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管理理念中，官于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及员工对营运、财务表现的影响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有不同的论调。有些理论也许仍会认为，除非是有利可图的事，否则不做。但更大的争议在于：开明社会中，企业与工作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在未来的岁月里，商业企业营运的目的已不仅仅是赚取利润，另一个更有价值的意义是，一群人聚集在一个组织内，他们凭借不同的方式（但都合乎法律规则的）获得各种各样的需要，并且以服务于全体社会作为组织发展的长期目标。利润的确是商业的生命调节器，不过，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等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至少从长期来看，这与企业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塑造优心态而非创造行为
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一个“真正”关爱子女的母亲，即使以任何一种行为对待孩子，哪怕是体罚或出手打自己的小孩，同样会使小孩具有良好的性格。
这说明了一项事实，对人类而言，以何种方式来表达爱并不很重要，爱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资料至少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关系的原理。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能完全说明他所具有的性格、隐藏的个性或态度。
总体来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察觉出某人是在演戏，但却不能察觉其透过行为所要表达的内心想法。
因此，有可能产生以下的结果：上课、读书、接受各项训练，而且努力将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位优秀经理人的主管，如果他的性格并非真正的民主、负责或有感情，那么他的努力不会有太大的功绩。
这就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存在主义的问题：“真正是”某种人与“试着成为”某种人的区别。在这对矛盾中，真正是某种坏人与某种好人之间，一定有其过渡阶段。
如果一名窃贼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窃贼，并希望成为一名诚实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有意识地努力让自己不是一位窃贼，有意识地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诚实的人。努力让自己成为诚实的人依靠的是自我意识、人为控制，而非自然的、天生的性格行为。自然的诚实行为是由内心真实的性格所表露于外的行为。只有通过不断尝试诚实行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让一位骗子变成一位老实人。
同样的情境也发生在组织内，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独裁者成为民主者。一位独裁式主管要转变为民主式主管，必须有意识地、人为地、自愿地经过一段尽力成为民主式主管的过渡期。努力成为民主式主管的人和天生就是民主式主管的人有很大区别。我们这里已涉及哲学性的思辩，因此必须特别小心。
我们很容易轻视“努力成为……”的状态，觉得这是不自我的，因此有人拒绝这样的思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真正成为民主式主管的前期阶段，是唯一可行的有效方法。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塑造某种个人、人格、性格或性灵，而非创造特定的行为。假如是创造某一特定的人格，就牵涉到心理学理论，包括成长、人格和心理治疗等领域。此外还必须参考弗洛伊德理论，因为我们讨论影响行为的潜意识因素是很有必要的。这些改变行为的潜意识因素无法直接受到影响；我们必须从人性的角度着手，成为另一种人。
这种对人性的强调以及将行为视为深层个性副产品的主张，促使我了解到人本管理的效用，并非只能从行为的改变、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提升中看出，我们还可以从以上所提到的副产品的角度观察。
若要了解企业的员工是否开明，最有效的测试方法，就是了解他们回到家或回到社区之后的所做所为。比方说，如果人本管理模式真能创造更好的人性，这些员工在社区会表现得更仁慈、更愿意助人、更无私、更具利他性格、更讲究正义、更愿意为真善美而战。显然，这些行为是很容易测试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员工在家中的行为同样会有所改变。一般来说，一个真正受到人本管理影响的男人，一定会是一位好丈夫、好爸爸和好公民。所以，直接与他们的妻子或小孩访谈，也是较务实的检测方式。
