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回答。“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国度，”他一边述说，一边招手，示意我跟他走，“我和她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我妹妹昨天暴病而亡，亲戚们想明天埋葬她。但是，根据我们家族的一种古老习俗，所有的人都要安葬在祖先的墓室里。很多人死在异国他乡以后，其亲人也要千方百计经过一定的防腐处理运回家乡安葬。现在，我同意把她的躯体交给我的亲戚带走，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把她的头带给我父亲，让他再看她一眼，她毕竟是他的女儿。”
这种把亲人的头颅割下来的习俗，虽然使我感到恐惧，但是我不想提出反对意见，怕得罪这个陌生人。因此，我对他说，给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我可以做，请他引我到死者那里去。但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一定要在夜间秘密进行呢？
他回答说，他的亲戚认为这种做法太残酷，如果白天做，他们会反对的。但是一旦把她的头割下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虽然可以把头割下来，但是一种天然的感情使他不忍心下手。
不知不觉中，我跟着他来到了一幢豪华的大厦前。我的同伴指着它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夜间散步的目的地。我们经过大厦的正门，进入一扇旁门。进门后，陌生人随即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在黑暗中登上狭窄的螺旋式楼梯。
这个楼梯通往一条灯光暗淡的过道，然后进入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灯是点亮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具尸体。
陌生人把脸转过去，似乎是不想让我看见他流泪。他指着床上，暗示要我干净利落地把事情办完，然后迅速走出门。我把作为一个医生常带在身上的手术刀取出来，向床边走去。尸体只露出一个头，这个头很美，我看了后不禁从心底里感到惋惜。
乌黑的头发结成长长的辫子向下垂，脸色苍白，双眼紧闭。我按照医生截肢手术操作规程，先在皮肤上切开一个口子，然后拿出我最锐利的刀子，一刀就把喉管切断。
多么可怕！死者睁开眼睛，又立刻闭上，发出长长的呻吟声。她的生命气息看来到这时才完结。与此同时，一股热血从伤口喷涌而来。我深信不疑，是我刚才把这个可怜的女子杀死了。
因为她已经死亡，所以毫无疑问，她受了这样重的伤，是没有任何办法挽救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犹豫不决，呆呆地在那里足足站了好几分钟。我想，难道是我被那个披红斗篷的人骗了？难道他的妹妹原来是假死？后面的设想在我看来，可能性似乎大一些。
但是，有一个想法不能对死者的哥哥说，那就是，假如手术稍微慢一点点做，也不至于把她杀死。想到这里，我就想干脆把头完全割下来。但是，死者又呻吟了一次，痛苦地动了几下，才真正死去。
我当时吓得手足无措，精神麻木，在神情恍惚中，跌跌撞撞冲出了房间。可是，过道上的灯已经熄灭，一团漆黑，同来的那人不知去向，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好不容易才找到螺旋楼梯。我跌跌撞撞下了楼梯，下面同样没有一个人。我发现门是虚掩的。到达街上时，我的呼吸才平和一点。在那间房子里，我差点吓死了。在恐惧感的驱使下，我跑步回到家，一头钻进被窝里，想把刚才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情忘掉。
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才渐渐恢复平静。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暴行。我想，引诱我去干这件事的人，总不至于出面告发我吧！我立刻决定到店里去做生意，尽可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仔细一想，糟糕——以前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上面——我的帽子、腰带以及刀子都不见了，不知是忘记在死者的房间里呢，还是在我逃跑时丢失了。
前者的可能性最大，人们因此会发觉我是凶手的——天啊！不管怎样，我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此，我像往常一样按时开了铺门，我的邻居马上向我走来。他是个健谈的人，每天早上都要和我侃一会儿。
“哦，您怎么看，”他开口说道，“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一片愕然。“怎么，满城都沸腾起来了，您竟会不知道？您当真不知道：佛罗伦萨最美丽的一朵花，比安卡总督的女儿，昨晚被人谋杀了！唉！昨天我还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和她的未婚夫坐着车从街上经过，因为他们原本今天就要举行婚礼的。”
邻居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入我的胸膛。痛彻心扉，而且没有止境，一阵刚过，一阵又来，因为每一个顾客都向我说起这件事，越说越可怕；然而谁也不能说得像我亲眼看见的那么可怕。
中午时分，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进我的铺子，叫我把闲人支开。
“扎罗伊科斯先生，”他说，一面取出我遗失的物件，“这些东西是您的吗？”
我考虑了一下应不应当完全否认；但当我从半开的门户中看见我的房东和几个熟人时，我恐怕他们会出来作证，我决定不让一句谎话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就承认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穿制服的人叫我跟他走，把我带到一所高大的房屋里，我马上看出就是监狱。他在里面暂时指定一个房间让我呆着。
我一个人待在监牢里，想起我的处境，觉得可怕极了。即使是出于无意，我也是杀了人。这个念头老是在脑中重复出现，挥之不去。我也不能不承认，金钱的光芒晃瞎了我的眼睛，否则我也不会盲目地去干这件事。
两个小时之后，有一人开了门，让我跟他走，经过几道楼梯，来到一间大厅堂里。堂上摆着一张长桌，桌上蒙着黑布，周围坐着12个人，大半是白发老人，大堂两边摆着一长串条凳，坐满佛罗伦萨的上流人物——高高的楼厢上挤满观众。
当我走到黑桌子前面时，一个面容很凄惨的人站了起来。这就是总督。他向在座的人说，因为他是死者的父亲，不能审判这件案子，这一次他让给年纪最大的议员。
这个议员至少有90岁高龄，弯腰屈背地站着，两太阳穴披着稀疏的白发，两只眼睛还燃着熊熊的火焰，说话的声音也很有力、清朗，他开口问我，承不承认谋杀人命。
我请求他听我辩护。于是我勇敢地侃侃而谈，把我做的和知道的事全部讲了出来。我看见，当我申辩的时候，总督的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发红。
