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叔带头买股票当标兵
翁同龢将昭信股票的所有材料上报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当即批准户部的奏疏。在国家财政跟信用破产的情况下，发行问题是最令光绪皇帝担心的。如果连堂堂天子都发不出股票，帝王颜面何存？光绪皇帝向全国官民发出了认购倡议信：“当此需款孔亟，该王公及将军督抚等均受朝廷厚恩，各省绅商士民，当亦深明大义，共济时艰。况该部所议章程，既不责以报效，亦不强令捐输，一律按本计利，分期归还，谅不至迟回观望也。”
权杖指挥资本是国家信用的一个风向标，从光绪皇帝的倡议信可以窥见，政府信用已经破产了。股票是资本主义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时出现的一种信用产品，能否发行成功完全依靠发行主体的社会公信力，政府发行股票能否成功就要看政府的公信力。尤其是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为国债，发行的基础就是政府信用，民众不会因为“不责以报效”，“不强令捐输”而购买，而是先经过理性分析，分析政府公信力信誉度以及自己得到的回报等，之后才能作出是否认购的决定。
昭信股票的发行工作正式开始了。虽然黄思永在当初上书的时候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如果朝廷采纳自己提出的发行股票模式，自己就带头“先派筹借若干两，定限缴齐，逾期请治臣罪”，[12]但光绪皇帝还是不能彻底放心，大清帝国实在是太穷了，官员、民众真的会掏钱认购股票吗？忧心忡忡的光绪皇帝这时候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一个月前被暖轿抬进紫禁城的皇叔恭亲王奕。
奕是签订《马关条约》的支持者，两亿两白银就这么流出去，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当时不是奕连夜到紫禁城分析局势，说什么如不尽早签约，日本兵锋可能还要继续向帝国纵深推进，《马关条约》就不会这么快地签订下来。因为当时光绪皇帝犹豫再三，希望等等就会有国际声音抨击日本支持大清，毕竟李鸿章的眼睛被日本人打了一枪，大清帝国还有据理力争减少赔款的筹码。
但当时奕警告光绪皇帝，日本人正遭遇经济危机，铁了心要跟大清玩命，现在欧美正等着日本人进一步推进战事，他们正好从中渔利，所以不可能会有国际声音来声援大清的，光绪皇帝听了这番话后，只好无奈地在和约上盖上玉玺。昭信股票的发行是为了支付给日本的赔款，奕应该带头认购。尽管奕现在奄奄一息，但他有再造帝国的不世之功，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精神领袖。有了奕的带头作用，谁会不仿效？
奕还有一张牌攥在光绪皇帝手上。
慈禧太后之所以会跟奕分道扬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奕教子无方。奕的长子载澄曾在宏德殿给同治皇帝当伴读，他经常悄悄带着小皇帝到烟花柳巷“采风观俗”，最终搞垮了同治皇帝的身体。载澄风流无节制，在28岁时就死了。到发行昭信股票时，能够承袭恭亲王爵位的只有孙子溥伟，恭亲王这个王爵最后能不能让溥伟承袭，这个大权名义上还在光绪皇帝的手上。
2月26日，翁同龢带着光绪皇帝的问候，一走进恭亲王府就被人迎入奕的病榻前，奕上气接不住下气，一个劲地咳嗽。翁同龢握着奕的手，回忆当初两人一同被慈禧赶出军机处的狼狈，义愤填膺地指责李鸿章在马关的愚蠢，叹息光绪皇帝为赔款的无奈，说出现在昭信股票发行的艰难。
奕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翁同龢说完这一番话，他就立即明白了光绪皇帝的那点儿心事，探望是虚情假意，让自己带头购买昭信股票是真。尽管同治皇帝在位时就已经允诺过恭亲王爵位世袭罔替，可是慈禧太后却想方设法褫夺了自己的一切职位，溥伟能否顺利承袭王爵，大权的确是还在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手上。奕艰难地摆了摆手，啥也别说了，现在国家有难，皇上有难处，我奕认购两万两的股票。
2月27日，奕带头认购了两万两，还特地作出特别声明：“不敢作为借款，亦不仰邀议叙。”[13]奕的这番举动让光绪皇帝感动得一塌糊涂，既然皇帝财政艰难，为皇帝解忧是臣子本分，昭信股票说白了就是一张借条，岂能要皇帝的股票呢？奕掏钱不要股票，说白了就是捐赠银两报效朝廷，这简直就是昭信股票发行的活广告。
光绪皇帝对奕的模范作用感慨万分，特地嘉许奕：“用意正大，洵足矜式百僚”。[14]有了奕这个活广告，光绪皇帝就开始大张旗鼓地炒作奕报效朝廷的事迹。当天的《申报》不仅做了新闻报道，同时还另外配发了《论举行昭信股票》的评论：“恭亲王为国重臣，且系懿戚，首先乐输十万金为臣民倡；国家勋旧之臣自应如是，庶使内外臣僚均知观感，踊跃输将……得恭亲王为之倡率，则内外诸大臣有不得不勇于从事之势，而海内殷实之户或亦可释然无疑，缴银请票。”[15]