在这里，我想起迪克·詹斯的研究，他尝试在高中采用心理治疗教学法一年，检测他所教导的高中女学生是否仍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结果他发现，种族歧视的情形减少了，但是他一整年都未向学生提起这个议题。这就是我所谓的测量副产品而非行为本身。
在特殊的情况下，为了保住工作，被动而精明的人很容易会模仿某种行为或伪装某种举止，他们也许会依照经理人的要求完成任务，不过，他们的心灵未曾因此而改变丝毫。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人类赖以生存、工作、活动的良好管理，能改善人类和世界。另一方面，对一个较好组织中的一个较正常的人来说，工作会使他日臻完善。这就有助于发展企业，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发展人……
管理应符合客观认知
假若你详细阅读过利开特（他于1932年首创利氏量表，通常采取五点评定法：极同意、同意、无意见、不同意、极不同意，分数各为5、4、3、2、1，总分愈高表示态度愈强）所写的《管理新模式》以及其他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忽略了管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做了一个小测试，在表现优良的管理者性格前打勾。所谓表现优良是指他所带领的团队生产力高，或其属下流动率低，病假以及其他方面表现纪录良好。把表现优良主管的特质都列举出来，然后列举出表现不佳的主管特质，如此就可看出心理健全与心理不健全所带来的差别了。
这项测试表明，利开特的理论与我的一些想法、观念建立联系。例如，我试着将政治与政府的运作视为管理问题来看待；将科学研究视为一个需要特殊管理技巧的大型企业。在我看来，那些高等院校管理实在是太糟糕了。
另外，关于管理的讨论也可扩大到心理健全、员工成长、心理治疗、统合作用和理论性社会心理学上。当然，也可以和其他方面建立联系，只要你觉得有此必要。
当我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理论。这是一种整体性、组织性的想法，每一个环节都紧紧相连，它并非是因果关系相联的单向链条，而是形成蜘蛛状的网路或网格球顶——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连接着。观察、分析事物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整件事视为一个大单位。以后我会试着如此做，不过，我首先必须试着找出每一点之间各种可能的关系。
我必须问一下，优秀的政治家是否可以成为优秀的经理人呢？这就引发了关于管理水平的问题。也许有人认为，只有在人们诚实、行为得体的情况下，好的政治家才有可能是好的经理人；若人们表现得不成熟或信理不健全，即使是优秀的政治家，也无法成为优秀的经理人。但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对人力资源的适当处理并因此改善工作环境。优秀的政治家能妥善运用人力资源，做对大众有益的事，甚至走在大众之前。
之所以提出政治家的好坏与环境改善之间的例子，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发现许多关于成长以及管理策略的著作，都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谈阔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作者认为新的管理绝对是好的。但我认为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想法太过武断。他们忽略了实行新式管理后的环境改变。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考虑到，好的管理策略是在实用意义上的好，是在功能上的好，比起旧式管理制度，它更能创造出好的结果。
开明管理的好并不在于自己本身，也不在于企业能创造多少利润，而是它真能产生好的效果——提升生产力、产品质量和人们的民主素养。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就不会对这种过于绝对的评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会不问结果就相信它是好的。
说得更明白一些，我觉得Y型管理理论非常适合这样的环境：人们心理健康，行为得体且自动自发，民主程度也已达到一定水平。
但假设发生了原子爆炸、淋巴腺鼠疫等大灾难，使得人们居住的环境变成丛林式社会，好的管理制度仍可能存在吗？很明显，这时再谈论好的管理制度是非常可笑而愚蠢的。
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不愁吃、不愁穿，你可以依Y理论的观点信任任何人；但是在大多数人都处于饥寒交迫的情形之下，你就不能信任手上有厨房钥匙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如果有100位员工，只有10份食物，肯定有90位员工注定被饿死。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想成为90位中的一个，我也很确定自己的道德和伦理价值会完全颠覆，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丛林式社会。
