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拍得最好的一部有关“文革”的影片。它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充分运用电影特殊的声音和图像，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下那个时代某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可是，也正是由于这部有关“文革”的影片所透露出的难得真实，使得今天的或今后的观众可能会沉浸在触及自己回忆的一个个孩提时的故事中，从而误认为这群孩子幸福而灿烂的日子就是那个时代赋予的，或者至少是因为那个时代才使得这种生活更有滋味。这样一来，本来对那个时代应有的记忆、反思和批判反而在无形中被冲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导演的初衷，姜文在这部电影中的确充满对自己青春激动人心的缅怀，但他更想要通过这种生活的展示来实现对这种岁月的无情剖析，他甚至想要证明那不过就是一个破灭的梦而已。而这一点恰好就是使得该片成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要素，一个在电影忠实描述的线索之外，以现在的“我”的画外音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审视者线索。对于那段灿烂生活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冷峻的画外音都会出场并进行严肃的评论和反思。这种一次次出现的间离式思考成为对所谓青春美好日子的挑战和解构。如果过去的日子真有那么美好，为什么在这样的童年中成长起来的“我”今天却变得如此沧桑？为什么“我”的回忆会不断错位？为什么“我”对过往岁月的真实性会一次次怀疑？
我必须指出，电影对“文革”岁月荒唐、压制、混乱、虚伪、缺乏人性等的思考因而是相当严肃和深刻的。正因为它的严肃、深邃和直面历史，所以我们更应该从这种反思中看到其所代表的过去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规则、秩序、制度与人生的一般认识，看到这种反思和认识所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局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原著《动物凶猛》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它们所要表达的对秩序、自由以及生存方式的理解是一致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基本精神基调，那就是对在夹缝中获得生存和自由的一种内在认同，套用原著中王朔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所以，童年与少年时光的愉快幸福说到底并不是由那个时代和制度所赋予的，而是建立在对当时秩序和权威进行拒绝、逃避与挑战的基础之上。父母的离开让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而比他们大几岁的都去了农村和部队，所以他们会自得地感到“这座城市属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时代背景下，集体的秩序和激情其实是与他们无关的，他们并不是那种秩序和制度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因此，马猴开初所热切盼望的卷入一场世界大战，并成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荒唐幻想而已。那么，他们如何找到实现自我的方式呢？那就是对外在如火如荼的世界不再感兴趣，而在自己的天地和圈子中寻找和创造生活的乐趣，比如用自制的钥匙打开一户户陌生人的房间，玩累了就躺在别人家的床上睡一觉；将煤球放进老师帽子，用望远镜偷窥老师的龌龊事情；在街上晃荡泡女孩，随着《天鹅湖》的音乐穿着歪斜的军装跳着丑陋的舞蹈；打架斗殴，在《国际歌》的音乐声中用砖头将别人砸得头破血流，等等。这本来就是一个颠覆一切神圣性的年代，崇高只属于某一个人或某种不可抵达的理想，而在现实中，人人都只有在颠覆神圣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孩子们当然也不例外。
这的确不过是一种夹缝中生存的自由，它是飘摇的、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因为拒绝和挑战秩序永远要付出代价；而且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自由也无处不遭受不断扩张的制度和集体秩序的挤压。但同时，这种夹缝中的自由也是柔韧的，它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生存耐性与生存智慧，因为在任何逼仄的环境下，人们都依然可以做到“从容不迫与怡然自得”。正如后来的“我”承认，当时不断通过逞强、冒险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勇敢过和壮烈过。这是对这种生存状态的自嘲，但何尝又不是一种自得？因为也许只有灵活甚至卑贱的活着而不是勇敢的活着才能活得更好。
