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应用理论模型对于研究体育锻炼行为改变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很多研究模型已经应用于描述、解释和预测体育锻炼行为，这些理论模型包括：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1986）和自我效能理论（Bandura，1977）、健康信念理论（Rosenstock，1974）、保护动机理论（Togers，1975）、合理行动理论（Fishebein & Ajzen，1975）、计划行为理论（Ajzen& Madden，1986）、预防复发理论（Marlatt & Gordon，1985）、个人投资理论（Tappe，Duda & Menges-Ehrnwald，1990）和体育锻炼参与模型的心理模型（Sonstroem，1978）、控制感理论和跨理论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等，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体育锻炼行为改变进行了研究。要了解人们为何无法坚持锻炼，必须分析锻炼行为变化的理论模式。
一、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是班杜拉（Bandura）于1986年提出的。该理论提出了影响行为发展的三个因素，即个人因素（personal factors）、行为因素（behavioral factors）以及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其中个人因素包括认知、情绪和生理三种要素。社会认知模型作为因果关系的模型，其三个主要因素之间是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决定因素（Parcel & Baranowski，1981）。这种个人、个人的行为、行为发生所在的环境被称为相互决定论（Bandura，1978）。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体学习行为首先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行为。信息通过认知来获得，通过支配行为的预期值（动机）、预期结果（得益）、实行行为的自信心（自我效能），从他处得到的社会支持比例（社会-环境增强）。在个人因素的认知成分中，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对决定人的行为及实现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就身体锻炼而言，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如不满意自己当前锻炼行为，设置锻炼目标并坚信自己能够达到此目标的人），总体上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DuCharme & Brawley，1995；Poag & McAuley，1992；Rudolph & McAuley，1995）。
Rejeski（1992）认为，应用社会认知理论于锻炼行为研究的基本局限是没有评价增强价值。也就是说，完成行为的自信心很重要，但如果个体对行为产生的结果没有评价，也就意味着没有。而且，很少有理论构架特别强调对行为的其他影响。
二、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以下简称HBM模型）（Beckeretal，1977）最先是在健康心理学领域提出的。HBM模型认为，健康行为来自于心理、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它的核心部分是一套关于健康的个人信念，这些信念调节着人们对威胁的感知，从而影响他们采取健康行为的可能性。
健康信念模式是最早运用于个体健康行为解释和预测的理论模型，该模式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Rosenstock提出并由Becker和Maiman加以修订。研究者最初运用该模式解释个体不愿意参加各种疾病预防方案的原因，如个体为什么不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肺结核早期检测和治疗等。之后，被移植到锻炼心理学的研究中来。（DuCharme & Brawley，1995；Poag & McAuley，1992；Rudolph & McAuley，1995）
该模式从心理社会角度对健康行为的改变做了阐释和说明，强调运用个体的态度和信念来解释和预测各种健康行为，其核心部分包括四种行为转变紧密相关的信念：（1）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即个体认为不健康行为给他带来的总体危害，以及该行为导致其自身出现疾病的几率和可能性；（2）感知到的疾病严重性，即个体认为不健康行为所导致的疾病会给他带来多大程度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危害；（3）感知到的行为转变的好处，即个体对改变不良行为所带来的好处的认识和评价；（4）感知到的行为转变的障碍，即个体感知到的行为改变可能带来的身体、心理和金钱方面的不良影响（Sanderson，2004）。当感知到的行为转变的好处大于坏处或障碍时，行为的转变成为可能；否则，个体则可能依旧维持原有的不健康行为。在以上四种信念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拓展该理论模式，提出行为线索的概念，认为行为线索是导致个体改变行为的最后推动力。在该理论看来，行为线索指任何与健康问题有关的促进个体改变行为的事件和暗示，包括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线索包括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等；外在线索包括媒体中有关不健康行为严重后果的宣传以及医生的警告等。各种信念的关系及其对行为转变的作用模式。
