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把这本书看作一个传记集，或者一本关于大学的随笔。它是一个由作家菲茨杰拉德引起的意外。
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充满了私人感情。高二那年，因为某种幸运或是不幸，我被上海的一所公立中学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私立高中做交换学生。在那个几乎都是白种人的寄宿高中，只有三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业不再是偏执地追求的东西，可是同学们却偏执地追求运动成绩，追求紧紧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个异常孤寂的小镇切断了我过去的生活，也轻易推翻了我对世界刚刚建立起来的理解和信念。世界不再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可是世界也并没有变得更宽，美国历史课上所教授的观念似乎只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能长成和父母一样保守而狭隘的美国中上层阶级。在这里，过去和现在都成了虚构的倒影，我对自己的身份和周遭的世界充满了焦虑。几个月后在英语课上，我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是那么执迷于繁华世界却又不断在写繁华之后的深渊，那么故作轻浮却又那么宽广。它成了整个美国第一个我真正理解的东西。
一年后，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我之前从未去过它的校园，也不认识任何校友，最后选择了这所大学，一大半是因为这是菲茨杰拉德的母校。
五年后，我临近大学毕业，出于对菲茨杰拉德的感激，我决定写一篇菲茨杰拉德的小传。好几个下午我坐在学校档案馆里查资料，逐渐发现菲茨杰拉德深深地影响了三个他从未认识的后辈校友，一个是杰出的外交家乔治·凯南，一个是知名传记作家斯科特·伯格，还有一个是炙手可热的金融记者迈克尔·刘易斯。几周之后，我和一位校友彼得·海斯勒聊天，菲茨杰拉德是他最崇拜的作家。他在普林斯顿的恩师约翰·迈克菲（同时也是普林斯顿校友）的鼓励下，海斯勒在中国待了十余年，为《纽约客》杂志写中国的长篇报道，如今他的书《江城》和《寻路中国》正在中国大陆热卖。好几个月之后，我去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意外发现馆长许杰（同时也是校友）和海斯勒有隐秘的联系，而上海出生的许杰又联系着这所大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
于是，每一个校友都领我去认识下一个校友，当我不断追踪这些线索时，他们带我去了许多地方，见了许多东西：档案馆、图书馆、柬埔寨的公益组织、英国布莱切利园的谍报机构、天津南开中学的话剧团、发自莫斯科的八千字长篇电报、三千年前的一头青铜犀牛、横穿美国的马戏团、漂浮在盛夏的海上所写完的一本关于梦境的小说……毕业之后的两年，我花掉所有的业余时间来认识这些校友、聆听他们、叙述他们。当我把他们一一写完时，我感觉又从大学毕业了一次，也许这所大学的名字不叫“普林斯顿”。
我本来的计划是观察一棵大树。枝叶交错，我最终看到了一片森林。这并不是整片森林，而是森林中我性情所至更加偏爱的那些树。
沈诞琦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