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经楚辞鉴赏(中华古文化经典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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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附录:诗经学常识(1)

程自信

〔诗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为《诗》或《诗三百》,汉初尊《诗》为五经之一,此后才称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收诗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际收录三百零五篇)。《诗经》所收作品,其创作年代,大约为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约有五百年的时间跨度。分类名目和排列顺序是:《国风》(风);《小雅》、《大雅》(雅);《周颂》、《鲁颂》、《商颂》(颂)。其中《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的一部分为民歌,作品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有深刻的揭露,并多方面地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感受,讴歌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及美好情操。《小雅》、《大雅》中的贵族讽喻诗,揭露和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以及奴隶主贵族政治的腐败、黑暗,其中部分作品还表现了诗人对政治动乱中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雅》中的史诗、农事诗、饮宴诗等,也具有一定的史学、民俗学和文学价值。《颂》中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描写农业生产及牧马之事的篇章。此外,《颂》中多为颂美先王、祖先功绩之诗。它和《雅》中的某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一样,内容中包含着对有利于巩固奴隶主专制统治的“宗法”、“天命”等观念的宣扬。当然,这类诗作在《诗经》中所占比例不大。《诗经》中许多反映了社会本质和人民思想感情、描写生动、语言质朴优美、音节自然和谐的诗篇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以四言为主的诗体形式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等,对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

〔三百篇〕指《诗经》的篇数。也作“诗三百”。《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生前,《诗经》已编定,收诗为305篇。此言三百,是指其整数。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后世或以“三百篇”为《诗经》的代称。

〔四家诗〕汉代传授《诗经》的著名学者,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及毛公(毛亨、毛苌)四家。他们所传的《诗》,合称“四家诗”。《鲁诗》、《齐诗》、《韩诗》为今文诗学,西汉时曾立于学官,魏、晋以后先后亡佚。《毛诗》为古文诗学,较为晚出,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笺》后,一直流传至今。四家都企图通过注《诗》以宣扬儒家思想,但在具体阐明诗歌题旨和解释文字时又时有歧异。

〔三家诗〕汉代传《诗经》的《鲁诗》、《齐诗》、《韩诗》的合称。三家诗说,在西汉时均立于学官,置博士。由于《毛诗》自东汉以后盛行,三家诗难以与之争衡,逐渐衰落、失传、亡佚(南宋以后仅存《韩诗外传》部分)。三家诗说,今可略见于王应麟《诗考》、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三家对诗的解释,虽或有不同,但同属今文诗学。《汉书·艺文志》曾评论说:齐、韩两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指出了在三家诗中,《鲁诗》优于其他两家诗。

〔鲁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汉初鲁人申公(名培)而得名。其传本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后来传《鲁诗》者有瑕匠江公、刘向等。至西晋时亡佚。申公说《诗》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

〔齐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汉初齐人辕固生而得名。其传本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后来传《齐诗》者有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萧望之、匡衡等。至三国魏时亡佚。关于《齐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提到辕固生曾为《诗》作传,又著录有齐地弟子记述、发挥师说的《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齐杂记》五种。

〔韩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燕人韩婴而得名。“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汉书·儒林传》)后来传《韩诗》者有淮南贲生、蔡义等。至南宋后,《韩诗内传》亡佚,仅存《韩诗外传》。关于《韩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诗》古文学派。因传授者为毛公而得名。毛公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二人。《汉书·艺文志》:“(鲁、齐、韩)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因此,《毛诗》初始只能在献王刘德的中山国内传授。其传本经文原系用先秦古文字书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毛诗》、《毛诗故训传》二种。西汉时传(毛诗)者有贯长卿、解延年、徐敖等。《毛诗》至汉平帝时列于学官,得立博士。东汉以后,《毛诗》独盛行于世。《毛诗》系统的重要著作有郑玄的《毛诗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

〔风雅颂〕《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亦即《诗经》作品的类别。《诗序》认为“风”是用于教化、讽谏,以求得政治风气改善的作品。“雅”,是言王政兴废的作品。“颂”,是赞美先王“盛德”,用于祀祖祭神的作品。朱熹《诗集传》认为“风”为“里巷歌谣”(民歌),“雅颂”则系“朝廷郊庙乐歌之辞”。现代学者多认为风、雅、颂的区别主要是在乐调上。“风”为地方乐歌(含民歌),“雅”为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王畿的乐歌,“颂”为周王朝宗庙内祭祀时演唱的乐歌或舞曲。