根据HBM模型的观点，人们一般不会主动进行体育锻炼，除非他们具备了一定水平的锻炼动机和锻炼知识，或认为自己有潜在的健康问题，或明白了进行体育锻炼的好处并且感觉到完成运动并不困难。当然，这些因素受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统计学因素和行为暗示的影响，可以通过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比如大众媒体的宣传或亲朋好友的带动等等。詹斯和贝克报告（Janzand Becker，1984）有40个以上的研究支持这一理论，发现“知觉到的益处与困难”因素对锻炼参与有较好的预测能力，“不良健康的易感性”因素在预防性健康行为中的贡献率最大。20世纪80年代，这一理论在锻炼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季浏，2006）。
Lindsay-Reid和Osborn（1980）研究一组消防员发现，对心脏病和其他常见病的易感性的感受和对健康行为的得益的信念与坚持常规锻炼无关。与健康信念模型预测相反的是，与那些感觉对心脏病高易感性的消防员相比，感到对心脏病低易感性的消防员从事规律锻炼。相似的，一项对从事一个车间健康项目的员工的锻炼得益和锻炼习惯的研究（Morgan，Shephard，Finucane，etal.，1984），显示对健康信念的有限的支持。健康信念模型提出威胁健康的感知作为动机改变的前体，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最初认为自己是健康的个体更有可能维持规律的体育锻炼项目。
健康信念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的不同在于，前者没有强调行为的社会方面（与行为变化有关的）。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行为变化发生于社会环境，而健康信念模型很少强调风险。Cousins（1996）应用多模型方法（社会认知理论和健康信念模型）检查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模式，发现自我效能和社会增强很强，并是体育锻炼的独立预测因素，占锻炼行为变量的22%。健康信念模型的变量对于体育锻炼没有显著性的预测性。
由于许多人最初的运动动机不是减少疾病，因此，从有限的相关运动行为的研究中，易感疾病感似乎与“不运动”密切相关，而不是与积极的健康行为有关。此模型在预测身体活动和训练的采纳和坚持方面，是相对不成功的。实际上，此模型在讨论非参与性运动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支持。
尽管健康信念模式试图从态度和信念的角度来分析行为转变的机制，但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模式，它未充分考虑到环境和社会准则等因素对行为转变的作用，因此在理论建构上存在一定的缺陷。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健康信念理论受到了质疑。
1992年，Harrison etal等人的元分析指出，该模型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内部各成分的效果量较小并且变异很大。健康信念模型研究的主体包括疾病、病人和预防性行为，并且有避免疾病的倾向。如果将健康心理学中的HBM模型不经修订就应用于锻炼心理学的研究，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多数人开始参加体育锻炼是出于锻炼的动机和兴趣，而不是为了降低患病的危险。但也有人认为，该模型可能最适用于高文化素质、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群体（季浏，2006）。
三、保护动机理论
保护动机理论（Rogers，1975）是一种与HBM相似的模型并发展为健康行为变化中“恐惧吸引力（fearappeals）”效应的解释，它结合了健康信念模型的元素和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的元素，强调介导态度和行为变化的认知过程。健康行为意图（保护性动机）是对“恐惧评价”和“应付评价”的认识评价机制的预测。“恐惧评价”是与脆弱感和健康后果的可能严重性相关。“应付评价”是预测能感和参与运动的代价。根据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有说服力的是那些可以引起恐惧，并促进感知对一个事件的易感性的严重性，暴露于那个事件的可能性，对那个威胁反应的有效性。
