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水生离开父亲去省外打工了。一家工厂要招收仪表工。来报名的人很多。厂方代表说，不管你学历如何、有没有工作经验，只要能将厂方交代的事做得最好者，就录用。每个来报名的人都拿到了一大堆宣传单。厂方代表说，谁要是将手中的单子发完，就可获得50元。时间为一天。开始行动了。有人不到半天就散完；有人请人散发；有人干脆往火中一烧了事。那些人早早地领到了50元。厂方代表说，你们都不错，会动脑。
水生开始也这么想过别人的方法，别人也教过他。可是他突然想到了父亲割稻和背包时的情景，他就没有了别的念头。
于是，他挨个地发，整一天，他还没有完成任务。第二天，他来厂代表处，交还剩下的单子。
厂方代表笑笑说，你呀，怎就不动脑呢，这50元可是很好赚的。
水生说，我尽了我的努力，我能收获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为此动歪心，不然，我以后就不能做正事了嘛。
厂方代表说，看不出你还不失农民本色。给，这50元，是你的劳动所得。
水生说，可我没完成任务。
厂方代表说，这50元可不是散单子那50元，这是你的工作奖励，因为你被录取了。要知道，我们招收的不是推销员，丽是仪表工，这是一项关系到生产安全的工作，要求人员认真、尽责，靠歪点子、走捷径是行不通的。其他的人挣的50元那只能是辛苦费而已，与工作无关。
水生很激动。他这时才明白，一生像老黄牛干活的父亲为什么总是不轻易说歇，他是在为夕阳前所有的劳动争取一种结果。
三个月后，水生汇回了第一笔工资。他在汇言栏中只写了四个字：感谢父亲。
文中负责人说水生有农民本色。其实我觉得这种本色，不仅是农民的本色，这是做人的本色，有了这种本色，你就会在傍晚的夕阳里看见金黄色的稻谷，看见自己像稻谷一样灿烂的人生。
父亲的角色
有这样一位父亲，他是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刚3岁半的儿子得了病，经医院检查后，孩子患的是一种严重的肾病，不久，肾病又转为严重的尿毒症，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第一次动手术，需要各项费用6万元。这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的工资是每月二百多元。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在教学之余，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小货车，趁星期天的时候，到冷饮市场批发一些冰棍，然后在校园里四处叫卖。毕竟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化人，而今要与集市里“引车卖浆者”一样沿路卖冰棍，心头不免有点斯文扫地的疙瘩，每当熟悉的同事或学生走来时，他都羞得直想钻地缝。
更让人难堪的是，他还常被一些不知情的群众误解。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孩子在他那儿买了根冰棍，在转身离去时，那年轻的女人对孩子说：“你若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只能卖冰棍！”听了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一阵阵绞痛，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不得不抛弃文化人的清高，忍受和适应这种小贩生活。
第一个月下来，他挣的钱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可以支付儿子半个月的透析费了。他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那是儿子生的希望啊。后来，他干脆提前离休，在校园里开了一家小卖部。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老燕为雏燕衔泥做窝一样，用自己的辛劳，为身患绝症的儿子垒起了一道生命的防护墙。
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为儿子操劳得两鬓霜白，背脊弯曲。由于过度劳累，自己也落下了一身病。近二十年来，他为儿子的病花去了各种治疗费用共计150万元。这些钱，除了他那微薄的离休工资外，都是他卖冰棍一元一元吆喝出来的。
和他儿子得同样病的许多病友，都先后去世了，唯有他儿子，还活得好好的，如今都大学毕业了。连主治医生都不得不惊叹这是一个奇迹。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奇迹是这位父亲用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和决心创造的。