不仅如此，不但他们可以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行动来颠覆秩序，而且他们所尊奉和向往的神圣其实也注定要被摧毁。被孩子们尊崇和传神的小坏蛋，即使自己心狠手辣，也照样会被几个想取而代之的十五六岁的孩子扎死；而马猴自己追求的米兰，最终也成为烟消云散的梦想。影片中的米兰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她代表了欲望和欲望的边界，也代表马猴在那一时期的全部意义，他自己被这种欲望征服和折磨。米兰最终和刘忆苦在一起，面对这种背叛，他终于决定放弃对米兰纯洁神圣的幻想。他对米兰实施强暴，可是这种强暴不仅没有得逞，反而遭到米兰反强暴式的侮辱及嘲讽式的反问：“你觉得这样有劲吗？”这当然是没劲透了。已经感到彻底没劲的他赤着脚，骑着车，独自晃荡在空荡荡的阳光路上，他完成了丧失意义的全部过程。曾经的经历和向往，包括所有美丽情愫及惊心动魄，到头来不过是一种无聊。其实米兰本身不过是成熟和清醒得更早的典型，她一直用“锥子般的目光”看着马猴，对马猴吹嘘自己的英勇业绩早就洞若观火。所以，是她帮助马猴完成了丧失意义的转化。对于这样的生存状态来说，丧失意义也就意味着获得新生。
就这样，在摧毁神圣、摧毁向往的过程中，童贞的孩子们也摧毁自己人生的整个信念。一群本来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年直接从童年就步入成年，或者在童年中就已经注定成为成人。他们已经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而是少年时就懂得“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他们有了自己的世故、狡黠，有了本来不属于那个年龄的对社会和制度的清醒认识，那就是任何秩序和神圣也许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就是生存，是抛弃幻想，准备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种生存哲学从此贯穿了“我”的一生，所以以画外音形式表达的现在之“我”的反思其实都是对这种秩序、神圣不再信奉的言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头还是避免不了被制度侮辱和损害的命运。对于这种伤害，现在的“我”已经看得很透，于是当然就有了对于世事与人生的深刻感悟。
这就是“我”对那些日子的记忆，而且人生似乎也因为这种记忆的错位、扭曲才变得无比厚重又无比轻飘。“我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而坚忍不拔的努力，结果却变成了谎言。难道就此放弃吗？不，绝不能。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要做个诚实的人，简直不可能。”这是一种新的人生立场，它已经不在乎真实和真诚，只在乎如何在挫折中生存。正是透过这种立场，我们才明白现在的“我”对过去岁月的总结与感受：“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充满赤裸裸欲望的夏天；虽然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阳光充足，太阳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晨风的抚摸居然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在那个年代闻到的总是一股烧荒草的破败味道；“我”的记忆就这样被年轮的变化而破坏，再不用分清幻觉和真实。
正如电影中米兰对待马猴的态度一样，雨过天晴，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为什么不把痛快转换为愉快，把幻想转化为务实呢？“现在我的头脑已经如皎洁的月亮一般清醒了”，纯洁和尊重没有意义，当时为对抗制度和集体秩序付出的代价已经无所谓，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重要的是今天就不要再付出代价了。邪恶让人们变得如此智慧，而且只有先让自己变傻才能变得更加聪明。电影中最清醒的人不就是那个整天喊着“欧巴”，后来又说别人“傻B”的傻子吗？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终于学会了与制度和权力的合谋，学会了利用这个制度来开拓自己的事业和利益，而不管这种制度与秩序是否公正、是否压制，只要它们能为我们带来实际好处。