Godin（1994）的研究回顾了应用健康信念模型和/或保护动机模型检验体育锻炼行为，提示这些模型促进对体育锻炼行为的理解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Rejeski（1992）认为，健康信念模型对体育锻炼行为没有预测性，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被迟发的与健康有关的后果所打动。
保护动机理论是对健康信念理论的延伸和扩展，二者都认为认知过程在态度和行为改变之间起着调节性作用。同时，两种理论都强调个体的信念，即对现实的主观解释在行为改变中的重要作用，而非重视客观现实本身。不仅如此，两种理论都包含行为改变的益处-代价之差的分析。基于以上共同点，健康信念模式中的严重性、易感性、行为改变的好处和障碍等4种认知因素在保护动机理论中仍然存在，但保护动机理论更综合、深入地分析行为转变的内在机制和过程。
该理论认为环境和个体中有关健康威胁的信息引发个体出现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两个认知过程，而这两个认知过程又包含7个核心变量。威胁评价过程包括4种促进或减少不良行为反应（如吸烟）出现的因素。其中，促进不良行为反应出现的因素包括外部奖励（周围的同伴都吸烟）和内部奖励（吸烟能缓解压力）两个方面，减少不良行为反应的因素包括健康威胁的严重性和易感性。而在应对过程中，反应有效性（如戒烟能使我看起来更有精神）和自我效能感（如我相信我有能力戒烟）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出现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是避免个体身处威胁情景中的最重要的元素，而反应代价（如戒烟会增加我的体重）则降低健康行为出现的可能性。该理论模式认为，个体的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共同形成保护动机，继而促进行为的发生或保持。该理论强调，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各自对行为意图和行为改变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当个体意识到健康威胁很严重，自身为疾病易感人群，认为行为改变有好处，行为改变的代价少，有信心和能力改变行为且不良行为的内、外部奖励少时，个体的保护动机达到最大化，并促使个体出现健康行为反应。同时，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还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当反应有效性和自我效能感高时，疾病严重性和易感性认知的提高会对行为改变的意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没有效果或起到反作用，该观点也已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Prentice-Dunn S.RogersR W.1986）。
迄今为止，保护动机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在体育锻炼、戒烟、戒酒、安全性行为和乳腺自我检查等多种自我保护健康行为的预测和改变中。（Bakker A B Buunk BP.Siero FW，1993；RungeC.Prentice-Dunn S.SmginF.1993；MilneS.OrbellS，SheeranP.2002）众多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和易感性是预测行为改变意图和健康行为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一项针对男性工人在嘈杂的工作环境中使用耳机保护装置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和易感性是预测工人使用保护装置的重要因素（WurteleSK，1987）。同时，自我效能感和易感性还可以提高大学生参加锻炼的意图，并促进锻炼行为的发生。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将该理论运用到我国文化背景下健康行为的预测和转变中。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内外部奖励、反应代价、严重性、易感性、反应有效性和自我效能感与中国流动人口的高危性行为有显著的相关（Li X，Fang X，LinD.May R.Wang J.2004）；另一项研究发现，内部奖励和反应代价与大学生的性体验以及安全套的使用有关（Zhang H.Stanton B .LiX.Mao R.Sun Z.etal，2004）。由此，研究者指出，保护动机理论是适用于我国文化情境的健康行为预测和改变模式。与健康信念模式相比，保护动机理论更科学、合理地解释行为改变的机制。首先，该理论强调认知的调节作用包括威胁评价和应对评价两个过程，由此使研究者更明确地理解促使个体行为意图和行为自身发生变化的内在认知过程和交互作用机制，从而为进一步的干预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该模式认为对不良行为危险性以及行为改变好处的感知都不足以激发行为的改变，因此该模式中加入能有效促进行为改变的因素——自我效能感，使整个理论构建更趋于完善。第三，保护动机理论指出，当自我效能感和反应有效性较低时，严重性和易感性无法促进行为的改变，甚至将起到反作用，由此对健康信念模式的严重性和易感性因素在行为改变中效果较差的问题作出了合理的阐述和说明。