当记者采访这位父亲，问他从一所重点大学里一位堂堂正正的教授，沦落到一个如同贩夫走卒的小店主，内心有何感受时，他只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是在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面对孩子，我的身份已经无足轻重了，即便我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而只是肩扛锄头的一介莽夫，在孩子生病后，命运只赋予了我一个角色——那就是父亲。
在他眼里，父亲这角色，不需要过多华丽的言语去粉饰，有的，只是无怨无悔、无欲无求的付出。
很多人头戴各种桂冠——教授、工程师、作家、科学家、硕士、博士、演员、歌唱家……为了拯救儿子，当那位堂堂大学教授放弃自己高贵的身份沦为小贩时，我们不要惊讶，作为一位合格的父亲，他唯有这样才能尽到一名父亲的责任！
为我而跪
自从我步入这所重点高中的大门，我就承认我不是个好学生。我来自农村，但我却以此为辱，整天和班里几个家住城市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一起旷课，一起打桌球，一起看录像，一起追女孩子……我忘记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多交了3200元钱的自费生，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忘记了父亲的期盼；只知道在浑浑噩噩中无情地吮吸着父母的血汗。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夜色很黑。光头、狗熊和我趁着别人在上晚自习时，又一次逃出了校门，窜进了街上的录像厅内。当我们哈欠连天地从录像厅里钻出来时，已是黎明时分，东方的天际已微微露出了亮色。我们几个人像幽灵一样在校门口律徊，狗熊说：“涛子，大门锁住了，政教处的李处长今天值班，要不翻院墙，咱上操前就进不去了！”“那就翻吧，还犹豫个啥呀！”我回答道。
光头和狗熊在底下托着我，我使劲抠住围墙顶部的砖，头顶上的树叶在风的吹拂下哗啦啦地响，院内很黑，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臭气。我估计这地方大约是厕所，咬了咬牙，纵身跳了下去。
“谁？”一个人从便池上站起来，同时一束明亮的手电光照在我的脸上。唉呀！正是政教处的李处长，我吓得魂飞魄散，一屁股坐在地上。
第二天，在政教处蹲了一上午的我被通知回家喊家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平素对学生要求甚严的重点高中让学生回家意味着什么。我哪敢回家，哪敢面对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双亲！
在极度惊恐不安中，我想起来有一位我叫表嫂的远房亲戚，她与政教处一位姓方的教师是同学。我想通过她的关系，能将此事“和平解决”。
次日上午，我失魂落魄地躺在宿舍里。我已经被吓傻了，学校要开除我的消息让我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被开除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样跟父母说，我还怎样有脸回到家……”这时，门“吱”一声响，我漠然地抬头望去，啊，父亲，是父亲站在我面前！他依旧穿着我穿旧的那件破旧的灰夹克，脚上的一双解放鞋沾满了黄泥——他一定跑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看出来了，那目光中包含了多少失望、多少辛酸，多少无奈、多少气愤，还有太多太多的无助……表嫂随着父亲和我来到了方老师家里。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鉴于我平时的表现，学校已决定将我开除。他们决不允许重点高中的学生竟然夜晚溜出去看黄色录像！已是傍晚，方老师留表嫂在家里吃饭。人家和表嫂是同学，而我们却什么也不是。于是，我和父亲就跌跌撞撞走下了楼。
父亲坐在楼下的一块石板上喘着气。这飞来的横祸已将他击垮，他彻底绝望了。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儿子身上，渴望儿子能一日成龙，然而，儿子却连一条虫都不是……想起父亲一天滴水未进，我买了两块钱的烙馍递给父亲。父亲看了看，撕下大半给我。自己艰难地咽下那一小块——脸上的青筋一条条绽出。那一刻，我哭了，无声地哭了，眼泪流过我的腮边，流过我的胸膛，流过我的心头。
晚上，父亲和我挤在宿舍的床上。窗外哗啦啦一片雨声。半夜，一阵十分压抑的哭声把我惊醒，我坐起来，看见父亲把头埋进被子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天哪，那压抑的哭声在凄厉的夜雨声中如此绝望，如此凄凉……我的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早晨，父亲的眼睛通红。一夜之间，他苍老了许多。像作出重大决定似的，他对我说：“儿啊，一会儿去李处长那里，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上学，就在这一次啦。”说着，爹的声音哽咽了，我的眼里，也有一层雾慢慢升起来。
