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思想形成因素及其核心价值观剖析
近百余年来我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思想，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有日本的、美国的、俄国的，也有中国传统的，可谓异彩纷呈。我们在这里只能重点研究近代以来融入中国并起主导作用的体育思想，通过分析、论证、阐释，探究其发生、发展的缘由。尽管人们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体育思想的诠释各不相同，但每一时期或每一阶段起主导作用的体育思想核心价值观却是相同的，所以对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思想核心价值观亦作本研究的重点。此外，还对杰出人物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思想做专门的研究，以便使人物和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旨在探索各个时期体育思想演变的内在规律。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教育的性质由传统旧式教育蜕变为近现代新式教育，而中国体育思想也经历了从军国民体育思想到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从全面学习前苏联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过程。自近代以来，日本及欧美体育思想及体育教育伴随着文化纷纷流入中国。人们或许要问，那么多的体育思想中国为什么偏偏最先学习、借鉴日本的军国民体育思想，而未引进欧美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为什么不直接学习欧美而首选日本？究竟哪些因素形成、发展了中国体育思想？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一、社会需要在客观上促进了体育思想的形成
历史上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的社会需要对体育思想形成的影响程度也各不同，我们只有通过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社会需要对体育思想形成的影响作历史考察，才能真正求取到社会需要在客观上促进了体育思想形成的结论。
19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已步入衰落期，而此时的英、法、美等列强先后完成思想、政治、工业等革命纷纷建立起了以工业为基础的近代文明。以近代文明为标志的欧美“文明国家”对外扩张已成必然趋势。1840年英国首先向中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割地、赔款等一件件“没面子”的事情纷至沓来，这一系列严酷的现实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将学习西方的事第一次提上了日程。尤其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随着欧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逐渐暴露，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批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改良“旧学”或倡导从“西学”入手的主张，诸如“强国强种”、“尚武救国”等一些先进思想开始出现于中国的教育界。这些思想的出现恰恰符合了清朝统治者当时希望强民健体、抵御外敌、维护皇权的意愿。清光绪帝于1898年8月2日发布上谕称：“现在讲求西学，风气打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这一上谕不仅使留学日本的人数激增，而且使得留学归国的学子们也把军国民体育思想从日本带回到中国，并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得以迅速传播。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大力宣传西方的新道德、新文化、新观念。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深受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学校体育，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兵操体育的种种弊端给予了有力抨击，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新型的体育课。正当新文化运动中的新体育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他一些美国学者或来华讲学或在华任教，使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中国进一步得以传播。无独有偶，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越发使得人们看清了军国主义的穷途末日，那些带有军国民主义印记的兵式体操逐渐遭到质疑。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太原）提出的决议认为，近览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这说明当时已经宣告了军国民主义在中国的完结。及至192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效法美国学制拟定的《壬戌学制》，这标志着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占据了中国学校体育的主导地位，而这一学制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二战结束之后，随之形成了东西方严重对峙的局面。在这一冷战状态下，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就立即遭受到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18国集团的封锁，出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时提出了“以俄为师”、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口号，这是根据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而确定的国之方针、路线。建国伊始，我国的体育教育由于受到解放前的各种思潮影响，从它的指导思想、课程形式到教学内容及方法均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一混乱局面的整顿已时不我待，教育领域也同其他领域一样，必须认真贯彻“以俄为师”、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方针，积极推广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建国之初教育部先后制定的《新课程标准草案》和统一的体育教学大纲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如将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理论中所提出的特殊体育教学理论作为各级学校体育教学的学科基础，而将以体育运动技能传授为主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所谓“三基”目标视为学校体育教学的指导思想。这些尽管一方面具有全盘照搬之嫌，但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确为新中国的学校体育教育发展赋予了不可低估的活力。
然而，由于几乎全面学习苏联式学校体育教育模式，否定和排斥欧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教学理论中合理成分，拒西方体育思想于国门之外，其结果使得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理论模式单一、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受阻。我国体育思想在经历了体质教育思想、竞技体育思想以及终身体育思想之后，我们党和政府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于1999年6月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决定的深刻内涵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旨在为国家、为人民造就“有理念、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至此，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适时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大凡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或主张几乎皆为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反映，而各种体育思想在中国的出现与形成也不例外，均社会发展需要之使然。
二、主体需要促使不同时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变为可能