尽管如此，众多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自我效能感和易感性外，其他因素对行为改变的预测作用非常不稳定。例如，前面提到的研究发现，反应代价无法预测男性工人是否使用自我保护装置，而该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很不相符。同时，现有的绝大多数实证研究都仅考察了该模式中四个或四个以上因素的作用，而未综合地考察整个模式对行为转变的影响。而该模式中的一些因素，如激发不良行为反应增加的内、外部奖励因素，研究中一直很少涉及。可见，将完整的该理论模式运用到行为转变的干预研究中时仍需小心谨慎。（林丹华，2005）
四、合理行动/计划行为理论
合理行动理论（Fishbein & Ajzen，1975）认为，意图介导有意志的行为。个体的意图的强度受态度（对结果的信念和对结果的评价）、主观标准（进行一项行为的社会压力如通过其他重要事情已知的行为的重要性和完成行为的动机）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Ajzen & Madden，1986）结合了第三种变量，已知的行为控制（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相似的构架）和态度主观标准作为意图的前体。Gatch和Kendzierski（1990）研究了计划行为理论预测大学生锻炼意图的有效性，发现加入已知的行为控制显著地增加锻炼意图的预测性，超出由只使用合理行动理论中态度和主观标准变量得出的预测性。
一项研究比较两种理论对预测体育锻炼的结果（Wankel，Mummery，Stephens，et al.，1994）得出，计划行为理论占意图变量的31%，显著高于合理行动理论的15%。已知的行为控制元素是最强的预测因素，其次是态度，最后是社会支持。同样的，Theodorakis（1994）提出对体育锻炼的已知行为控制和态度，与两种另外的变量——态度和角色识别，是锻炼的意图预测因素。Kimiecik通过调查公司职员比较了两种理论对预测体育锻炼意图和行为的有效性，也支持了合理行动理论。尤其是，除了态度的有效预测，已知的行为控制显著地影响了意图和锻炼报告行为，主观标准在预测锻炼行为上不如态度重要。
综合分析了31项研究结果结合合理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架，显示以下有强有力的关系：1）意图和独立行为；2）态度和意图；3）态度和独立行为；4）已知的行为控制和意图；5）已知的行为控制和体育锻炼（Hausenblas，Carron，Mack，1997）。主观标准和意图之间的关系中等强度。结果提示，计划行为理论在预测体育锻炼行为上好于合理行动理论。对意图干预的影响和随后的体育锻炼的参与者仍需进一步研究（Dishman，1994）。
Dzewaltowski，Noble和Shaw（1990）比较了合理行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对预测大学生参加一项为期4周的体育课的有效性。结果支持合理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因为态度和已知的行为控制预测意图，意图预测体育锻炼参与性。自我效能和行为的自我评价同样也预测体育锻炼的参与性，支持利用社会认知理论。因为自我效能对体育锻炼有直接的作用，而已知的行为控制只通过意图对体育锻炼有间接的预测。因为自我效能比意图对体育锻炼参与性有更好的预测，作者得出结论，社会认知理论较合理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是一种更有力的框架来预测体育锻炼。
另外一个研究比较了三种理论的有效性（Yordy & Lent，1993），发现合理行动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中心变量（意图、自我效能和预期结果）对区别规律体育锻炼的参与有用。计划行为理论没有比合理行动理论有更好的预测性。还有研究比较了社会认知理论和合理行动理论显示，社会认知理论（尤其是自我效能变量和作为评价不满意）较合理行动理论对预测体育锻炼有更有效的预测性（Dzewaltowski，1989）。
计划行为理论TPB（AJzen，1985）假设，人的行为（behavior）取决于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行为意向是由个人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m）和所体验到的主观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共同决定的；主观控制感不仅决定行为意向，而且对行为的产生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在TPB中，行为意向是指在某种条件下，个人是否有开始或维持某种行为（如参加或坚持身体锻炼）的打算，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尝试，计划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对行为的态度是指个人对别人或自己从事该行为的评价意见；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从事该行为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即对自己有显著影响的人对此行为的评价意见；主观控制感是个人对实施该行为的难易程度的知觉，自己感到是否有足够的选择权。