〔赋比兴〕《诗经》作品中所采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的提出,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但历来对赋、比、兴的界说颇多歧异。其中以宋人胡寅和朱熹的解释较为全面、准确。胡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语)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集传》)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赋,就是不加譬喻,直接铺陈叙述。比,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方法写人写物表达感情。兴,即“起情”,诗人把触动其情感的客观景物形象加以描绘,借其寓意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兴句,常用于篇章的开头,除有引起下文的发端作用外,还有比喻、象征事理及烘托气氛等作用。《诗经》中所运用的赋、比、兴手法,尤其是比兴手法(即形象思维的方法),得到了后世众多作家的重视,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及《小雅》《大雅》。因风、雅被儒家列为“六义”中的两类,故后人也以“风雅”指诗歌作品中的社会内容。

〔二南〕《诗经》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合称。

《周南》、《召南》诗共二十五篇。这些乐歌的诞生、流传地区,大抵在今江汉流域(周南,在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在今河南,湖北之间。)一带。汉代学者认为“周南”、“召南”是地域名。

宋人王质认为“南”为乐歌名。清人崔述、梁启超认为“南”是“诗之一体”。现代学者或认为“南”是由伴奏乐器衍变而成的乐调之名。二南,即汝水、汉水、沱水、长江一带的地方乐歌。

〔二雅〕《诗经》中《小雅》、《大雅》的合称。《小雅》诗七十四篇,大多产生于西周后期及东周初年。其中的民歌、贵族讽喻诗,多方面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暴露、抨击了衰周时期专制政治的腐朽与黑暗。《小雅》中还有一些描写农事及祭祀活动和用于宴会上的乐歌。《大雅》诗三十一篇,全为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大多为王室贵族成员。《大雅》中有少数讥刺时政的政治讽喻诗,但更多的是颂扬周民族英雄人物及文王、武王、宣王业绩的诗篇。

〔三颂〕《诗经》中《周颂》、《鲁颂》、《商颂》的合称。《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三颂,多为天子、诸侯祭祀时或在其它盛大典礼上所用的乐歌(或舞曲)。颂扬在位的周王、鲁侯、宋公或他们的祖先的功德是《颂》诗的主要内容。《周颂》三十一篇,为西周时期王朝的作品。《鲁颂》四篇,为春秋前、中期鲁国的作品。《商颂》五篇,为春秋前期宋国的作品。

〔笙诗〕指《诗经·小雅》中“有声无辞”的诗,共六篇,所以又称“六笙诗”。它们是《鹿鸣之什》中的《南陔》和《白华之什》中的《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据《仪礼》记载,此六诗皆以笙奏,故名。现代学者或认为,《诗》的传本中本无六笙诗之目,它们系由汉代传《毛诗》者附加上去的。

〔正风〕诗有正变之分,此说源出于《诗大序》。《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关系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与“变风”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风”这一名词。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文王、武王、周公或颂美时政的《风》诗。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为“正风”。

〔变风〕对《诗经·国风》中部分作品的特称。《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的是“乱世”之作,即产生于周室衰微、政局动荡时期的《风》诗。郑玄《诗谱序》以为《诗经·国风》中自周夷王至陈灵公时期的诗作属“变风”。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诗经·国风》中的《邶风》及以下十二国风均为“变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认为《风》诗之正、变,不宜以时间为界限,而是以“政教得失”而分。故以讥刺时政的《风》诗为“变风”。

〔正雅〕诗有正变之分,此说源出于《诗大序》。《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关系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与“变雅”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雅”这一名词。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先王之德”或颂扬美政的《雅》诗。

《毛诗正义》引陆德明语:“从《鹿鸣》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按:指笙诗),今唯十六篇。”“自此(按:指《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正小雅”、“正大雅”,统称“正雅”。

〔变雅〕对《诗经》二雅中部分作品的特称。《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的是“乱世”之作,即周室衰微、政局动荡时期的《雅》诗。《郑笺》:“《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毛诗正义》:“《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变雅,孔颖达以为其诗“兼有美刺”(《毛诗正义》),马瑞辰则以为纯系讥刺时政之作(《毛诗传笺通释》)。

〔六诗〕《诗经》作品分类及表现手法的合称。《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贾公彦疏:“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的乐歌,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六义〕诗经学名词。由《周礼》中“六诗”一词衍变而来,两者含义近似。《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于“六义”的解释,历来颇多歧异,其中以孔颖达之说影响最大。他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这是说风、雅、颂是诗歌的类型,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方法。“六义”说,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四始〕《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颂诗首篇的合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据魏源《诗古微》考证,古乐歌皆三篇连奏,因此“四始”不仅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篇,还包括它们后面的各两篇,共计十二篇,皆系述文王之德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