如果说社会需要是体育思想形成的客观因素——外因，那么主体需要就是体育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内因。本文所指体育思想主体是国家政体以及占有统治地位的派别或具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体育思想形成主体的性质、宗旨、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对于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体育思想形成主体的认识发展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变革性因素等在体育思想形成中起决定作用。
（一）主体认识发展的螺旋性是促使体育思想不断生成与发展的基础
体育思想形成主体认识发展的螺旋性可以促使体育思想不断生成与发展，它体现了人们认识的逻辑与客观过程发展的一致性，尽管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各有不同，但都与这一时期的历史客观环境相一致。恩格斯曾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且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例如，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睁眼”看世界，渴望得到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灵丹妙药”。当时西方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正好迎合了这种自觉、自发的强大驱动力需要，致使军国民体育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得到不断提高，开始反思现存的体育思想及其对中国体育教育的影响。当反思与认识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驱使人们去探求新的体育思想。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五四”前后，在胡适、陶行知等一批仁人志士的倡导和推动下，加之杜威、孟禄等美国著名学者或来华讲学或在华任教，使得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五四”之后的中国学校体育教育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目睹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体质羸弱、健康状况较差的现实，曾寄希望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会带来生机，但却落空了。在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思想指导下，人民开始寻觅新的体育思想。而此时“三基”体育教育思想的出现恰恰符合人们的认识程度，因而一跃而成为中国学校体育教育的主导体育思想。再如，1976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许多体育思想，尽管每一种体育思想都曾阐述过各自的优点，但经过人们认识——实践——再认识之后，终于确立了“多元化的、复合型的健康第一”体育思想。
（二）主体的政治性因素是体育思想形成的核心动力
体育思想形成主体的政治性因素是体育思想形成的核心动力。对此，我们从不同时期体育思想形成主体在利用体育教育作为其政治工具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到。
清末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同阶级提倡军国民体育思想均有着各自的目的。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之所以推崇军国民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德、日兵操训练和尚武精神培养实施封建专制教育；洋务派、维新派的目的在于通过提倡军国民体育思想，既可强体健身、富国强兵，又能达到内抑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外抗帝国主义侵略之目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依赖美国，因而教育领域中的学校体育自然要受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影响，且所受影响极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后，为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业已成为“战时学校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共同影响着当时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抗战时期在自然主义与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体育，与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相比，确实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使学校体育逐步走向规范化。
新中国建国初的17年，举国上下“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使“三基”体育思想在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培养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三基”体育思想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根本任务。它不仅对建国后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学校体育教育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尤其在“政治冲击体育”、“劳动代替体育”、“军事代替体育”等口号充塞于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思想与实践的形势下，“三基”体育思想被扭曲、学校体育教育遭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中，我国体育教育思想不仅显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发展相适应的趋势，而且随着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
从体育思想形成主体的政治因素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体育思想的形成不但无法回避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其影响之巨大不可估量。正如张旭在《中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比较》中所指出的那样，重视体育的全面教育内容既有“政治性”的目的，也有“以人为本”、追求“完美”的目的，同时体育教育的兴衰与统治阶层倡导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从开掘的这一本质特征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以来我国一开始就接受军国民体育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使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得以广为传播的理由。
（三）主体的变革性因素是体育思想形成的直接动力
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体育思想，其形成主体的变革性因素是体育思想形成的直接动力，主要集于两点：第一，不同时期体育思想主体本身处于不断地变革之中，这些不同主体所主张的体育思想内容也不同。例如，洋务派和维新派虽然都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他们赋予“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涵与外延却各不相同，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体育思想形成主体的政治性原因，即洋务派的所谓“中学”是指中国的经史之学、封建伦理道德，而维新派从改变封建政体的目的出发特别重视的是西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再如，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民族主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基”等体育思想及改革开放后的体质教育思想、“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等，都说明不同体育思想主体所倡导的思想亦会处于不同变化发展之中；第二，不同体育思想主体在完善与发展其体育思想的同时都倡导体育教育改革，通过其特殊角色及地位所拥有的特殊功能推动中国体育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并以此或验证体育思想的合理性、适用性，或促使体育思想更臻于完善，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体育思想奠定了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而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的思想明确了新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在改革中善于发现问题、常于更新观念、敢于提出主张。
从体育思想主体的变革性这一特征中，不但可以看到不同体育思想的主体在不同时期对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而且也能够解释近代以来杰出人物的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