该理论考虑到了身体锻炼是自愿行为、重视态度的动机作用，并将客观环境的作用（如来自配偶、亲友、榜样的社会支持以及锻炼的物质条件）体现在主管规范及主观控感两个因素之中，考虑到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它提示我们：要激发身体锻炼的机，必须使锻炼者产生正确的锻炼态度，同时还要建立必要的社会支持系统。
合理行动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M.Fishbein和I.Ajze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强调认知因素在个体健康行为、道德行为和其他行为产生和改变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具有理性的特点，行为意图是影响行为发生转变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是行为改变的直接决定力量。同时，行为意图又受到行为态度和主体规范的影响（Sanderson C A.John Wiley & Sons，Inc，2004；Sheeran P，Conner M，NormanP.2001）。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体对一种行为的总体评价，包括参与某种行为后的行为结果信念和对行为后果的评价两个成分。主体规范指个体感知到的重要他人（包括配偶、家人、最要好同伴等）对其行为改变的认可和倾向程度，由标准信念和遵从动机两个成分组成。标准信念表示个体感知到的重要他人对其行为改变的支持和期望程度，而遵从动机则表明个体对重要他人期望的遵从程度。以健康饮食为例，若个体抱着经常吃蔬菜水果可以使我更健康的态度，并认为他或她的父母希望他能吃更健康的食物，同时愿意遵从父母的意愿，那么该个体就会形成健康饮食的意图，并进而在生活中真正做到健康地进食。
在合理行动理论的基础上，Ajzen（1998）等人对原理论加以扩展，增加了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变量，形成了在健康行为改变领域颇有影响的合理行动P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控制指个体对自我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行为的能力进行判断和评价，该变量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相似。详细阐述了该理论的内在机理，即行为态度、主体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产生预测作用，同时，行为意图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又直接影响行为的发生。
对过去二十几年基于此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行为态度、主体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的预测率保持在40%～50%之间；同时，行为意图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健康行为改变的贡献率为20%～40%。而在控制了行为意图的作用后，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仍然对行为产生积极且重要的影响（Sheeran P，Conner M，Norman P.2001）。迄今为止，该理论成功地预测佩戴汽车安全带、吸烟、饮酒、使用安全套、定期体检、使用牙线和自我检查乳腺等健康行为的发生。
尽管如此，该理论仍受到广泛的质疑。一些研究者指出，该理论仅是一种行为目标设置（goalsetting）的模型，而不是目标实现的模型（goalpursuit）。也就是说，合理行动/计划行为理论只解释了态度、主体规范、行为控制以及性别等变量对行为意图形成的预测机制，而没有直接说明这些认知变量如何真正促使行为发生变化以及如何保持改变后的行为不再复发等。由于行为意图不是行为本身，因此很多个体只产生了较强的改变不良健康行为的意图，却并不一定会真正付诸行动去改变行为本身，由此导致该模型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在一项预测被试是否定期参加健康检查的追踪研究中，根据被试是否参加间隔13个月的2次健康检查，将被试区分为从不参加健康检查、参加第一次后退出、延迟参加和坚持定期检查四类。结果发现，尽管该理论可以显著地预测被试是否参加健康检查以及参加的频率，但却无法有效地辨别被试属于以上四种类型中的哪一种。该结果验证了合理行动/计划行为理论的不足，即该理论无法预测健康检查行为的发生和行为的保持等问题，而行为的发生以及行为的维持和避免反弹恰恰是健康行为转变领域非常重视的方面。合理行为理论（TRA）是以意图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的假设为基础的，而意图是从态度和主观规范因素预测得来。计划行为理论（TPB）是TRA变化修改的产物，是通过补充量术语“主观行为控制（PBC）”（Ajzen，1998），这个补充是有利于自愿控制相对低的行为。Hausenblas、Carron和Mack（1997）通过元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意图对运动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而态度对意图又有很大的影响。态度对意图的影响是主观规范的2倍。