《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了青春与叛逆、激情与伤害、冲动与惩罚，更描述了灿烂阳光在人的心里蒙上的巨大阴影。灿烂的阳光和金黄的记忆似乎并没有给人以光明和希望。所以今天的“我”对过去的生活总是怀有一种意淫的态度，当然也包括意淫过后的空虚和坦然。这样的人生结局只能是互相成为傻子，以傻子的姿态获得对世界的清醒意识，从而完成对自我的向内逃避式的拯救。从那段日子走出来的“我”对那时的制度与秩序既怀念又痛恨，既享受秩序的混乱又对秩序进行无情颠覆。要么钻时代空子，要么自我放逐，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也是一种发挥到极致的俗世的深沉。他们颠覆了神圣，却永远没有确立对生命本身神圣性的认同。神圣崇高和世俗卑贱不过是一回事，人们就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所享有的洋房、高级轿车等都不过是证明自己已经参悟人生，成为成熟的弄潮儿，成为时代的骄子。城市中的他们即使伤痕累累，但也是既得利益的一群，这是他们对那段阳光灿烂日子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的成果。
是的，在那个充满集体无意识的狂热时代，他们应该属于酷的一群，属于对抗集体、张扬个性的一群，但他们的对抗明显是消极的，因而也是破坏性的，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注定要破灭的灿烂生活。如今，他们成熟了，他们在强势话语之下利用了强势话语来获得自己的自由生存空间；他们不会严守边界；他们不需要革命、启蒙，也不需要别人干预自己的生活；他们拒绝铁肩担道义，拒绝宏大叙事，而只有对生活的调侃与享受；他们对权力不再拒绝与排斥，而是愿意与权力形成角逐和共谋，只要这种权力能为自己带来好处——即使他们内心深处对这种权力和制度的丑恶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以权力的话语来实现对权力的反讽；他们拒绝主流，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一种充满优越感的主流态度；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义气与责任，但他们的话语将排斥一切责任感，并且以责任感的虚无来证明自身独立的标志和人格的品位；他们曾经受挫，并善于从挫折中获取人生的经验而非制度建设的经验；他们拒绝尊严，蔑视崇高，但他们其实也是自尊心最强，最希望实现某种抱负、而又最容易受伤害的一群；他们脆弱又坚韧，总能在最糟糕的制度环境中营建自己的安乐家园；他们嘴上说自己是最傻最愚蠢的一群，其实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最有智慧、活得最高明的人；他们表面迎合秩序和权力，但内心永远不会对秩序、制度、权力和传统有丝毫尊重。
这就是这种生活的逻辑。既然我们注定要在夹缝中寻找飘摇不定的自由，既然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拓展生命的空间，那么，我们何必还另找出路、建设新的制度与秩序？我们只需磨炼自己的人生智慧就够了。我们一磨就磨了几千年，我们积累了一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在既定制度中玩好人生与政治游戏的丰富经验，但我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考虑一些也许是非常简单的制度设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对这种记忆的自我分析及反思是深刻和典型的，但又是有巨大缺陷的。它是对人性和世事的深刻揭示，反映出中国人对秩序和人生关系的思考及解决方案，但对于衬托甚至决定这种生活方式的制度，他们除了拒绝、反讽、颠覆或合谋以外，并没有认真地加以对待和拷问。也正因为如此，我对电影中娴熟运用的象征、隐喻、暗示、反讽、自嘲、错位、荒诞、黑色幽默等各种表现深刻的手法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也许我们在这上面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智力和精力，但为什么不将眼光投向一些简单的能够实现更为自由有序生活的制度与秩序呢？
在这种对制度既抗拒又利用的人生态度里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制度与秩序观：这种观念强调集体秩序，凸现个体之间的无序，并以个体的无序来颠覆秩序本身的神圣；这种观念不认同集体秩序与个人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秩序、制度、规则、权力都不过是外在强加的，它们似乎与我们个人的努力无关；这种观念不在乎制度与秩序本身的公正、良善和渐进积累，既然个人的记忆可以错位，制度与秩序当然也可以不断重建，它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都不抱什么设想；这种观念将所有反思的目标都局限于对受害者本身的凝视和对秩序本身的排斥，而没有及于对制度本身的成因及内在优劣的反思；所以这种观念实质上是逃避而不是参与创造一种制度的生活，它并非对既存的规则和秩序一无所知，相反，它对这种制度和权力的运行逻辑有深刻的体悟，但它的用心并不是要改变和设计新的制度，而是要利用这种制度。可是，一个重大的悖论是，当他们对这种规则、制度与秩序看得越透、了解越深，他们就在这种制度中陷得越深，而不知道在这种甚至是丑恶的制度之外，还能寻找别的什么制度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