《申报》拍马屁的文章多有御用文人捉刀之嫌疑，也不排除是光绪皇帝授意之作，因为在昭信股票章程批准的第二天、奕交银子认购的当天，相关的新闻、评论文章就见诸报章，这以当时的技术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排版印刷技术相对落后的晚清，要想做到当天的新闻当天出版，在没有全电子化设备的帮助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的办法就是印发传单一样的号外。
但是，关于奕认购昭信股票的新闻根本不是通过号外发表出来的。从时间逻辑上推算，也就是说奕在答应认购股票之后，消息就被捅到报社了，所以在第二天交银子的时候，新闻评论就一股脑儿地出来了。可想而知，当时的光绪皇帝是多么急切地想向帝国的臣民推销昭信股票，多么迫切地想筹集到赔给日本人的银子。
光绪皇帝推销股票的急迫性还能从评论的浮夸词藻之中窥见一斑，奕明明只认购了两万两的股票，评论文章却严重夸大了奕认购股票的金额，目的就是要告知世人，你们看，恭亲王都买股票了，你们这些臣民也应该报效朝廷。文章中还赤裸裸地预测：恭亲王为之倡率，则内外诸大臣有不得不勇于从事之势。这种预测显然是要告诫臣民们，这是关系帝国命运的筹款，这是拯救大清帝国的救命股票，只有你们这些官员掏钱买了，普通的老百姓才会更加踊跃地报效朝廷。
皇帝的改革雄心
康有为拉上皇帝“闹改革”
奕的一纸申明在帝国的上空犹如一颗炫目的礼花弹。
帝国的官员们纷纷开始研读《申报》的评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光绪皇帝在操纵舆论，为昭信股票发行造势，一来鼓动官员们认购，煽动帝国子民踊跃认购昭信股票，筹集巨资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二来是向天下读书人传达一个信息，朝廷发行股票不是剜肉补疮的亡国之举，而是培育臣民们忠君爱国的美好品格。光绪皇帝坐在龙椅上已经24年了，但天下督抚心向太后，皇帝只是天朝的衣服架子，光绪皇帝此次可以通过股票认购一窥督抚们的忠诚。
连病床上的奕都掏腰包了，活蹦乱跳的皇室贵胄们这下子再也不好意思捂着自己的钱包了，于是纷纷解囊。例如，图、东两盟的蒙古王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沙毕喇嘛、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奕孙子溥伟、肃亲王善耆、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等皇室贵胄都掏腰包买了股票。[16]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向光绪皇帝表忠诚的示范效果简直就是立竿见影。
以户部尚书翁同龢、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棻为首的中央高级干部立即行动起来。直隶总督王文韶、漕运总督松椿、京口副都统吉陞等一批北洋区的官员也纷纷仿效。重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决定抓住李鸿章失势的机会，鼓动江南官场向皇帝表忠心。他第一个站出来，按照恭亲王奕的标准，认购了两万两白银的股票。
身为内廷派出官员的江南织造增崇跟着刘坤一，认购了一万两，江苏巡抚奎俊紧随其后。江苏学政瞿鸿机、苏州织造海丰、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江南提督李占椿、江宁将军丰绅、江宁副都统额勒春等一批江南高级官员“按缺分优绌，分别酌借”的原则认购了股票，那些等候实缺的候补官员也抓住表忠心的机会，按照品级解囊认购。
江南官场的集体行动迅速刺激了各地督抚大员。山东巡抚张汝梅、陕西巡抚魏光焘、湖南巡抚陈宝箴、新疆巡抚饶应祺、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恭寿等纷纷认购了股票，接连不断的官员名单上报到光绪皇帝的案头。光绪皇帝看着长长的认购名单，欢喜不已。执政24年以来，这是皇帝最开心的时刻。一场由国家公务员掀起的自上而下买股票的热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神州大地，拉开了千年封建史上最为疯狂的一次官员集体炒股盛宴。[17]
要银子，更要忠诚，光绪皇帝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改革。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虽然拒绝了康有为等人的上书，可是他们提出的主张却迅速地在国内外蔓延开来。尤其是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并出版发行《万国公报》和《强学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迅速遭到清政府执政集团保守派的攻击，强学会遭遇查封，报纸被强行停刊。康有为指挥学生梁启超等人在上海等地继续进行舆论造势，以严复、谭嗣同为首的汉族精英纷纷站到康有为一边，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提倡办新学，变法改制。