我一说完，他就怒冲冲地跳起来说：“怎么，你这恶棍！”他向我叫骂道，“你还想把谋财害命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去？”
老议员责备他不该插言，因为他已自动将他的权力让给了他；而且说我谋财害命，也没有证据，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话，死者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丢失。
他还进一步向总督说，他得交代一下他女儿以前的生活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断定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同时他宣布今天停审，等总督交来死者的信件参考一下再说，于是我又被带进监狱。监牢的生活实在难熬，惨不忍睹，我时刻都在渴望着早一天能弄清楚死者和红衣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上法庭，桌子上放着好几封信。年老的议员问我这些信是不是我的亲笔。
我把信看了看，发现信和我收到的两张便条笔迹相同，无疑是一个人写的。我向议员们说明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重视我的话，反而说两者都可能，而且必定都是我写的，因为信后的签署清清楚楚是一个字，正是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信上写的都是恐吓死者的话，并警告她停止正拟举行的婚礼。
总督大约对我的人格作了别有用心的说明。因为这一天，他们对我残忍、严厉多了。
我根据我的两张便条力辩，我还以为这两张便条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呢；谁知他们说是已经全面搜查过，没有发现什么便条。这一来，当天开庭完毕时，我的一切希望也完了。
第三天，我又被带到法庭上。他们向我宣判，硬加给我谋杀人命的罪名，决定处我死刑。我竟得到这样的下场。亲人离散，家乡遥远，年纪轻轻的就得无辜死于刀斧之下！
这个可怕的日子决定了我命运的终结。晚上，我坐在寂寞的死牢里，一切希望都已消失，我的全部思想严肃地集中在死上。这时牢门忽然开了，走进来一个人，默默地看了我好久。
“我又找到你了，你是扎罗伊科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没有认出他。但是他的声音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对，是瓦勒蒂，是我在巴黎求学期间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他说，他是碰巧到佛罗伦萨来的，他父亲住在这里，是个很有声望的人。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后，便再一次来看看我，并向我本人了解情况，弄清楚我怎么可能犯这么重的罪。我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向他述说了一遍。他似乎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并且要我对他和盘托出，不包含只言片语的谎言。
我向他发出最庄严的誓言，保证我所说的情况句句属实。我只有一个过错，就是让金钱的光芒照瞎了眼睛，从而没有识破那个陌生人的花言巧语。除此之外，我没有过错。
“如此看来，你真的不认识比安卡？”他问。我敢向安拉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漂亮的小姐。瓦勒蒂对我说，这件事情中恐怕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总督非常急切地要把我置于死地。现在人们中间已经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早就认识比安卡，是为了报复她准备嫁给别人才把她杀死的。
我毫不隐瞒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谣言完全适合那个红衣人，但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他与这件事有牵连。
瓦勒蒂拥抱着我，失声痛哭。他答应尽一切力量，至少要挽救我的性命。尽管我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但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精通法律，而且他是会尽量想法营救我的。我在半信半疑、惶恐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两天之后，他终于出现了。
“我为你带来了宽慰，虽然这也是一种痛苦。但你将保全生命，并得到释放，但要牺牲一只手。”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朋友救了我的命。他对我说，总督坚决拒绝重新审理此案，但他为了避免产生不公正的印象，最后还是同意，只要在佛罗伦萨史书上有类似案例的记载，他就同意按那个案子的方式，对我作出判决。
他说，他和他父亲日夜不停地翻阅古书，终于找到了一个类似我的案例。书上记载的案情是：犯人的左手要被砍掉，财产被没收，本人永远被流放。
这次对我的惩罚也是如此，我现在只好等待我的那个痛苦时刻的到来。我不想给你们描绘那个可怕的时刻。那时，我在露天市场上把手伸到刑台上，我的鲜血弯弯曲曲流遍了自己的全身。
瓦勒蒂把我接到他家。我康复后，他慷慨地送给我盘缠，因为我千辛万苦赚来的一切，都变成了法院的战利品。
我从佛罗伦萨来到西西里岛，从那里随便乘上一艘船到君士坦丁堡。我寄希望于拿到我存在朋友手中的那笔钱，我还请求他允许我住在他家。使我惊讶的是，他反而问我，我为什么不住自己的家。
他对我说，一个陌生男子在希腊区以我的名义购买了一栋房子，并且告诉我的这位朋友，说我很快就会回家。我和我的朋友立刻到那里去，受到我所有的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一位老商人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是为我买房子的人留下的。
我念道：
扎罗伊科斯！世界上有两只手正在不停地工作，以使你不至于感觉到丧失了一只。
你眼前这所房子，以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你的。每年都会有人给你送来许多钱，你将属于贵国人的富翁之列，但愿你宽恕一个比你更为不幸的人！
我早就猜到这是谁写的，老商人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据他看来，此人是个法国人，穿一件大红斗篷。——不用说，这个陌生人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
在我新房子里，各种东西都很齐备，还有一个铺面，堆满了货物，比我原有的货物还要齐全、漂亮。
从那时起，迄今已有10年了。我一直继续外出经商，这并非因为生活的需要，而是由于我有这种老习惯。但我从来没有再去佛罗伦萨，这是个使我倒霉透顶的城市。每年我都如数收到1000金币。不过，虽然我很高兴，知道这个倒霉鬼还有良心，但他也不能用金币把我心灵上的忧郁购买去，因为比安卡被杀死的那副惨相永远浮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