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老贝勒很熟吗？”一个年老的行员对跑腿的杰瑞说。
“没——错，先生，”杰瑞带几分顶撞地回答说，“我对它的确很熟。”
“那好。你也认识罗瑞先生？”“我对罗瑞先生要比对老贝勒要熟悉得多，先生，”
杰瑞说，那口气并不是不像没有办法到老贝勒去出庭作证。“作为一个诚实的生意人我宁可熟悉罗瑞先生，而不愿意熟悉老贝勒。”
“很好。你去证人出入的门，把这个写给罗瑞先生的条子给门房检查一下，他就会让你进去的。”
“进法庭去么，先生？”“是的。”
克朗彻的两只眼睛好像靠得更近了，而且在互相试探，“你对这个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要我在法庭里等着么，先生？”作为双眼相互探问的结果，他问。
“我来告诉你吧。门房会把条子交给罗瑞先生，到时候你就向罗瑞先生打个手势，吸引他的注意力，让他看到你等待的地方。然后你就在原地等着，听候差遣。”
“就这样么，先生？”“是的，就这样。他希望身边有个人送信。这信就是告诉他有你在那儿。”老行员认真的折好字条，标明收件人姓名。克朗彻先生默默地看着他，在他把墨水吸干时说：“我计算着今天上午要审伪证案吧？”“叛国案！”
“那可是要破腹分尸的呀，”杰瑞说。“凶狠着呢！”“这是法律，”年迈的行员把他那感到不可思议的眼镜转向他。“这是法律！”
“我感觉法律把人分尸也太厉害了点。杀了他就够厉害的，分尸太过分了，先生。”
“一点也不，”老行员说。“对法律要说好话。保护好你的胸口和嗓子，好朋友，不要管法律这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我劝你。”
“我这胸口和嗓子都是被湿气害的，先生，”杰瑞说。“我挣钱过日子要受多少湿气，你想想看。”
“好了，好了，”年迈的老行员说，“咱们都要挣钱过日子，可各有各的不同。有人受潮，有人枯燥。信在这儿，去吧。”
杰瑞接过信，外表恭恭敬敬，心里却很是不服，说，“你也是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儿呢。”他鞠了一躬，顺便把去向告诉了儿子，这才离开。
当时绞刑还在泰本执行，所以新门监狱大门外那条街还不像后来那么名声败坏，但监狱却是个肮脏的地方，各种令人不耻的行为都在那里出现，各种可怕的疾病也都在那里繁殖，而且随着囚徒进入法庭，有时甚至从被告席径直接传染给大法官，把他从宝座上拉下来。戴黑色礼帽的法官宣告囚犯判死刑时，也宣告了自己的毁灭，甚至毁灭得比囚犯还早的事出现过很多次。此外，老贝勒还以“死亡逆旅”闻名。面无人色的旅客继续从那儿出发，坐着大车或马车经过一条充满暴烈事件的路去往另一个世界。在走了大约两英里半的大街和公路时，并没有几个公民（即使有的话）为此感到羞耻。习惯是强有力的，习惯成自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很有用处。这监狱还以枷闻名。那是一种古老而聪明的制度，那种惩罚伤害的程度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它也以鞭刑柱闻名，那也是一种可爱而古老的制度，看了之后是会使人万分同情。它也以大量的“血钱”交易闻名，那也是我们祖先聪明的一种表现，它能引向天下最使人震惊的雇佣犯罪。总而言之，那时的老贝勒是“存在便是合理”这句名言的最好的例证。这个警句如果没有包含“过去不存在的也都不合理”这个使人尴尬的推论的话，倒可以当作是结论性的，虽然它并不管用。
污浊的人群满布在这种恐怖活动的现场。送信人已经习惯于一声不响用灵活的技巧穿过了人群，找到了他要找的门，从一道小活门里递进了信。那时人们花钱看老贝勒的表演正如花钱看贝德兰的表演一样，相对来说老贝勒要贵得多。因此老贝勒的门全部都是严加把守——只有罪犯进出的交通口是大敞开的。
在一阵耽误和犹豫不决之后，那门很不情愿地开了一条缝，让杰瑞·克朗彻挤进了法庭。
“在干啥？”他小声问身边的人。“还没开始。”“要审什么案子呀？”“叛国案。”
“是要分尸的，是么？”“啊！”那人兴冲冲地回答，“先要在架子上绞个半死，然后放下来让他眼看着一刀一刀割，再掏出内脏，当着他的面烧掉。最后才砍掉头，卸作四块。这种刑罚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是说，要是认定他有罪的话？”杰瑞说道，好像还要加上一份“但书”。
“啊！他们一定会认定他犯罪的，”对方说，“别担心。”
克朗彻先生的注意力在这个时候被门卫分散了。他看见门卫拿着信向罗瑞先生走去。罗瑞先生跟戴假发的先生们一起坐在桌前，距离囚犯的辩护人很近。那辩护人戴着假发，面前有一大捆文件。差不多跟他们正对面还坐着另一个戴假发的先生，双手插在口袋里。克朗彻先生当时和后来看他时，他的注意力都停顿在法庭的天花板上。杰瑞大声咳嗽了一下，又揉了揉下巴，做了个手势，以致引起了罗瑞先生的注意——罗瑞先生这个时候已站起身在找他，见了他便点点头又坐下了。
“他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刚才和他谈话的人问。“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杰瑞说。“如果有人调查起来，你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么？”“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杰瑞说。法官进场，引起了一番骚乱，很快就安静了下来，他俩这才停止了对话。被告席马上成了他们的焦点。一直站在那儿的两个狱吏走出去，把囚犯带进来，送进了被告席。