当我和父亲到李处长家里时，他很不耐烦：“哎哎哎，你家的好学生学校管不了了，你带回家吧，学校不要这种学生！”父亲脸上带着谦卑的笑容，说他如何受苦受难供养这个学生，说他在外多苦多累，说他从小所经受的磨难……李处长也慢慢动了感情，指着我：“你看看，先不说你对不对得起学校，对不对得起老师，你连你父亲都对不起呀！”就在我羞愧地低着头时，突然父亲扬起巴掌，对我脸上就是一记耳光。这耳光来得太突然，我被打蒙了，我捂住脸看着父亲。父亲又一脚踹在我的腿上：“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给我跪下！”我没有跪，而是倔犟而愤怒地望着父亲。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那惊人的一幕：我那50多岁的父亲，向30多岁的李处长，缓缓地跪了下来……我亲爱的父亲呀，当年你被打成黑五类分子，你对我说你没有跪；你曾一路讨饭到河北，你对我说你也没有跪；你因为儿子上学借债被债主打得头破血流，你仍然没有跪！而今天，我不屈的父亲呀，你为了儿子的学业，为了儿子的前途，你跪了下来！
我“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父亲搂着我，我们父子俩哭声连在一起……两年后，我以752分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跪在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如此看来，我们要感谢那个凑巧的夜晚，李处长在便池上碰上了“我”，于是，“我”的人生轨迹才有了转交的可能。当然，在这十字路口，是父亲的“惊人一跪”把“我”推向了正确的方向。父亲用50多岁的膝盖跪30多岁的李处长。垫着的是“我”的心灵。
天堂里有没有您的暖床
2002年12月14日上午，湖南省娄底师专女大学生朱自归兴冲冲地提着一包礼物赶回家，准备给父亲朱和良庆祝即将到来的50岁大寿。可她未进家门，就听到了父亲已累死在建筑工地的噩耗……苦孩子的读书梦，浸满了多少血与泪1952年12月，朱和良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朝阳乡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他30岁那年，在亲戚的介绍下，与邻村一个叫李月娥的姑娘结婚成了家，并相继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1988年9月，朱和良来到离家不远的向塘煤矿做了一名挖煤工，李月娥则在家里不辞辛苦地种地。朱和良的大女儿朱自归、二女儿朱爱归和儿子朱太能学习十分刻苦，在班级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姐弟三人有个美好的愿望：考上大学，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接二连三的不幸却不断降临这个清贫家庭。
1995年5月，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朱爱归突然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挽救年幼女儿的生命，朱和良夫妇不仅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几千元钱。但女儿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走了。
李月娥经受不住突失爱女的打击，得了神经官能症。经历了这两场横祸后，朱和良家里已欠债两万多元。在农村，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他还是很坚定地对正在上初中的大女儿朱自归和读小学的儿子朱太能说：“孩子，爹就是拼上老命，也要供你们上大学！”
为了挣钱给妻子治病和供儿女读书，朱和良选择了上班。他每天白天待在家里照顾妻子，操持家务。晚上则在低矮的煤窑里拼命挖煤。
有一天，朱和良突然患了重感冒。朱自归劝父亲不要出去挖煤了，在家歇几天。但朱和良坚持出工。那天，朱和良从矿上回到家里时，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他再也没力气做饭了，便一头栽倒在床上睡过去了。懂事的朱自归看着父亲那疲惫憔悴的神情和过早苍老的容颜，痛惜得流下了眼泪。一天早上，朱自归没有像往常那样背上书包去学校，而是对父亲说：“爸，我不想再念书了。现在的学杂费太高了！就是把您累死，也供不起我和弟弟两个人念书啊！况且妈妈还要治病。我想到外面去打工，我们一起供弟弟上学，给妈妈治病。”
望着懂事的女儿，朱和良的眼圈红了。他拍拍女儿的肩膀，说：“傻丫头，马上就要中考了，你赶紧去上学。你的心意爸爸领了，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和弟弟读书。”但朱自归却迟迟不肯去学校。朱和良一时气急，狠狠地打了女儿一记耳光，打完后，朱和良马上后悔了。
他心疼地摸着女儿的脸，嘴里喃喃地说：“打痛了吗？是爸爸不对，下次再也不打你了。”说完，父女俩抱头痛哭……朱自归拗不过父亲，只好流着泪不断地鼓励自己：决不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