在TPB理论中，主观行为控制在Ajzen的《行为实施主观难易》一文中做了解释。在此文中提出了动机对意图的影响。Ajzen认为，主观行为控制在主观控制非常接近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对行为有实际预测作用。。Hausenblas、Carron和Macdk（1997）的元分析研究表明：PBC对运动意图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Wamlel和Mummery将TPB的影响因素综合研究对4000多名加拿大人做了大面积的人口调查，在预测身体活动意图方面，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和性别组的运动意图随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变化而变化。PBC的影响度为25%～35%。Wankel、Mummery、Stephes和Craig（1994）研究表明：PBC预测不同年龄组的运动意图，具体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PBC和主观规范随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态度的影响会弱化。TRA和TPB理论模型在预测意图和行为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尽管TPB理论模型的预测效果要差一些，然而这些模型是直接的、只集中在社会心理感知上，并且不考虑以前的行为，因为运动意图的预测可能起到近似的功能。（程丽平，蔡庚，李磊，2004）
五、自我效能理论模型
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确信能够成功完成能产生预期结果的行为的程度（Bandura，1977）。自我效能理论是应用于研究体育锻炼行为最多的源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构架。班杜拉（Bandura）提出，个体、行为、环境三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个体因素中的认知、思维和情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自我效能，即有能力成功完成行为的信念。为此，他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SET）。
自我效能理论是一种能力自我评价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行为进行干预（Bandura，1997）。因而SET理论在锻炼心理学的锻炼行为干预方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McAuley & Mihalko，1998）。它主要是从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这两个方面来解释行为，从行为（如成功的经验）、认知（如榜样的作用）、社会（如言语劝说）、生理（如情感或生理唤醒）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自我效能的因素，并认为结果预期包括生理的、社会的、自我评价三个方面。用班杜拉的话来说：“对个人控制的预期能影响应对行为的产生和持续，人们对自己应对行为有效性所持信念的强度，很可能会影响着人们是否去试图应对特定情境。”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在解释行为时，自我效能似乎比结果预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如萨里斯和霍夫的研究综述（Sallis& Hovell，1990）表明，自我效能是与锻炼行为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变量。目前，自我效能已经是体育锻炼行为最一致的个人预测之一（DuCharme & Brawley，1995；Ewart，Taylor，Teese& DeBusk，1983；Garcia & king，1991；McAuley，1992a；McAuley，1992b）。自我效能高的个体有更高的可能采用并坚持一个常规的体育锻炼项目。McAuley（1992b）指出，因为自我效能和其他变量具有相互关系，它可能对研究自我效能在体育锻炼行为和来自其他模型已知对体育锻炼没有影响的构架中的作用有更多帮助。实际上，自我效能的构架已经和其他一些健康行为模型相结合（如保护动机理论和跨理论模型）。
运用SET理论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因此SET理论成了锻炼心理学领域内一个比较成功的理论，许多不同年龄组和跨文化的研究结果均支持自我效能理论。
