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彼得·海斯勒的一生中抽取四天为他立传，对于他这样一个善于在细微中捕捉宏观意义的作家，我想不出更好的自我指涉。在美国，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以《江城》《甲骨》《寻路中国》三本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闻名，2011年初，《寻路中国》的中译本引进大陆，海斯勒终于在他所写的这片土地上被广大读者所知。2011年9月，海斯勒获麦克阿瑟奖金。在奖金的授奖词中说，他为英语读者提供的关于中国的撰稿远超过普通新闻报道的标准：“他令人动容又细致入微的观察向我们展现了普通中国人——从学生到农民到工程师到企业家——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机遇和挑战。”在美国民间，麦克阿瑟奖金俗称“天才奖”，其对得奖者的褒扬可见一斑。而十几年前，当海斯勒从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毕业时，他也获得了美国大学生本科生涯所能企盼的最高荣誉：罗德奖学金。一个罗德奖获得者最终拿到麦克阿瑟奖没什么奇怪的，这类人大多很早就认定了一条安全而荣耀的轨道，沿着预想的梯子一步一步爬到顶峰，他们总是顺风顺水，不乏有成为美国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的先例。可是海斯勒不是这样顺风顺水的典型，他关键时刻的运气常常差得要命。他二三十岁的青春岁月一直在和物质、精神的双重危机打交道，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境地里，他实现了自己十五岁时的梦想：成为一个“写得好”的作家。
于是，我想在彼得·海斯勒一点也不顺风顺水的青春岁月中抽取四天为他立传。
第一天：1998年冬
点下最后一个句号，他怔怔地向四周凝视了一会儿。他走到窗前，将笔记本翻到卷首，第一次通读四个月来写下的稿子：“我从重庆搭慢船顺流而下，来到涪陵。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暖、晴朗无云的夜晚，星星在长江上方闪烁，而漆黑的江水无法反映微弱的星光……”他不能同意自己所写的这个开头，他记忆中的长江远比这几行字丰富：长江的清晨，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卸下沙子；长江的正午，江水穿过一大片粗矮的混凝土建筑，挑扁担的棒棒军沿着陡峭的阶梯穿梭其间；长江的夜晚，乱糟糟的城市消失了，只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黑色水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他觉得自己写得糟糕透了，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都捕捉不了长江；或者说，正因为他绞尽脑汁地开始写作，他永远失去了长江，失去了江城涪陵。他草草地把稿子收好，对自己失望透顶。
那是1998年的冬天，海斯勒从四川涪陵回到了故乡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二十九岁、无业、无收入、未婚。他窗外的景色变了，再没有滔滔长江，只有壮实的橡树，从小看到大。他的房间里除了几百页稿纸外让人丝毫想不起涪陵，这是一个典型美国男孩的卧室，用过的课本、喜欢过的电影海报、高中美术习作、跑步比赛奖杯。在二层的小别墅里他占着最小的卧室，二十几年的回忆拥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成功粘连着成功，失败粘连着失败，总让人疑心人是否真正改变过。四年前，他曾在同一个房间里花费数月写一本旅行游记，写得不好，没有发表，他害怕这一次四个月的努力又将重蹈覆辙。
恍恍惚惚，他下楼取信，“亲爱的海斯勒先生，我抱歉地告诉你，在衡量你的求职申请后，我们无法……”是坏消息。坏消息接着坏消息，如今已是家常便饭。几周前他决定应聘当记者，因为这工作既能养家又能写作。刚开始投简历时他颇有自信，他已经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况且在美国光凭他大学毕业时得到的“罗德奖”就能让许多人肃然起敬。不久他收到了纽约时报的拒绝信，然后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投出的所有工作申请都被拒绝了，没有一份报纸给他初轮面试的机会。“美国新闻业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如果你没有新闻系学位，没沿着规定的轨道一步步踏下去，他们就不会相信你能当记者。”他这么向我解释。
