计出来，以后却可能证明对某一别的什么未料到的目的有效；或像一种新合成的、为合成而合成的化学药品，合成以后才寻找它的用途并且找到了用途。
一个好的经验的理论可能是一个邋遢的抽象理论范畴——自相矛盾，错综复杂，不连贯，带有重迭而不是互相排除，其定义不明晰和模棱两可。把一切事实纳入它的辖区是它的首要忠实原则，即使这会弄得面目全非。
一个好的抽象的理论强调科学的简化和净化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理论制定领域中科学双重任务的例子。一方面，它必须描述并接受“事物存在的方式”，实际存在样式的世界，不论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说明。事实必须先于理论。另一方面，它也稳定地向简单、统一、精致，向浓缩、简洁、抽象公式等等逼近，以便说明现实的本质、它的骨架结构，说明它能被还原到的终极态，即还原为地图、图解、公式、图式、方程、设计图、抽象、艺术、X光、大纲、综合、提要、概要、符号、标记、漫画、草图、模型、骨架、计划、略图、处方。
终极地看，好的理论是尽力能做到这两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理论家在两方面都会努力去做，并从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满足，尤其是当两者能同时到来的时候。
对于任何科学的理论而言，具有系统的性质，有经验的决定因素。这是“好的理论”的特征。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果我们能充分接受任何科学的理论的这一双重性，我们就会有少得多的麻烦，并且能更好地理解像精神分析那样的雏形的经验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体系主要是对许多经验的描述，它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或精致的理论。但它还不够正规或“假设-演绎”这一事态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系统而正确地描述出大量临床的经验。我们首先应该问它对经验的描述有多么准确和真实，而不是有多么精致和抽象。
有资格的人士，即有适当的经验和训练的人，大都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套临床描述大体上是确实的，他收集的“事实材料”大体上是真实的。即使他的某些特定大理论尝试和构建体系的努力还值得商讨或应被拒绝，也不影响他对事实描述的价值。
准确表达事实才是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至于它与“好的发生体系”发生冲突的情况，则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体系。系统化和理论化应该在事实后面到来。或者，为避免纠缠于事实是什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体验存在的事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家喻户晓的真理却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
程式化认知的弊端
我经常会在谈话中转向忽然问起我所欣赏的花鸟树木的名称，好像我不满足于欣赏和享受而不得不再进行有关的学术研究似的。对于我爱好分类的怪癖，我的艺术家妻子很反感。
的确，往往那个“学术研究”竟取代或完全替换了对“事物存在样态”的陶醉和沉思之乐。
我将这种替代真正领会和体验的分类过程称之为“程式化”，它是一种病态，使组织纯经验世界的“正常”或“健康”努力成为病态化的。
希望我的错误能使大家获得一些教益。其实，有时我发现我在画廊中也有“程式化”的活动，如先看作者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并又一次不是真正领会而是进行分类，如：“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
有一次，当我先看画——一幅极漂亮的画时，我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时，我接着又吃惊地发现它竟是出自一个极不出名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
我想，假如我先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或许不会再看画本身，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我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给我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
更令我惊奇的一次是，我突然认识到一只普通的知更鸟（或称蓝坚鸟）竟也是一个极美极神奇的东西，正如一切鸟都那么美妙一样，甚至普通的鸟也像罕见的鸟一样的美。
但判别是否普通是经验本身以外的事，和它自己的本性毫无关系。这样的判断却可以成为打消经验的一种方式，一种不注意经验的方式。
它能成为一种使我们自己视而不见的方式。任何日落或橡树或婴儿或小女孩都是一个怪异的、难以置信的奇迹，第一次看时或似乎第一次看时或似乎最后一次看时都会有此感受，正像一位优秀艺术家或任何敏感者看时一样。
这种新鲜的和反熟悉化的体验对于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把握，一旦他能聪明地认识到，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要比生活在一排排小屋的世界中更有乐趣，而一个熟悉的奇迹仍然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要告诉普通的认识者和科学认识者一条教训——不充分的经验是一种盲目，那是任何想当科学家的人都不能承受的。这种花招不仅会剥夺他许多科学的欢乐，而且有使他变成一个可悲科学家的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通过调察自身程式化倾向得知，我并不需要反对“体验活动”才能进行“组织与整合活动”，也无须反对美学才能走科学的道路。我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体验而不是使它贫乏，只要我不用科学知识替代我的体验。
有知识的体验者往往能成为比无知的体验者更好的欣赏者，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公式：“首先观察，然后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再添加一句：“然后再一次观察。”于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变得更好，更有乐趣、更丰富、更神秘、更可敬畏。
总之，无论是何种“真正的体验活动”，只要它是十分完整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欢乐的。甚至当它使你感到痛苦和悲伤时，它也仍然能给你以“欢乐”。无论如何，和单调的程式化比较，它更富有乐趣。
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陷入这种“认识”心境不仅是一种盲目症，而且是一种不幸。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认识
一般地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认为，“意义”的概念能使混乱的、繁杂的、无意义的许多东西联结起来，相互协同，分门别类，并且组织整合起来。它是一种格式塔般的、整体化的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创造。这一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于是都具有意义那是各个部分至此所没有的。
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
换句话说，这一“富有意义”的类型是属于分类和抽象那一领域，而不属于经验范畴。它是经济的、简单化倾向的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全盘描述和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科学。
我常常也能意识到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它是“人类的创造”，即如果人类灭亡，它的一大部分将会消失。这又引导我把“人为的富有意义”和一种潜伏的蕴含联系起来，现实、自然、宇宙本来没有内在的意义，但必须富有意义，如果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某位神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与这种极度机械论对抗的世界观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做法像许多当代艺术家、作曲家、电影编剧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做的，甚至有些哲学家也做过，那就是在让它弄得厌烦和沮丧以后，又过分狂热地拥抱这一看法，并开始谈论生活的荒唐透顶和毫无意义，随机地绘画、写作和谱曲，破除一切富有意义的概念，似乎那只能是陈腐之谈，开始谈论“任何人类决心的不确定性和武断性”，等等。
例如，当一位采访者向阿兰·罗贝-格里耶承认他并不完理解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时，作者笑着说：“我也一样。”这肯定不是一个不通常的反应，绝非如此。
我认为，有时这时“内在”的事，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一点，即承认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认为这种提问本身也是老一套。放弃或破坏“意义”的这种深思熟虑之举有时表现为对于权力机构、权威、传统和习俗的象征化破坏。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它的企图是对仿善的抨击，是为自由、为真诚而发动的进击。那就好像是一个谎言正在被摧毁。
这一类型的明显二歧化活动在层次整合态度面前会很容易地让路。在他们头脑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命令，是一种武断的决定，不是从什么原则、什么条件要求出发的，而是意志的一种不能预测的和偶然的动作。当生活变成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时，生活自身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这样一个人会很容易变成完全怀疑的、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冲动的，没有任何是非善恶观念。概括来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假如生命的浆汁不在他的血管里有力地流动，他将会不断地谈论失望、痛苦，直至自杀。
这好像是说：“OK！我必须接受它。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我必须完全依赖我自己的武断决定。除这些盲目的希望、任性的幻想和冲动以外（这一切只有它们自身感受到的驱动而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支持），不相信一切或不对任何事物抱有信念。”
很显然，这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态度的最极端的形态，但它是这种态度合乎逻辑的结果。
但这一发展完全可以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纪反叛的一个方面，反对宗教、经济学、哲学、政治，甚至反对科学的庞大抽象“体系”，它们已变得远离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因而看来很像，往往确实是，盲目伪善和文饰。它可以被看作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的名言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假如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都许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