自我效能理论的不足之处是存在设计和测量问题。设计问题包括纵向研究、随机研究的缺乏，以及不完善的跟踪研究；测量问题是指由于对自我效能概念的解释不一致。事实上，目前存在六种不同的自我效能概念的解释：行为自我效能、障碍自我效能、特定疾病（健康）行为自我效能、行为控制感、一般自我效能和其他类型的自我效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自我效能的测量带来了难度。
六、其他理论框架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理论模型，用来研究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模型还包括：
（一）控制感理论
“控制点”（LOC）是指个人有效控制行为和驾驭外部环境的期望值。也就是说，个体要对影响自己行为的因素进行评价。评价这些因素是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还是由他人或某种偶然因素所控制，实际上它反映了个体的动机价值期望。该理论认为，内控型指个体从自身的行为和性格特征来评价事物，内部控制型的人往往会觉得没有什么事能超出人类的影响和控制；外控型是指个体从运气、机遇、命运或他人控制等角度来评价事物，外部控制型的人往往会觉得许多事情都是很偶然的，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有研究认为，控制感理论对预测锻炼行为有一定的作用，一个重视自己健康状况并且是内部控制型的人，很可能会实施具体的锻炼行为。
然而，有研究者提出，不能简单地将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对立起来，应该将它们放到一个连续体上来考虑，越靠近内部控制，个体参与锻炼的意向水平就越高，参与锻炼的时间就越长，因为其中自我投入和主动参与的成分逐渐增大。Deci和Ryan在1975年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这是一种内部动机理论。该理论认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形成一个连续体，不同类型的非本质相关行为在连续体上有相应的位置。外部动机主要有三种：外部调节、摄人性调节和认同调节。外部调节指行为受奖励和威胁的控制，如“假如我确实有必要锻炼，那我就参加锻炼”；摄人性调节指行为的激发是为了回避消极情绪或寻求他人满意，是一种倾向于内部的控制，如“假如我不锻炼，我就有一种负罪感”；认同调节指行为更多地受自己调控，是由对行为结果的满意而激发，如“我想锻炼是为了获得健康”。内部动机指行为的激发是为了快乐和行为本身，如“我锻炼是为了享受其中的乐趣”。很明显，行为调节越接近内部动机或认同调节，人们的锻炼意向就越高，参与锻炼的时间就越长，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强的自我投入和主动参与的情感成分。
有研究表明，与那些锻炼动机更倾向于外部控制的人相比，内部控制的人有更强的活动意向和更高水平的身体活动（Chatzisarantis & Bibble，1998）。这些研究者发现，用内部控制格式测量的意向（我想……）对身体活动所做的预测比用外部控制格式测量的意向（我应该……）所做的预测要更加准确。因而，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是预测锻炼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个体投资理论
个体投资理论（Gill & Overdorf，1992；Tappe，Duda，Menges-Ehrnwald，1990）提出，某种状态的主观意图（如体育锻炼）是决定一个人投资时间、才能、精力进行某事的重要决定因素。主观意图包括三种元素，个人动机（一个人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如健康得益、竞赛、促进健康、管理压力、入会）、自我意识（个体的思想、观念、信念和与行为有关的感情包括能力、自我依赖、目标直接性和社会身份）、已知的选择（已知得到的机会、参加体育锻炼的障碍，如缺乏兴趣、时间，不适宜的气候，缺乏仪器设备、其他原因）。如果这个人的动机和这些动机可以实现一致时，一个人能够有动力去从事体育锻炼。Tappe，Duda和Menges-Ehmwald（1990）的研究表明，在成年男性中理论的三种中心元素（动机、自我意念、已知的选择）占体育锻炼行为变量中的19%，在女性中占25%。高水平的体育锻炼与对身体能力的高感知和提高个人的健康状态有很强的相关性。作者得出结论，个体投资理论对于研究成年人的体育锻炼行为是一个很有用的理论方法。
（三）预防复发理论
复发问题是对健康行为的一个重要挑战。锻炼中的复发率较高，几乎有50%的锻炼参与者在头3～6个月内退出。Sas和同事（1990）发现，复发最经常的原因是受伤，其后是工作、缺乏兴趣、缺乏时间、家庭需要、赛季结束、坏天气。不幸的是，复发会导致不良状况：酗酒、药瘾、肥胖和吸烟预防复发的目的是帮助个体预见问题并有效地应付高危状态，研究者已经确认少数导致复发的因素：消极情绪、生理因素、有限的应对技巧、有限的社会支持、低动机、高危状态和应激似乎都是引起复发的因素。预防复发模式的原则包括确认复发的高危状态（比如，节变换、工作时间改变、有组织的运动赛季结束），然后找出些高危状态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下雪时，我就把室外散步，改成在购物中心散步”；“我会找其他时间进行有氧健身操”；网球赛结束，我就加入足球俱乐部”）。