1897年，曾经在柏林以国礼招待李鸿章的德国皇帝，下令远征军强占了中国胶州湾。德国人的野蛮行动立即刺激了欧美日列强，掀起了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李鸿章的欧洲之行，挽回在甲午海战中丢失的颜面，没想到德国人将中国推向了被瓜分的危机之中，天朝最后的一丝颜面已荡然无存。
1897年12月5日，康有为进京，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上清帝第五书》，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18]
鸦片战争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光绪皇帝登基当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文祥就提出了议会制，以郑观应为首的商人还跟着欢欣鼓舞一番，可是大清帝国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清政府执政集团、汉族武装集团相互制衡，内部利益派系相互倾轧，文祥提出的政体改革根本无人响应。如今，胡雪岩倒在金融危机之中，湘军集团的领袖左宗棠郁郁而终。甲午海战毁掉了淮军集团的北洋基业，李鸿章赋闲贤良寺。
康有为在汉族武装集团陷入低谷之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除了与列强的野蛮无礼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领袖奕病入膏肓。奕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几番沉浮，试图通过“叔嫂共和”的体制，将统治权跟管理权分开，提升国家管理效率，他一直是汉族武装集团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可是从未主张过政治体制改革。
1862年，曾国藩他们从军事工业开始试点改革，到1872年改革向民营资本开放，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明治维新的成果却远远超越了大清帝国，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改革是政治、经济两手抓，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在康有为看来，奕的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最终会失败，根源就在于管理体制的改革虽会触及权贵们的利益，却难以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
无数场丢盔弃甲的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大小官员们拘泥于小集团利益，他们已经失去了忠君爱国的精神，天朝的脸已经让利益集团丢尽。没有开明的政治体制，权力就是一头怪兽，不仅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甚至会摧毁国家局部改革的成果。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一枚棋子，终将成为民众的敌人。
康有为提出的民权政治制度深深地刺激了光绪皇帝，更刺激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康有为的上书不是偶然，这个读书人在甲午年就曾组织千名举人上访，之后一直在宣传鼓动改革。他们的政治主张将打破现有的利益垄断格局，庶民将通过法律手段确保自己的权益。光绪皇帝很想召见康有为，但病榻上的奕不给康有为进紫禁城的机会。
康有为“舌战”五大重臣
在甲午年间弹劾过李鸿章的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曾经三次读过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上书，非常欣赏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他动用密折奏事的特权建议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甲午兵败日本，一直在自我反思的翁同龢也主张皇帝召见康有为。[19]一直希望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改革的奕却激烈反对，理由是满清开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
1898年1月24日，正月初三。
光绪皇帝下令总理衙门五大臣在西花厅策问康有为。当天下午三点，康有为以工部主事的身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翁同龢、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20]康有为相当清楚，这五大臣就是光绪皇帝的面试官，只有成功通过面试才能见到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