几周后，他的姐姐通过熟人获悉华尔街日报的北京办公室正在招剪报员，一个月只给五百美元。他很不愿重回中国，在涪陵的两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作为外国人的无形压力让他染了一身病：肺结核、慢性鼻炎、耳膜破裂、鼻梁骨折、视力受损。他担心重回中国会进一步伤害他的健康，而现在看来在美国找工作无望，他已经别无选择。“中国的消费水平低，五百美元能过得不错。”在这份清闲的工作之余，他打算做个自由撰稿人，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写作上。
1999年春，海斯勒以华尔街日报剪报员的身份来到北京，他是华尔街日报北京记者站的最后一个剪报员，而这家报纸又是全部美国报纸最后一个保留剪报员这个职位的人。在电子化越来越普及的1999年，他坐在一间与司机共用的房间里，拿着裁剪机和尺子剪下一篇篇关于中国的报道。他戏称自己“赶上了好时候”：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法轮功”取缔、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驻华报纸每天为这些重大新闻忙得不可开交，不久连海斯勒这个剪报员也能辅助记者做调查报道。他费了一番周折，搞到了外国记者证，开始正式为华尔街日报供稿。与“沿着规定的轨道一步步踏下去”的美国同行相比，他渐渐显出了优势：“在涪陵的两年教会了我如何和中国人相处，而我的同事不会。”正是在涪陵这个五十年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城，美国佬彼得·海斯勒变成了中国通何伟。他从一句英文不会的中国同事那儿学会了中文，在几千人的长跑比赛里拿了第一，他被不懂礼貌的陌生人惹火也敢用中文和对方吵架，而无数次和学校行政部门的不愉快，让他懂得绕开体制见机行事。讲中文的何伟常犯些语法错误，有点蠢，但是相比较英语流利、看起来很精明的海斯勒，大家更愿意对有点蠢的何伟讲真话。在北京，正是“何伟”这个熟谙中国的人八面投缘，而在传往美国的所有稿件中，读者都能看到冷静锐利的美国记者海斯勒里藏着一个热爱中国文化而不愿为读者制造“东方主义”假象的何伟。2000年，他转职到《纽约客》杂志北京办公室，他擅长的中长篇报道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1989年秋
大二学生彼得·海斯勒深吸了一口气，嘴里默念“好运”。他抬起头看墙上的一张表：“创意写作研讨班秋季学期录取名单”，十几个名字，他看了两遍，没有自己。他又落选了，这是第三次：大一上、大一下、大二上。“这件事，”他摸摸自己的下巴，出乎意料没有感觉愤怒，“这件事，实在糟糕到了可笑的地步。”他走出创意写作系的小楼，走在还显稀疏的落叶上，然后他忽然想到，因为这次课程落选，他再也不可能专业主修创意写作了，而这是他两年前选择普林斯顿大学的理由。第一次落选时他还能安慰自己：他从一个不太好的公立高中毕业，自然比私立高中毕业的同学差了一截。一年多来他都异常努力，而现在他又被拒绝了。他停下来，阳光灿烂，秋意温柔，他从没觉得那么难过，他想他也许真的没有写作天分。
彼得·海斯勒十五岁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想要“写得好”。他对我强调，不是“做个作家”，而是“写得好”。就像大部分文学青年一样，他热爱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康拉德，并暗暗希望有一天自己写的故事（他已经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了不少）能像这些大师写得那样好。高中毕业他进了梦寐以求的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强的创意写作系，有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和托妮·莫里森这样的大牌作家常年坐镇，海斯勒一心想从这个系毕业，和诸多成功的师兄师姐一样顺利踏上小说家之路。创意写作系的核心课程是“创意写作研讨班”，由成名作家为十几个本科生小班上课，作业是即兴创作，上课内容就是讨论每个人的新作品。因其小班化形式，选课需要递交申请。到大二第一学期，海斯勒连续三个学期递交申请又三次被拒绝，他因此与创意写作系失之交臂，无奈之下成了英语系的学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了做创意写作系学生的机会，他倒多出点自由选择有趣的课。大三时海斯勒选了由约翰·迈克菲教授的新闻写作课。迈克菲是美国新闻界的元老之一，是“非虚构类作品创意写作”这个革新理念的先行人，他力图结合小说的笔法和真实的细节，把新闻事实描绘成一个动人的故事。受这门课程理念的影响，大三暑假，海斯勒只身跑到密苏里州一万余人的小镇赛克斯顿，考察了小镇的方方面面后，写了篇详尽的民族学论文，发表在《应用人类学期刊》上。他在回顾自己的写作之路时说，大三暑假，结合社会学调查的文学创作经历是他大学生涯里最重要的写作练习，“我终于看到了我的才能和兴趣相聚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