预防复发理论特别的兴趣（Marlatt & Gordon，1985）是预防在上瘾行为改变复发宽范围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技术和策略。强调信念的作用（预期结果和复发的原因），这个理论承认存在连续的行为变化，包括开始、修改、停止和维持。尤其是重视维持阶段，根据该理论，需要和这个连续过程早期阶段有效干预不同的分析和干预。一些研究已经显示应用预防复发理论来增加锻炼行为的有用性（Belisle，Roskies，Levesque，1987；King & Frederiksen，1984；Martinetal.，1984）。有四项研究的结果表明，预防复发对长期坚持锻炼没有帮助（Marcus & Stanton，1993）。
（四）其他理论模型
其他应用于检查体育锻炼行为的框架包括自我时间机会理论（Estabrooks，Courneya，1997；Kendzierski，1994），建议自我描述帮助人们对过去行为理性认识，并指导将来的行为。自我概念（Fox & Marsh，1990）；自我展示是指人们监督和控制其他人对他们如何看待的过程（Leary，1992；McAuley，1995）。社会性体格焦虑（Eklund & Crawford，1994）、取得成功的动机（Hayashi，1996；Williams Gill，1995）、贡献理论（McAuley，Poag，Gleason，etal，1990）、加强和刺激控制和认知自我控制包括设定目标、决策策略、自我监视、已知的对选择的控制，认知调整（Gallucci，1995）。
Courneya和McAuley（1995）检查了如何社会影响方法和合理行动理论中的框架相互作用。除了支持意念在预测体育锻炼行为的作用外，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影响已知的行为控制，后者介导意念、结合预测的态度，反过来介导意念。根据他们的发现，作者推荐在锻炼环境下设计的以发展社会支持的干预，可以促进对体育锻炼行为的感觉控制。另外，团队建设可以通过促进参与的积极的态度影响体育锻炼的坚持性。
团队结合和社会因素对促进体育锻炼的坚持性的作用在文献中得到很好的支持。一项包括87项研究社会对体育锻炼行为（包括依从和坚持）、认知（包括意图和自我效能）、影响（包括态度和满意）的综合分析表明了以下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1）家庭对体育锻炼的支持和态度，2）任务凝聚和坚持行为，3）关于锻炼的其他重要因素和态度，4）家庭支持和依从行为（Carron，Hausenblas，Mack，1996）。社会因素包括自我价值的确信、社会结合和情感支持（Duncan，Duncan，McAuley，1993）及配偶支持（Andrewetal，1981），这些因素清楚地区别锻炼坚持者和非坚持者。另外，在团队建设策略和团队凝聚在体育锻炼的环境下说明，那些暴露于团队建设策略的参与者在两项凝聚变量中得更高的分。那些被团队任务吸引或把团队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参与者比那些没有暴露于团队建设的参与者得分高。（CarronSpink，1993）；而且，同样的凝聚变量区别锻炼的坚持者和非坚持者（Carron，Widmeyer，Brawley，1988）。第三种凝聚变量，团队结合任务与一个锻炼阶层的破裂更大的阻力有关。（Brawley，Carron Widmeyer，1988）。与其他相互作用的机会和经历与其他具有相同兴趣和目标的个体相伴的感觉可能是影响坚持性的重要因素（Duncanetal.，1993）。
Sonstroem（1978）第一个发展应用于体育锻炼行为的特殊模型——体育锻炼参与者的心理模型，伴随程度评价估计和吸引。该模型提出体育锻炼能力的自我感知（估计）影响一个人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吸引），随后影响对体育锻炼的参与。模型对于鉴别体育锻炼的积极相关性（健康成度、全面的自我尊重，缺乏个性紊乱、神经质和适应不良）较预测体育行为有更多的帮助。而吸引和估计（确信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在锻炼中成功）可能不能对坚持体育锻炼提供足够的动机。这两种构架（估计和吸引）可以成为更复杂的模型的组成以解释体育锻炼参与者，承认锻炼行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分为锻炼坚持者和非坚持者（Sonstroem，1988）。
最近，一些研究者（Dishman，1994）倡议应用跨理论模型来研究体育锻炼行为。同样，理解体育锻炼行为通过比较规律体育锻炼的人们和没有开始锻炼的人们，认为他们从久坐到运动是从什么也不做到规律运动，是一种离散移动。跨理论模型把个体分入一系列的体育锻炼准备阶段，认为过程改变是逐渐的、增加的、动态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的阶段，从个体意识到不活动是一个健康问题，到规律体育锻炼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该模型提出应找出个体性格和干预策略的最适合之处，以便干预与人们所处的变化阶段相匹合，而不是推测所有的个体都准备采用和维持规律的体育锻炼。跨理论模型焦点于自我引发改变或有意识地改变，试图描述和解释人们如何通过理解阶段和改变的过程来改变他们自己。了解人们如何改变自己提供了干预的信息以帮助人们努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