除了那个戴假发看天花板的人之外，每个人的视线都落在被告身上。那儿的全部人类的呼吸都向他滚去，像海涛，像风，像火焰。迫切的面孔努力绕过柱头，转过犄角，都想看到他。后排的观众站了起来，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肯放过。站着的人手扶着前面的人的肩头往前看，不管是不是影响了别人，只想看个明白——他们有些人踮起脚尖、有些人踩在墙裙上、有些人踩在简直踩不住的东西上，要想完全看清楚囚徒。杰瑞站在人群中很是引人注目，就像是新门监狱带铁蒺藜的墙壁的一个活动的地方，他那带有啤酒味儿的鼻息向囚犯吹去（他在路上才喝了一盅），也把那气味和别人的气味——啤酒味、杜松子酒味、茶味、咖啡味等等——混杂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浪潮。那浪潮已融合为一股浑浊的雾和雨向他冲刷过来，也已经向他身后的大窗户冲刷过去。
这一切注视与喧哗的目标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中等身材，气色良好，有一张被阳光晒黑的面孔和一对深色的眼睛，看上去像是一个年轻的绅士。他身着朴素的黑色（或许是深灰色）的衣服，留着一头深色的长发。目的是避免麻烦并不是为了装饰。心理的情绪往往是通过身体表面透露出来的，所以他的处境所产生的苍白便透过黄褐的面颊透露了出来，表现出他的灵魂比阳光更为有力。除此之外他十分冷静。他向法官行过了礼，便默默地站着。
人们望着这个人、向他喷着雾气时所表现出的兴趣并非是能使人类崇高的那一类兴趣。如果他所面对的判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如果那刑罚凶狠的细节有可能减少一部分，他的魅力也就会因此而减少。这个人的好看之处也就是他要被那么卑鄙地一刀刀地切碎。一个活生生的人要被残杀，被撕成几块，轰动情绪就是从这儿产生的。不同的观众尽管可以用不同的辞藻和自欺本领为这种兴趣辩解，可它刨根问底还是丑恶凶残的。
法庭里十分安静！查尔斯·达尔内昨天对公诉提出了无罪申辩。那公诉状里有无数的响亮言辞，说他是一个可悲至极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沉静的、辉煌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君主、国王、主子。因为他在不同的时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帮助了法国国王路易攻击我们上述的沉静的、辉煌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也就是说，他在我们上述的沉静的、辉煌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的国土和上述的法国国王路易的国土上频繁来往，从而十恶不赦地、背信弃义地、大逆不道地，诸如此类地向上述法国国王路易吐露了我们上述的沉静的、辉煌的、杰出的、如此等等的国王已经安排齐全打算派遣到加拿大和北美洲的兵力。法律文件里芒铩森然，杰瑞的脑袋上也慢慢的毛发直竖，揸开了铁蒺藜，他经过各种各样曲折之后才大为满足地得到了结论，明白了上述那个一再被重复谈起的查尔斯·达尔内这个时候正站在他面前接受申判，陪审团正在宣誓。检察长先生已准备好发言。
被告这个时候已经被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想象中绞了个半死、砍掉了脑袋、卸成了几块。关于这一点被告也很清楚。可他却没有在这种形势前表现出害怕，也没有摆出戏剧性的英雄气概。他一句话也不说，神情专注，带着沉静的兴趣望着开幕式进行，一双手轻轻的摆在面前的木栏杆上。木栏杆上满是草药，他的手却非常的泰然，连一片叶子也没有碰动——为了防止狱臭和监狱热流行，法庭里已摆满了草药，洒满了醋。
囚徒头上有一面镜子，是用来向他投射光线的。不知有多少邪恶和不幸的人曾被照在这面镜子里，又从它的表面和地球的表面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果这面镜子能像海洋会托出溺死者一样把它的影象重现，那令人憎恨的地方一定会是鬼影幢幢，使人毛骨悚然。也许囚犯心里曾经想过要保留这面镜子正是为让囚犯们感到难堪和羞辱，总之他挪了挪位置，却感觉到一道光线射到脸上，抬头一看，见到了镜子时脸上泛出了红晕，右手一伸，碰掉了草药。
这个动作使他把头转向了他左边的法庭。在法官座位的旁边坐着两个人，位置基本上跟他的目光齐平。他的目光立刻落到两人的身上。那目光闪落之快，他的脸色变化之大，使得转向他的目光全都又望着了那两个人。
观众看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刚过二十的小姐，另一个很显然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以他满头的白发十分吸引人们的注意。他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紧张表情：并非活跃性的紧张，而是沉思的内心自省的紧张。这种表情在他脸上时，他便显得年迈体弱，可是那表情一旦消失——现在它就暂时消失了，因为他正在跟女儿说话——他又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男人，还未超过他的最佳年华。
他的女儿坐在他身边，挽着他的胳膊。她因害怕这种场面，也因同情那囚徒，身子与他靠的更近了。因为仅仅看到被告的危险，她的额头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专注的恐怖。这种表情太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了，流露得太自然，那些对囚犯完全没有同情的看客也不禁受到感染。一片窃窃私语随之而起，“这两人是谁呀？”
送信人杰瑞以自己的方式作了观察，又在仔细观察时吮过了手上的铁锈，这个时候便伸长了脖子去看那两个人是谁。他身边的人相互靠在一起，按照顺序向距离最近的出庭人传递询问。答案又更缓慢地传递回来，最后传到达了杰瑞的耳朵里。
“是证人。”
“哪一边的？”“反对的。”“反对哪一边的？”“反对被告一边的。”
法官收回了刚才散射的目光，向椅背上一靠，眼珠子一动也不动的盯着那青年——那人的性命就掌握在他手心里。这个时候，检察长先生站了起来，绞起了绞索，磨起了斧头，把钉子钉进了断头墩。