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作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
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
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
正如E·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
总体来看，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表面上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之所以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是固有趋势，是因为我发现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以最重要的四个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它们。
我们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或者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来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极其相似。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们需要有某种不同的客观变量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调。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确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可以滋生健康，但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却不会产生这种效果。给予一个有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不满足。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两样。
但与此相反的是类似于安全、爱的需要。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
与此类似的是对于如智力或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是成就最为显著的方法。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像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
科学家在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时可以通过对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实现的意义。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完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
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是爱的需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首先，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进行最深入的探索时，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将会多次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其次，这些疾病，尤其对儿童来说，尚未达到无力回天的地步，那么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另外，如果一个儿童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和蔼仁厚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家伙。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像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放弃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强迫不要求爱时他们也痛苦万分。
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也都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
能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明了的完美的佐证可以由任何营养缺乏症来提供。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补充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会主动选择盐多的食物，即，异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吸收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爱的需要也和盐的需要一样，机体可能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努力满足它。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像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我们已经大量地谈论了良好条件和许可范围等。这些都涉及到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
我们转向是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的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它是非常脆弱、微小的，不像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难以抑制。低等动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