现在，各位都该明白在我谈论一些管理书籍时，为什么会觉得如此焦虑不安了吧。大部分作者都以一种虔诚、半宗教的态度，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推论，对于现实环境的客观需求缺乏应有的另性思考，任由主观意识来决定一切。任何最好的管理政策都必须符合客观环境的客观要求。
这也是魏泰迈（完形心理学之父，也是现代电影原理的创始人；强调教学必须使学生获得整体的概念）和卡特纳派完形心理学的主张：最佳的思考模式和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对情况做最客观的观察，没有任何期望、假设，不受偏见、恐惧或希望影响。这是观察某一情况的最好方式，也是了解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最佳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我们的面前，而非隐藏在脑中成为过去的经验；后者不属于现在的问题而是过去的问题，不一定会同时发生。
顺便指出一点，我翻阅过很多有关企业管理以及领导层方面的评论。在我看来，有些偏离正轨，有些过于相信某种理论。我对此做了深入调查，我的简洁评述总归一句话：管理策略必须符合客观环境的客观要求（包括客观的认知和客观的行为），而为了找到最适宜的管理策略，必须站到完全客观的立场，而且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也不预设任何立场。
我想可以用例证以及经验来支持这些观点。例如，我们拥有许多关于对不同学生的教育管理研究资料。我们知道对于独裁性格的学生，例如二次大战后的德国学生，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就和同时期的美国学生不同。独裁性格的学生比较需要独裁性格的老师，否则就会被学生认定是不合格的，老师将无法取得控制权。
对付独裁性格者的正确方法，就是将他们视为坏蛋，以对待坏蛋的行为对付他们，这是最实际而且有效的方式。如果你以为对他们微笑、信任他们、给他们厨房的钥匙，就能迅速感化他们，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被搞得非常糊涂。他们看不起“柔弱”的人，认为这些人是懦弱的、愚蠢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绵羊”。
每当我遇到独裁性格的学生，我会采取毫不客气的严厉制裁，让他们拼命地工作，以此来显示我的权威，有时候甚至会打他们的头，要他们知道谁最有权力。一旦他们接受我，我就开始改变教育管理的态度，告诉他们即使是强人也能变得仁慈、温和、信任他人。如果独裁性格的问题不是太严重，以上的管理方式的确能改变世界上独裁者的性格，并进而改造他们，使他们具有民主素养。
企业界也会有同样的状况。在自由民主、经济富裕的环境下生长的员工对业主提出要求，若不喜欢随时可以更换工作。但如果是波斯人、秘鲁人或阿拉伯人，他们都成长在遭受蹂躏的社会环境下，在他们心中，世界上只存在狼与羊两种动物，而他们自认为是羊，因此X理论比较适合他们。但员工的性格一旦有所改变，愈来愈受尊敬，变得诚实、自动自发时，即可转向Y理论管理。
假如美国人将自己的政治策略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刚果，是很愚蠢的做法。那里的环境、历史、人民和政治结构与美国相比几乎完全不同，所有的政治形态都要求人民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期望和民主思想。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仍不适合民主政治，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但目标是希望将这些地方转变为适合民主管理的环境。这是由X理论转变为Y理论的过渡管理。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管理策略应用到一般的家庭中，应用到夫妻的关系上，以及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上。能运作得最好的方式，也就是最适合他们的管理方法。而为了找到最适宜的管理策略，就必须站在完全客观的立场——没有任何主观意识，也不预设立场。客观认知现实是产生符合现实的客观行为的先决条件，而符合现实的客观行为则是良好结果的先决条件。
另一种尤赛琴式思考
理想的管理理念建立在人性的高层与低层需求的理解基础之上，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与那些对新管理主张并非一无所知或怀疑的人沟通。如何教导与传送这种模式的终极目标？我觉得，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沟通方式。但在沟通之前，你必须先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找出什么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
比方说，对于爱国的美国人而言，这是指发自内心的正常情况下，不是指那些美国革命女儿会（美国——爱国组织，主要目的是保存美国文物、研究美国历史、传道美国文化）或美国军人退伍协会员工，或约翰·布区（指美国极右派的社团，名称源自于1945年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击毙的美国陆军上尉约翰·布区）之类的人，我们必须将“爱国者”回归到原始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